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2013年8月7日
本文原应为我的上一篇《22条军规：中间道路版三区统一》的第二部分，但是考虑到此文可以独立成篇，因此需要一个新标题。
——作者
官方的“中间道路”（MWA）理论认为，即便图伯特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绝大多数的康区和整个安多地区也将不可避免地被排除在这一美妙的进展之外。从表面上看，这种论调可以只能被看做是一个相当头脑简单的“伪历史”（ pseudo-historical）观点。
但是，这种推论的基础是一种错误的和分裂性的思路，这种思路正在被刻意用来使得康巴，尤其是安多人感到恐慌并进而放弃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这种观点的危害，小而言之，可以解释为拉萨政府在过去从来没有为康区和安多操过心；大而言之，无异于在说拉萨出卖（tsongba ray）了这两个地区。这种观点还时常沦为对拉萨贵族的恶毒指控，说他们剥削来圣城朝觐的康巴和安多人，并且剽窃安多学者的思想成果，尤其是根登群培（Gedun Chophel）的历史著作，这个博客的读者一定注意到过有一些这样的评论。
1950前的拉萨政府无疑是不合时宜的、虚弱的并且还时常是腐败的，但是远非出卖过康区和安多，它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些地区。实际上在各种不同的外交场合，只要有机会，它都一直在坚持对这些地区拥有主权。
 |
伦钦夏札•班觉多吉
（Lonchen Shatra Paljor Dorje）
摄于大吉岭，1893年。
|
1913年10月10日，图伯特伟大的爱国者和首席噶伦伦钦夏扎（Lonchen Shatra），在西姆拉会议上提交的正式立场文件中，提出了一份详细的有关图伯特独立地位的声明。这份档可以被看做是一份外交的或国际性的独立宣言。在这份宣言中，夏札（对图伯特领土的描述）不仅包括了康区和安多，而且还详细阐述了这些地区与中国之间精确的传统边界：
“东北自西宁赤岭之石碑（the ston pillar at Miru gang in Ziling）向东，沿来自积石山（Mar chen pomra mountain）之河流，迄河之初始大弯曲处，折向东南方，抵晋汤之白塔（Chorten Karpo in Jintang），……北方以昆仑山脉、阿尔金山脉、柴达木山脉，接连于霍希里山脉（Ho Shili Range）、白康普陀山脉（Ba kang po to Range），迄于青海（Tso Ngon-po）之北，内包三游牧部落（Ba nak kha sum Country），迄于中国甘肃省之边界，然后向南及东南方，内包果洛野番（Go-lok ）、霍尔科格（Hor kog）、瞻对（Nya rong）、金川十八土司、明正土司以及打箭炉；然后复南向抵四川与云南交界处，并折而西向沿西藏之界抵达利麻（Rima）而止。此部分地方即中国新近名之为西康者。以上所有各地均形成西藏之一部分，为藏人所居住，而且都含括于西藏之境内。”【1】
（此段译文转引自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林冠群的文章《“大西藏”之商榷——西藏境域变迁的探讨》，文中所注引文来源为：欧阳师无畏〈钵的疆域和边界〉文刊广禄主编《西藏研究》（台北：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民49），页138－139。中文引文内容稍多于嘉央诺布啦的英文引文——译者注）
为了支持他的声明，他从拉萨随身携带了“大量档案材料”。即便是相当不友善的学者梅戈尔斯坦也写道，夏札在发言时，“……在政治和领土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强硬，要求所有说博语的民众重新统一在达赖喇嘛的政府之下，包括安多和康区。”【2】
图伯特方面制作了56卷原始材料来支持他们的诉求。这些材料包括：“……人口普查名册，税收收入原始记录，诉讼记录，土地登记文件，对头人、官员、部落首领、喇嘛和寺院管理者的委任书，布告，公告，寺院捐赠记录，民兵组织服役名单，以及各种印鉴展示。”【3】
而中国人没有带来任何一件原始档案来支持他们的要求，图伯特方面的陈述让他们坐立难安。根据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爵士【4】的记述，中方谈判负责人陈贻范（Ivan Chen）先生流露出“明显的慌乱迹象”。但尽管理由不堪一击，中方还是断然拒绝哪怕是考虑图伯特方面提出的要求并且坚持整个图伯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会谈因中图边界问题而破裂，最初起草会议协议的中方没有在最终协议上签字。
 |
西姆拉会议（SIMLA CONFERENCE, 1913-14）。前排坐者左起：旺秋次仁（Kusho Wangchuk Tsering）【5】，Mr. B.D.Bruce，陈贻范（Mr. Ivan Chen），亨利•麦克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伦钦夏札（Lonchen Shatra），Teichi Trimon, Nyendron Tenpa Dhargay。站在麦克马洪身后的是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
