2014年11月18日 星期二

丹增多吉:《有关那些反达赖喇嘛的抗议者,你应该知道的六件事》


6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bout the Anti-Dalai Lama Protesters


作者:丹增多吉(Tenzin Dorjee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在当今时代,很少有领导人像达赖喇嘛这样在世界各地赢得如此广泛而持久的欢迎与尊敬。他孜孜不倦地推进社会正义、普世责任、世俗伦理、跨宗教和谐以及非暴力原则,通过这些努力,他为减轻人类的苦难和增进全球总体幸福(Gross Global Happiness)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自然,很多民众必定会对一件事感到非常困惑——在尊者最近访问美国期间,一个神秘的抗议团体一直如影随形,从阿拉巴马(Alabama)到普林斯顿(Princeton)到波士顿(Boston)到纽约(New York)。
这些抗议者是何许人也?他们来自何方?他们对达赖喇嘛有何诉求?谁会从他们的抗议中获益?
以下是你必须知道的,有关这些反达赖喇嘛的抗议者的六个基本事实:
第一、他们是“格鲁派至上主义者”(Geluk supremacists)。
这些抗议者属于一个边缘化的佛教极端主义团体,他们信奉一个名为“雄天”(Shugden)的神灵,追求实现格鲁派至高无上的地位。图伯特佛教有五个主要派别,即格鲁派(Geluk)、萨迦派(Sakya)、宁玛派(Nyingma)、噶举派(Kagyu)和觉囊派(Jhonang)。在格鲁派内部,有一个支派因信奉“雄天”而历来禁止其成员阅读其他派别的经典,也禁止师从非格鲁派的喇嘛。这种格鲁派至上的意识形态历来备受争议,同时也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加剧了图伯特佛教各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达赖喇嘛之所以劝阻人们信奉雄天,也正是出于试图根除这种偏见。遵循一贯的鼓励进步与改革的政策,达赖喇嘛本人尽管传统上属于格鲁派,但是他就曾经向不同派别的喇嘛学习,并且鼓励所有不同派别受到同等的尊重。达赖喇嘛这些旨在增进跨派别和睦相处的改革措施,使得他成为了这些“格鲁派至上主义者”的眼中钉。
第二、他们将达赖喇嘛称为“独裁者”
这些抗议者指控达赖喇嘛是“现代世界最糟糕的独裁者”。这样的指控仅仅暴露了这些人生活在怎样一种扭曲的和受蒙蔽的世界里。而事实上,他们自己团体——即所谓的“新噶当吧”(New Kadampa Tradition)——就由这样一位人物所领导——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他禁止其学生阅读任何其他作家的作品。“西方雄天协会”(The Western Shugden Society)是“新噶当吧”的前沿组织,最近针对达赖喇嘛的抗议活动就是由这个团体组织策划的。这个团体相当于佛教中的“韦斯特布鲁浸信会”(Westboro Baptist Church)——这个团体不属于任何主流教会,而以其极端主张闻名于世。读者可以阅读这些第一手记录,从而了解“新噶当吧”是如何胁迫其信徒对达赖喇嘛进行攻击。
第三、 “达赖喇嘛是穆斯林!”
这些抗议者曾经指控达赖喇嘛是“穆斯林”。首先,使用“穆斯林”一词来辱骂对方就带有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的意味,而这些理念在当今世界没有容身之地。但是如论如何,宣称世界上最著名的佛教徒私下里其实是一个穆斯林,这本身就是一件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根本不值得对其进行任何认真的回应。他们还声称尊者是“假达赖喇嘛”。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谁是真的达赖喇嘛?莫非格西格桑嘉措(Geshe Kelsang Gyatso)是真正的达赖喇嘛?他是这个格鲁派极端团体的领袖,在他的修习中心只能读到他本人书籍和作品。或者他们是在等待北京去寻访认定一个真正的达赖喇嘛?
第四、这个格鲁派极端团体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
1997年,一位德高望重的图伯特学者连同他的两位学生,在印度达兰萨拉遭到暗杀,而他曾经批评“雄天”信仰偏离了真正的佛教教义。刺客逃离印度并径直逃往中国,那里是他们的避风港。印度警方将凶手直接与“雄天”团体挂钩,国际刑警也向中国发出了红色通报。对于北京而言,有关“雄天”的争议提供了一个诋毁达赖喇嘛和破坏图伯特事业的机会。因而它决定支持这个格鲁派极端组织,以此在图伯特民众之间制造纷争——这个策略正好符合中国分而治之的政策。请阅读更多有关中国为雄天团体提供资金的故事。
第五、他们找错了攻击对象
这些抗议者当中占绝对多数的是美国或欧洲白人,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图伯特僧人和受害者的模样。而这些享有特权的西方国家公民所攻击的达赖喇嘛,则是一位有家难回的难民。他既无军队亦无警察用以压制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因而这些攻击,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一件彻头彻尾的恶行。这些抗议者声称要捍卫“纯正的格鲁派传承”,但是他们欺世盗名的行为对这一传承造成的威胁远非达赖喇嘛的改革政策可以企及。这些人与归达赖喇嘛管控的任何组织或机构都没有丝毫关系,达赖喇嘛即便是想压制他们的信仰自由也根本无从下手。而唯一可以对他们进行掌控和实施强制的人——也因此是可以实际上剥夺他们信仰自由的人——是格西洛桑嘉措。这些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就加入了他的神秘组织。请参阅以下这些成功逃离新噶当组织的人提供的证词
第六、这些抗议者旨在破坏图伯特事业并推进中国的计划实施
在“新噶当吧”和中国政府的言辞之间有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呼应关系。他们两者都指控达赖喇嘛是CIA的傀儡;两者都把达赖喇嘛称为纳粹;两者都认为1959年以前的图伯特是“封建农奴制”。这个团体希望你相信是CIA救了达赖喇嘛一命,还很可能甚至希望你相信中国人从达赖喇嘛手中“解放”了图伯特民众。但是 “如果没有CIA,达赖喇嘛根本不可能逃命”的说法纯粹是一种虚构。这种说法不仅歪曲了历史,同时还篡改了图伯特抵抗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护送达赖喇嘛从拉萨流亡印度的历史真相。因此,“新噶当吧”和这些抗议者不再仅仅是一群“格鲁派至上主义者”,他们还是中国政府实现其“宏伟规划”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用来混淆图伯特议题并最终使得图伯特争取自由的斗争失去合法地位。
有关这个派别更为详细的宗教历史,请参阅图伯特问题专家蒂埃里多丹Thierry Dodin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教授的有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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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5日 星期二