|
英国和图伯特之间达成的协议是，由拉萨政府控制的领土构成“外藏”（ Outer Tibet），而那些由中国控制的部分被称为“内藏”（ Inner Tibet）。图伯特方面对这一妥协感到不快，但是不得不接受。就本文所进行的讨论而言，应当指出图伯特方面一直坚持所有康区和安多地区都应被看做“藏”，即便必须要加上限制性的“内”（inner）。这是拉萨方面的底线。当然，除了中图边界问题，会议还要处理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但那些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据查尔斯•贝尔说，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会议结果不满并且相当不公平地对夏扎进行了指责。当查尔斯•贝尔自己被尊者问到有关图伯特的“内”和“外”的划分时，他解释到尽管中国方面希望康区和安多成为中国的“省份”，“……但是我们设法让这些地区被称为‘内藏’，这样在这些地区保留了‘藏’的名称。将来，如果您的军队发展的足够强大，可以保证图伯特的权利得到尊重，你可以重新获得这部分国土的正当所有权。如若不然，连名字（倒不如说是“追索权”——作者按）都会失去。”【6】
事实当然没有查尔斯•贝尔对达赖喇嘛所说的那么简单，但是贝尔的建议也道出了一个基本的“残酷”事实。外交的胜利几乎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同军事胜利或实力内在相关的结果。如果你的军队在1918年横扫了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那么你就可以像丘吉尔在1921年所做的那样，拿出其中的一部分创造出一个以前并不存在的国家，称之为“外约旦”（ Trans-Jordan，后来的约旦是其一部分——译者注），并且夸口说你是“……在开罗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用一只钢笔划一划”就搞定了。由于丘吉尔喜欢在午饭时喝上些香槟和一两杯威士忌，据说他在下午划出了一条飘忽的边界，其结果在今天的地图上依然可以看到。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这条令人好奇的弯弯曲曲的边界被委婉地称为“温斯顿之嗝”（ Winston’s Hiccup）。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将官们，曾经在几年前率领未经训练的民团乡勇，在日喀则和拉萨击败了中国军队，他们从自己来之不易的经验中认识到军事实力的价值。在图伯特获得独立的最初几年，他们努力创建一支现代军队。这支现代军队1918年在康区获得的辉煌胜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是差不多一千年以来，图伯特军队第一次决定性地击败了入侵的中国军队。我曾经在我所写的书评文章《黑史》的“失踪的战争”部分对此有相当详细的回顾，如果有读者希望唤醒他们的记忆，可以阅读这一部分。
 |
在1918年获胜的
图伯特军队统帅
噶伦喇嘛•江巴登达
（Kalon Lama Jampa Tendar）。
|
这场胜利并没有图伯特人希望的那么彻底。英国人再一次和我们耍开了两面派手法。但是，昌都（Chamdo）、察雅（Drayak）、Sangyen、贡觉（Gonjo）、芒康（Markham）、白玉（Beyul）、邓柯（Dengkhok）以及整个德格（Derge）地区都得以解放，直到Rongbatsa一线，并在这里签订了一个条约。绝大多数康巴觉得1918年的胜利是他们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们夸张地将其描述为“土马年新时代”（ kalpa sa-ta）。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而且是民族的解放。1918年的胜利也清楚地证明了，训练有素的图伯特军队有能力捍卫他们的边疆，抵御中国的进犯。
但是在随后几年，拉萨在康区和甚至安多地区的军事抱负，与它的实力和资源相比，显得力不从心。1931年，在昌都的图伯特当局开始卷入Tre-hor地区两个寺院之间的争执，并且派兵越过了停火线。起初图伯特人相当成功，占领了甘孜和甚至新龙的绝大部分地区。中国人请求停火，正如夏格巴所讲，如果此时图伯特人同意停火，他们或许能够守住“相当大的一片领土”。但是图伯特人已经挺进到距离达折多（Dhartsedo，即现四川康定）只有几天路程，并且不明智地决定拒绝中方请求。这一年底，中国人大规模的反攻击退了图伯特人，甚至拿下了德格的东半部分。
第二年，非常欠考虑的图伯特人推进到结古多（Jeykundo，即青海玉树），而这个地区当时在安多回族军阀马步芳的控制之下。其结果对于图伯特人而言同样非常糟糕。
这些失败是不幸的，甚至是灾难性的，而我在此提起他们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拉萨政府从未放弃康区和安多，而它的官员们也并非如反对拉萨政府的人士所言，整日欢宴无度。在这些战争当中，很多卫藏官兵（以及康巴民兵）战死疆场。在1918年的军事行动中，有三名将军阵亡。1931至1932年担任总督的阿沛（Ngabo，不是后来的阿沛•阿旺晋美）因战事压力可能是死于心力衰竭（“他气息错乱”[his wind element became agitated]——夏格巴）。拉萨的传言说他是因为懊悔自己的失败而吞服钻石自杀。
 |
| 卓尼钦莫•登巴达杰 （Dronyer-chenmo Tenpa Dhargay）， 也称做“Apso”卓尼钦莫。 |
图伯特军事力量自1918年巅峰期的衰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图伯特人的失败提供解释。从1920年代初开始，民众大会（Tsongdu，仲都）中“极端保守”的寺院势力，在登巴达杰（Tenpa Dhargay，时任“卓尼钦莫”，即达赖喇嘛的大管家。）的率领下，并且得到龙厦（Lungshar）的支持，密谋瓦解 “致力于实现现代化”【7】的擦绒（Tsarong）领导的由军官和其他官员组成的权力集团。在随后的几年，拉萨的现代警察部队被解散，军费开支缩减，军官被降级，而同时给寺院和喇嘛们的供养捐赠却增加了。在伟大的十三世大喇嘛圆寂之后，由两位腐败且极端保守的喇嘛先后担任摄政，在他们当政期间，图伯特军队在共产党1950年入侵之前，在规模和效能上被缩减到原先的一个零头。
从实际意义上讲，不仅仅是1950年图伯特失去独立地位，甚至9世纪吐蕃帝国的崩溃以及后来失去安多和绝大部分康区，都可以直接归咎于图伯特政治中强大的僧侣和寺院势力。一件在学术上不存在争议的事件是，图伯特国王拉赛达玛【8】（r. 838-842）被一位僧人暗杀“……对于图伯特人而言是灾难性的，因为这最终导致了内战和整个国家的崩解。”【9】
 |
拉赛达玛，图中文字为：
“Khri Darma 'o dum tsan”
（赤•达玛•乌东赞，即拉赛达玛的原名）。
出自江孜白居寺十万佛塔
（Gyangtse Kubum）壁画。
摄影：桑丹卡尔梅。摄于1987年。
|
伟大的图伯特学者桑丹卡尔梅（Samten Karmay）对此事件进行了独创性的杰出研究。他令人信服地指出，同寺院方面的宣传相反，这位国王并没有迫害佛教徒，而是试图制约被僧侣集团所攫取的过分的特权和政治权力，这些僧侣集团在朗达玛的大哥日巴坚（Ralpachen）当政期间已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削弱了吐蕃帝国的军事实力并且疏远了世俗官员和将军。但是由于致力于加强帝国统治并将行政管理世俗化，拉赛达玛（Lhasay Darma）遭到了一名僧人的暗杀，并且从那以后在图伯特的历史和传说中一直遭到无情的妖魔化。
这一起由一名僧人实施的谋杀行动（或许是出于某个僧侣集团的阴谋）是吐蕃帝国崩解的直接原因。这虽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有关图伯特为何失去独立地位的政治讨论中从来无人提及。桑丹啦指出，在拉赛达玛当政时期，帝国是完整的，甚至远至“……像（甘肃）敦煌那样的地方都依然在图伯特的统治之下。”因而在拉赛达玛遭到暗杀之前，整个的安多和康区都无疑是图伯特领土的一部分。
当然，这些领土并非在一夜之间丢失殆尽的，在随后的几个世纪，拉萨还能以某种方式不同程度地保持日渐衰弱的影响和实力。但是就本文所进行的讨论而言，无需对这个衰落过程的详细情况进行深入探究。
值得注意的是，1725年满清皇帝针对蒙古各旗和安多地区的图伯特各部族，在西宁派驻按班（amban，即钦差大臣）经常被说成是图伯特影响力在这个地区的终结。但是保罗•尼图斯基（Paul Nitupski）【10】最近的研究表明，实际上派驻西宁的钦差大臣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力，对于果洛地区的图伯特部族而言，更是毫无影响力。另外，意大利学者毕达克（Luciano Petech）说，拉萨在安多地区一直设有一个类似的机构，“直到大约十九世纪中叶，派驻的大臣称为噶本（sgar dpon），其作用最主要是处理贸易事宜和对当地寺院的控制。”【11】和满清按班一样，噶本对地方政治看上去也几乎没有实际控制权。
但是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大部分安多地区逐渐被回族穆斯林军阀马氏家族所占领，而一直晚至1928年到1949年，安多地区才成为青海省和甘肃省的一部分。
但即便是在晚近这段时期，安多和拉萨之间关系维系主要是通过庞大的寺院网络，这个网络包括了精神、学术、文化，甚至财务和商业联系。而正是这样的联系将绝大多数寺院机构、喇嘛和他们的世俗信众，在图伯特佛教世界里整合在一起。安多学者白玛奔（Pema Bhum）告诉我，安多民众一直把拉萨当做他们的文明中心，他们用“拉萨，南方的太阳”（ lho-nyima lhasa）或“当我闭上眼睛，就看到了卫藏”这样的传统谚语来表达对他们的文化和历史渊源的情感。
拉萨政府也利用任何可能的时机来加强它与安多地区的悠久联系。塔泽仁波切（Taktser Rimpoche）告诉我，在他担任塔尔寺主持期间，会定期收到图伯特东部总督次旺拉鲁（Sawang Lhalu）的来信，尤其是在共产党入侵的前一年。