嘉央诺布:《 绵羊辩证法》



作者:嘉央诺布
翻译:更桑东智
原文网址:
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4/06/26/the-dialectics-of-being-sheep/


埃里瓦拉赫(Eli Wallach)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在电影《黄金三镖客》(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1966)中


好莱坞性格演员埃里•瓦拉赫(Eli Wallach)本周二(2014年6月24日——译者注)去世,享年98岁。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大吉岭(Darjeeling)看过很多他的经典西部片:《西部开拓史》(How the West was Won),《麦肯纳淘金记》(Mackenna’s Gold),《黄金三镖客》(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还有我最喜欢的《豪勇七蛟龙》(The Magnificent Seven)。他总是出演坏蛋,但总是那种滑稽、肮脏、邋遢和让人过目不忘的坏蛋。他还有不少经典桥段。在《黄金三镖客》中,他洗澡的时候遭到对手的暗算,这名对手长篇大论地讲为何要杀他。埃里•瓦拉赫在肥皂泡沫下面藏着一只手枪,一枪撂倒了对手。他临走的时候说,“要开枪就开,别废话。”
我提到的最后一部电影《豪勇七蛟龙》是一部被低估的经典。它或许不是黑泽明(Kurosawa)的《七武士》(The Seven Samurai)那样的不朽影片。不过这部改编自《七武士》的电影中,有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对话。埃里•瓦拉赫扮演的墨西哥匪首卡尔维拉(Calvera),对保护那座墨西哥村庄的“七蛟龙”首领克里斯(尤•伯连纳扮演)解释为何要抢劫那些村民:“如果上帝没打算让他们被人修剪,那么就不会让他们成为绵羊。”
这让人不禁想到图伯特现代史中经历的一个“绵羊时刻”。
所有博巴都听过那个中国人1950年发动侵略时发生的故事,一位噶厦秘书通过电台得到了来自昌都图伯特军队指挥部的通知,据说他只是回复说,不能打扰噶厦,因为他们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聚会(或是野餐)。好吧,这样确实不好,不过后来我估计就再也没有人愿意来打扰这场愉快的聚会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更加丢人的事件导致了这个转变,这起事件清楚了揭示了当时图伯特领导层大多数人内心普遍存在的“绵羊心态”。
部署在金沙江前线的图伯特部队全都没有电台,因而尽管一直在担心,但是中国人发动第一波进攻的消息在五天之后才传到昌都军事指挥部。Karchung将军派出的通讯兵在1011日午夜前筋疲力尽地骑马赶到了昌都总督官邸。阿沛立即通知了在拉萨的噶厦。1012日晚,拉萨电台在下午五点开始播音,并用英语、博语和汉语播报新闻,但是其中没有提到中国人的入侵。我们的电台主管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和其他在昌都的官员都感到非常震惊和灰心丧气,而之前他们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拉萨发出有关公告。第二天和第三天,拉萨电台依然是一片死寂。对于拉萨方面的沉默,福特感到非常费解,后来他在《图伯特被俘记》(Captured in Tibet 1957)一书中写道:
如果拉萨政府曾打算进行一些象征性的抵抗然后设法求和,那么它的行为还更加容易理解一些。但是,当时并没有采取任何类似的行动。抵抗是实实在在的……从来没有任何有关投降的问题。我只能认为这是一个习惯问题。拉萨政府非常习惯于执行这样一种政策——不说任何可能冒犯或是触怒中国人的话——以至于事态已经和触怒毫无关系的时候,依然在秉持这一政策。它还在试图避免一场已经爆发的战争。
如果你认为绵羊式的行为乏善可陈,那么我们当前领导人又是何种心态呢?假装过去的65年没有发生过任何可怕的事情,汉人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所需要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不要提起图伯特独立或民主话题,禁止所有流亡团体和组织抗议北京,然后中国就一定会前来邀请我们去北京参加另外一轮会谈(该是26轮了吧?),或者批准尊者前往五台山朝圣,为了这个目的很多流亡官员和中国知识分子朋友们已经鞠躬尽瘁、殚精竭虑。
这是比绵羊行为更加糟糕的死绵羊行为。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曾经撰写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对中国民众的绵羊般的特性扼腕叹息,并且在一篇杂文中指出——或许有一种办法能让即便如此顽固的特性得到根本性的转变:
君子若曰:“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动,不过是空费力气而已矣。”
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这计划当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见夫野猪乎?它以两个牙,使老猎人也不免退避。这牙,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一点比喻》,收于《华盖集续编》——译者注)
对于生活在自由世界所有博巴们而言,现在是时候长出这样的獠牙或是其他一些东西了。在过去的最近几年,我所认识的流亡社区的差不多每一个人(包括外国支持者)都似乎钻进了个人的小天地,唯恐被人指责为“伤害了达赖喇嘛的感情”,或者“导致尊者仅仅会活到108岁,而不是原本打算的113岁”(边巴次仁语),或是被指责为隐藏的雄天(Shugden)支持者。我本人在田纳西的群山中过着相对平和而离群索居的生活,因而我不应该对我的朋友们说三道四,他们或许就生活在某些绛红色的阿亚图拉(ayatollah)或是原教旨主义的莽汉身边。这个任务或许最好还是交给特立独行的鲁迅先生:
 “世上如果真还有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56》,《华盖集》——译者注)

2014年7月23日 星期三

嘉央诺布:《孤掌难鸣: 天安门记忆与流亡当局对中国的“工作拓展”》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原文网址:
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4/06/23/the-sound-of-one-hand-grasping/


这个月(6月)初在美国对天安门屠杀25周年的纪念活动出奇地不声不响,尤其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群体中更是如此。89年事件发生后的几年,情况可是大不相同。我当时正和我的朋友拉藏次仁啦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说,我们见到了很多中国学生,并和他们进行了交谈。那时在美国大约有40000名中国学生。北京进行军事镇压之后,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授予这些学生政治庇护和永久居留权。