1926年，图伯特政府给果洛最高首领阿琼•贡玛仓（Arkhyong Gongmatsang）的登札朱古（Trulku Tendrak）授予四品官（rimshi）职衔，他是日芒（Ri-mang）各部落的首领。【12】另外一位色须（Sershul，即现四川省石渠县境内）地区牧民的部落首领甲波•仁钦旺吉（Rinchen Wang gi Gyalpo），也在扎曲卡（Dzachukha，位于现四川省石渠县境内）举行的典礼上被授予官衔和官服。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提到，1926年当他在果洛地区旅行时，有人告诉他，果洛部落“最大和最重要的”首领阿琼朱古之所以没有来他的营地，是因为他去“……向图伯特政府表示归顺了。”【13】
 |
| 左起：果洛•阿琼•贡玛仓（Golok Arkhyong Gongmatsang），格西•江白绕佩洛珠（Geshe Jampel Rolpae Lodroe），德格总管德彤•久美嘉措（Derge Governor Tethong Gyurme Gyatso），甲波•仁钦旺吉（Rinchen Wang gi Gyalpo），江孜军团军官。摄于：扎曲卡，1926年。来源：阿尼玛卿研究会视觉档案（AMI Visual Archives） |
这些和随后的一些果洛部落首领拜访拉萨的时候，他们都身着盛装并且得到了恰当的接待并按照礼节得到了达赖喇嘛的召见。我想应该指出，所有的康巴和安多人前往图伯特政府的辖地都无须“关牒”（ lamyik，即护照或签证），而所有中国人、印度人，当然也包括西方人则必须提交。
 |
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格西•喜饶嘉措
（Geshe Sherap Gyatso）与中国主席毛泽东。
摄于：北京，大约在1951年。
|
甚至在安多杰出的佛教学者但同时也是著名的国民党（以及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人格西•喜饶嘉措1944年试图从中国进入图伯特时，他带着50名中国“学生”和大量的礼品以及宣传材料，图伯特政府宣布，格西啦当然可以获准进入图伯特，但是他的中国“学生”则不可以。中共代理人巴塘人平措旺杰（Bapa Phuntsok Wangyal）可以很随便地进入拉萨而无须护照，他在自传中提到，他得到卫藏贵族和民众相当殷勤的接待。甚至非常保守的噶厦还接受了他关于图伯特改革的请愿书。
在1956年康区第一次大起义之后，当时有数千名康区难民和人数略少一些的安多难民涌入拉萨（达赖喇嘛说人数过万），拉萨政府没有驱逐任何人。由于我们必须为中国占领军提供粮食，在卫藏地区已经出现了食品短缺，但拉萨民众依然对难民表现出同情和支持。中国当局命令噶厦利用当时仅剩的图伯特军队和拉萨警察，将难民集中起来遣返原籍。
尽管软弱无力，索康沙贝（Surkhang shapé）领导下的噶厦依然拒绝了中方的要求。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这看上去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应该记得，当接到纳粹占领当局的命令时，法国维希政府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自己的犹太裔公民。而实际上，法国政府和警察心甘情愿与纳粹配合，将成千上万的法国犹太人集中起来运往德国死亡集中营。在一个案例中，法国警察甚至主动逮捕了13152名犹太人，其中包括4051名儿童，而盖世太保并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
茨仁夏加啦（Tsering Shakya la）在他的著作《龙在雪域：图伯特现代史》（History of Modern
Tibet）中告诉我们，中国人对图伯特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试图迫使图伯特政府使用所剩无几的军队“平息康巴起义”，甚至要为此事承担主要责任。噶厦连同仲都（tsongdu，即国民大会）一起提出了一个很有些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an）的反制提议。他们要求中国首先允许图伯特政府大幅度增加常备军规模，并且还要提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中国人只好将此事不了了之。
如果从国际法的层面上对有关事实稍加研究和探讨，我想，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康区和安多地区是独立的图伯特不可分割的部分。无需篡改历史或夸大其词，我们便可以确凿地证明，拉萨政府一直将康区和安多地区的民众看成是图伯特，是自己的民众，尽管有些时期它没有向这些地区的民众直接征收税赋和实施行政管辖。反过来，我们也肯定可以说明，康区和安多地区的民众也把拉萨当成是他们语言、文化和精神文明的首都，而且在重大的危机时刻，也当成是他们的政治首都，正如恩珠仓•贡保扎西（Gompo Tashi
Andrugtsang）和成千上万图伯特东部难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所作所为。当然，有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说明，所有康区和安多地区有数百年的时间并非毫无争议地是图伯特国家的组成部分。
而这正是我想指出的对国际法和历史进程的一种离奇而错误的解读，甚至 “中间道路”政策的领导人和倡导者们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误读。他们似乎相信存在某种“诉讼时效”（ statute of limitations）——在历史的时间在线存在某种时间截点（或许是50年到100年），而失去独立地位的国家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则永远不能合法地重新要求获得他们过去的独立地位。因而，“中间道路”的观点认为，如果图伯特获得独立，那么只有1950年（63年以前）由拉萨政府管辖之下的范围会被当做（是被联合国、国际法庭，还是其他什么人？）图伯特的领土，而过去几百年没有受噶丹颇章政府直接管辖安多地区和康区其他部分则不符合条件。
这种观点无疑是荒谬的。在英国统治200年和莫卧儿王朝统治300年之后，印度成为了独立国家。所有图伯特人都多多少少知道一些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在失去自己的祖国2000年之后建立了独立的以色列。
苏格兰人在300年以前失去了他们的独立地位，当时一位苏格兰国王娶了一位英格兰公主，他的儿子詹姆斯同时成为苏格兰和英格兰国王。苏格兰人要求独立远不如图伯特人顺理成章，《勇敢的心》的图伯特粉丝们应该会注意到，苏格兰英雄的故事只是苏格兰历史中的一个章节。但是现在，当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希望苏格兰脱离“联盟”的时候，没有人对苏格兰人说：“孩子们对不起，你们出去的时间太长了，这个东西已经不卖了。”苏格兰独立是一个现实的议题。而这也是图伯特人必须去做的——让图伯特及其三区的独立问题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现实而响亮的议题。这是第一步。
为了获得独立，你不必有一个连续或几乎连续的自治历史。实际上，你甚至都根本无须拥有曾经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我想，可以有把握地说，联合国的大多数（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话）成员国，在他们被西方殖民列强征服之前，都不曾拥有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中东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过去只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vilayets），后来由英国和法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将他们切割成当前的国家：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等。
巴勒斯坦问题一直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国际媒体上，而巴勒斯坦过去只是奥斯曼帝国的几个区。你可以一直不断地找到这里的例证，直至最近的东帝汶和科索沃。我想我可以有信心地说，如果仅就历史而言，图伯特三区（cholkha-sum）比上面提到的任何国家都更加有理由获得独立。历史固然重要，但也当然只是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独立与否的因素之一。
民族自决权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被庄严地载入了对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宪章》，同时也被列为联合国有关人权问题的两个公约的第一条。按照民族自决权的有关规定，所有民族有权在不受外部强制和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正是根据这一原则，二战结束后，几乎每一个新国家都获得了他们的独立地位。尽管在原则本身尚存一两处争议之外，在哪些团体可以合法要求获得民族自决权的问题上，也还存在一些相互冲突的定义和法律规定，但是民族自决权作为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这一事实是不存在争议的。事实上，这一原则被看成是现代国际法的根本性和被普遍接受的“强制性规范”（ jus cogens）。