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与天安门前的抗议活动很少有或是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但当时作为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在欧美国家形象颇为高大。我们所遇到的学生都以近乎传教士式的热情,表达了他们对民主的拥护(或是他们对民主的理解),而且是带着毋庸置疑的真诚。尽管在我的记忆中,在图伯特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时常是相当恼人,甚至是令人憎恶。

在位于伊萨卡(Ithaca)的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举行的一次会谈中,仁青达洛啦(Rinchen Dharlo la)在我和拉藏啦之前发表讲话,他当时刚刚被任命为达赖喇嘛驻纽约的代表。听众席上的中国学生用非常居高临下的态度对他说话,并且指责他提起图伯特议题。他们声称中国民主才是最为优先的问题。一旦他们推翻了共产党,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然后才能讨论图伯特自由问题。我指出,有同样的可能性出现相反的情况,新政权有可能对图伯特进行更加严厉的镇压和更加残酷无情。有个人高声打断我的话,“我们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出现这样的事情。”我笑着回敬道:“中国人民何曾对自己的政治有过丝毫的发言权?”拉藏啦也用毫不掩饰的语言反唇相讥。

在随后几个月我们遇到一些天安门广场上实际活动人士,诸如柴玲、沈彤、吾尔开西等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图伯特问题上的态度都自相矛盾。但是流亡政府认为这是一个针对中国和中国异见人士“开展工作”的好时机。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甚至动用了达赖喇嘛的私人基金来“培养”这些人,而最终基本上是“竹篮打水一场空”。ICT的工作人员投入了大量时间关照这些中国异见人士,并将他们介绍给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但是在这些异见人士当中,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公开表达他或者她对图伯特事业的支持。他们发表的少数几份措辞谨小慎微的有关图伯特人权的声明,也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其实他们即便不这么做,也没人会真的当回事。那么这些所谓的异见人士和民主活动人士现在都身居何处呢?根据伊恩•布鲁马(Ian Buruma)在2003年所著的《坏分子:从洛杉矶到北京的中国反叛者》一书,这些人或是变成了野心勃勃的商人,或是华而不实的媒体顾问,甚至是纠缠于经常是你死我活的“窝里斗”。

这并非是说在图伯特问题上没有真正的汉人朋友。最早和最坚定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之一魏京生,就经常公开表示支持图伯特事业。记者曹长青曾写过两本小册子,讨论有关图伯特争取独立的权力,以及为了图伯特人民的生存而争取独立的必要性。资深劳改问题研究学者和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先生,今年三月在达兰萨拉公开发表讲话,坚决地支持图伯特独立。但是 由于某种新闻审查行为,CTA的网站没有报道他的讲话,演讲的视频也没有公开。我个人结识了很多中国活动人士,尤其在2008年。最近以来,一个笔名为更桑东智的汉人异见人士,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独立翻译我的每一篇文章(据知,翻译得相当出色)并在汉语网络世界进行传播。而我并没有付给他一分钱,也没有把他介绍给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请浏览他的网站

但是最近以来,流亡当局并不待见那些号召图伯特独立和推翻共产党统治的汉人朋友。他们想要的汉人朋友是那些愿意公开支持达赖喇嘛制定的对中政策的人,即支持“中间道路”的人。尊者自己对 “中间道路”的成功一直抱有很大的信心。2010年,在接受《印度斯坦时报》采访时,尊者宣称“最终我将赢得全中国人民的支持。”为了让这一愿景变为现实,若干年以来,流亡当局制定并实施了一项“工作拓展计划”。

20107月,尊者在他的推特上向中国民众发布消息,并接受他们的提问。但其实在这段“推特”插曲之前,尊者就曾经利用采访和与国际媒体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机会,向那些现在通常所称的“汉人兄弟姐妹们”伸出橄榄枝。
2008《新闻周刊》的一次采访中,尊者试图将1959年的以前的汉藏关系,重新定义为一种“热烈而亲密”的关系,而不是以前通常所以为的“痛苦而敌对”:

如你所知,直到1959年,博巴对汉人的态度都是亲密的,非常亲近,这是很正常的。在拉萨,人们提到汉人商人的时候都带着发自内心的尊重。当然在图伯特,人们听到共产党的名字都会害怕,因为人们了解在蒙古以及苏联的部分佛教社区所发生的事情。而后来中国共产党站稳了脚跟,越来越多的军队进来,他们的态度变得越来越粗暴蛮横。但是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只是抱怨这些“坏共党”,但是我们从来没说“坏汉人”。从来没有。

尊者的努力不仅仅是对媒体发表讲话,他还尽一切努力在各种行程中,亲自接见汉人群众,甚至包括前往达兰萨拉的汉人旅行者和观光客。这些人当中包括了尊者在公开讲话中经常提到的一些支持他的“中间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比如,李江琳、丁一夫和陈破空。他们都声称“在很多不同场合见过达赖喇嘛”。这些人给人留下的表面印象是同情图伯特的,而实际上他们也在写作有关图伯特的东西并号称是图伯特问题专家,但是在更为核心的政治问题上总是无一例外地模棱两可。他们似乎都不在北京的黑名单上,甚至都没有过“进局子”的记录。一个在CTA的消息来源告诉我,最近以来,尊者接见的中国访客要多于任何其他外部团体。这一点让很多博巴感到困惑,尤其一些退休的官员,其中有一位曾经跟我谈过此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设想,这些形形色色很轻易被引见到尊者面前(这是一项连很多博巴都无法享有的特权)的中国访客中,肯定有一些是来自中国情报部门的密探。

我确信读者们在各种媒体报道上读到过有关中国庞大的间谍计划,对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大学、研究机构,或许甚至包括军队和政府机关进行渗透,从而获取机密和影响美国政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国情报机构一直在利用访问学者、大学生、游客和其他貌似无关紧要的访客。达赖喇嘛接见的那些人也大致如此。在达兰萨拉有很多已经充分证实的安保漏洞。有一次,人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安保漏洞并问责有关官员。当时的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教授淡定地声称,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博巴们没有什么需要隐瞒。

中国人的海外谍报行动主要受中国国家安全部(MSS)的指导。但是在有关图伯特的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忽视中共统战部,这个机构负责处理与达赖喇嘛的谈判。达兰萨拉还乐颠颠地对这个机构的职能懵懂无所知,而根据2010年加拿大出版的一份材料显示,这个机构的职能包括在旅居海外的华人(和同情中国的外国人)中招募密探、控制中国留学生、对外宣传以及长期潜伏行动。
当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达兰萨拉的绝大多数博巴都令人忧心显得地不谙世事和天真幼稚。达拉萨拉对间谍的妄想症总是针对那些来自图伯特的“新人”。总体而言,这些“新人”当中的间谍数量寥寥无几,不过在去年的一起案件中,印度警方抓获了一个名叫边巴次仁的人,他被指控为间谍,计划实施“恐怖主义投毒阴谋”。结果证明他只不过是中国公安部门的一个小角色,而他的所谓“恐怖主义阴谋”也一事无成,因为CTA安全部在初步报告之后并无其他跟进报道。

但是,很多貌似腰缠万贯的中国游客和朝圣者,当然还有那些达赖喇嘛对其敞开大门并花费了大量时间的“知识分子”们——这些人似乎完全免于安全检查。事实上,有人告诉我,很多流亡宗教组织把这些人看做是有利可图的施主或供养人(jindaks)。

尊者似乎确信通过开展这种与中国访客的面对面交谈,他正在以某种方式影响中国对他自己的看法,并且无疑正在赢得中国的信任和同情。不幸的是,这些人当中至今也没有几个人公开站出来表示他们对“中间道路”计划的支持。
有些人说,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曾经发表过一些支持“中间道路”政策的言论。但是通观他的讲话,人们也只能看到一些认可图伯特“自治”和支持北京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的表述。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支持“中间道路”政策。唯一真正支持“中间道路”政策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王力雄。但是,在一篇有关今年一月被捕的维吾尔族教授伊力哈木•吐赫提(Ilham Tohti)的文章中,王力雄写道

 “他(伊力哈木•吐赫提)选择的道路是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维吾尔版,但是其他维吾尔运动人士却普遍拒绝。他们认为事实已经证明,达赖喇嘛除了让西藏人民浪费了三十年时间,什么结果都没得到。伊力哈木的被捕和他被扣上的分裂国家罪名则再次证明了中间道路只是一厢情愿。”

此类“工作拓展”的努力并非仅限于尊者接见中国访客,甚至在CTA内部已经体制化,能说汉语的“干部”们被分配到纽约、瑞士和其他地方的“工作拓展”岗位上。同形形色色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汉人,举行座谈、派对和社交集会。这些项目得到了尊者的鼎力支持,并且可以享有其他部门无法获得的资助。

迄今为止,尤为重要的一项“拓展”活动是在200986日至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名为“寻找共同点”的一次中藏会议。据会议组织者介绍,与会者包括“超过100名中、藏学者、教育工作者、作家和人权倡导人士。”参加会议的二十余名中方人员的开销全部由CTA承担,其中包括严家其,他当时居住在美国,曾经是被赶下台的前中国总理赵紫阳的高级幕僚。赵在2005年去世。尊者也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尊者在日内瓦会议上发表讲话

在这次会议的“最终文件”上并没有对“中间道路”政策的认可。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对其表示“尊重”的妥协性表述。会议通过的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其他五项核心决议包括这样一些善意而无关痛痒的建议和言论,诸如“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西藏问题的解决与中国民主化密切相关”。决议还号召中国民众认真反思“汉族沙文主义”(这是毛泽东1956年描述汉人优越感的时候创造的术语),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必须遵守法治原则。”决议的最后也是最软弱无力的一条指出,达赖喇嘛返回他的祖国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最后一条决议引发了有关达赖喇嘛访问五台山的一些讨论,以此作为尊者“返回祖国”的第一步。“他去五台山朝圣的愿望是他的权利。”但是,有一位与会者指出,“当局担心达赖喇嘛的任何一次访问都会让那些强大的潜在势力脱离掌控”,因此,即便是“纯粹去五台山朝圣”也不会得到许可。

我想,这次会议一定是在这样一种潜在的共同认知中结束的:现实难遂人意,中国拒绝同达赖喇嘛展开谈判,更不用说流亡当局。

流亡当局,包括司政洛桑森格本人,已经把达赖喇嘛的“拓展对中国的工作”作为本届政府的一项战略政策。在2008年发表于故乡网(Phayul)的一篇文章中,司政详细阐述了为何这样一个战略对于解决图伯特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他举圣雄甘地作为例证,司政说甘地同“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培养友谊,从而获得他们对他的事业的支持。显然,司政先生在此处犯了两个错误。
首先,甘地从英国、非洲和印度的白人民众那里赢得的几乎所有友谊,都是基于各种共同利益、活动或信念的私人关系,而不是以赢得政治支持为前提的“培养”。

其次,那些支持甘地的英国人或其他人,尤其是司政提到的Madeleine SladeRev. C.F. Andrews,他们都坚定地支持印度从英国赢得独立的自由斗争。甘地无需在争取独立的目标上同他们进行妥协,无需像我们这样一步一步地稀释我们最初的目标:从独立到“中间道路”,然后到司政的“部分中间道路”(放弃民主制度,甚至接受共产党的统治),最后只剩下对“中间道路”“表示尊重”,就如同日内瓦会议决议的表述。

还有另外一些印度独立事业的英国支持者,比如著名的Horace AlexanderWilfred Wellocks,他们成立了印度自由委员会(Council for Indian Freedom),把桂格党人、和平主义者和独立劳工党人团结在一起声援印度独立事业。我发现甘地的英国支持者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兰开夏郡(Lancashire)格林菲尔德纺织厂(Greenfield Mill)的纺织工人,他们因为甘地抵制英国货的斯瓦代希运动(Swadeshi)而丢掉了工作。在下面这张甘地于1931年访问这家纺织厂的著名照片中,甘地不仅没有碰到预想中的麻烦,反而受到了那些失业工人热情洋溢的欢迎。

如果我们真的需要“拓展工作”,也不应该是针对那些自私自利、自吹自擂的中国“知识分子”,而是应该面向真正的中国民众,那些在中共的统治下挣扎的民众,那些渴求民主和自由的民众。达赖喇嘛应该成为那些我们在中国的真正“兄弟姐妹们”的代言人——那些被剥夺和被压迫的人:那些“癌症村”里数以万计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那些在劳改营里遭受奴役的人;那些因旨在造富中共达官贵人的开发项目而被迫背井离乡的人。他还应该为中国的天主教徒、新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和法轮功练习者仗义执言:这些人被剥夺了信仰的权利,正在遭受中共政府残酷无情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