因此，我认为对于我们所有人，尤其是“中间道路”的信奉者和追随者，至关重要的是记住图伯特人民的民族自决权是得到联合国大会的三项决议明确承认的——1959年的1353（XIV）号决议、1961年的1723（XVI）号决议和1965年的2079（XX）号决议——这些决议都呼吁中国尊重图伯特人民的民族自决权。
“联合国大会……郑重重申停止剥夺图伯特人民基本人权和自由的行为的呼吁，其中包括他们的民族自决权。”（联合国大会，1961年第1723（XVI）号决议）
而且应该指出，联合国决议绝对清晰明了地表述了讨论的是谁的民族自决权。决议绝没有以任何方式暗示，所讨论的“人民”仅仅是指1950年以前在拉萨政府管辖之下的图伯特人，也没有说仅仅是指在达赖喇嘛的甘丹颇章治下的民众。决议只是说“图伯特民众”，而这一词语的定义，正如我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指出的，即便是中国也承认，包括了所有在所谓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所有“藏族”，这意味着包括所有的康巴和安多人。
我不认为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在联合国存在任何误解。在联合国有关图伯特问题的辩论以及被讨论者广泛引用的国际法律专家会议（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的两份报告中，所讨论的那些图伯特人权案例来自图伯特传统三区的各个地方。现引述如下：安多的热贡（ Rigong, Amdo）、德格的宗萨（ Dzongsar, Derge）、理塘附近的拉瓦（Rawa, near Lithang）、巴塘的囊桑（Nangsang）、安多的嘉央协巴和夏琼等寺院（Jayangshipa and Schachung monasteries, Amdo）、安多的Doi-Gyatsang、康区的达折多（Datsedo, Kham）和安多的Dakhang Nangkhe和 Chadze等等地方，当然还有卫藏地区的地方和城镇。
如果你读过当时的会议记录，很明显会议代表们知道拉萨政府管辖之下的领土在1950年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入侵，但同时也知道还有不在拉萨政府管辖之下的图伯特地区，在这些地区发生了反抗中国统治的大起义，以及中国在这些地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从决议的目的来看，很明显当联合国大会呼吁“停止剥夺图伯特人民基本人权和自由的行为，包括他们的民族自决权”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所有图伯特传统三区的人民。
我想同样毋庸争辩的是，图伯特三区的民众也已经明确地行使了他们的自决权并表明了他们的选择——他们拒绝中国的统治——1949年12月开始的发生在安多昂拉（Nangra，现青海尖扎县昂拉乡，位于县城南部——译者注）和霍木卡（Hormukha，现青海尖扎县贾加乡和措周乡，位于县城西北部——译者注）若干武装起义、1956年理塘爆发的康巴大起义以及1959年3月在拉萨发生的起义，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几起。当前正在安多和康区发生的已经超过120起自焚事件，清楚地显示了民众拒绝中国的统治，并且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诉求，呼吁图伯特的主权领袖达赖喇嘛回到他古老的首都拉萨，并由他的政府来统治一个统一而独立的图伯特。
而“中间道路”政策要求所有图伯特人去做的是，放弃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而“自愿地”选择成为中国的公民并且“自愿地”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之下。重要的是所有图伯特人，尤其是康巴和安多人，应该懂得如果这样做他们就是实际上宣布放弃了所有图伯特人（包括康巴和安多人）迄今从联合国获得的最为重要的法律判决，实际上放弃了他们的民族自决权，而一旦他们选择“自愿地”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他们也将在实际意义上放弃他们的基本人权。
你们或许听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美洲土著部落在1626年将曼哈顿岛卖给荷兰人，得到的是相当于26美元的“玻璃珠子、纽扣和其他小玩意”，就像一首粗俗的民歌中所唱“（他们）将布朗克斯和斯坦顿岛双手奉送，得到的只是一瓶劣酒”。这个故事很可能是伪造的，由一些种族主义的“老外”（inji，博语，原特指英国人，后泛指所有外国人——译者注）杜撰，用来说明土著人是多么的愚蠢。我很想知道，将来中国的种族主义者们将会编造出什么样的故事，来炫耀北京是如何轻易地耍弄了这些愚蠢的图伯特人，让他们出卖了争取一个独立的图伯特祖国的权利还一无所得，甚至连玻璃珠和纽扣都没有，更不用说一瓶劣酒。
2013年译于Bloomington，Indiana
[1]《中藏边界问题：在印度举行的中英藏三方会议珍贵记录，1913-1914》，作者佚名。 Anon. The Boundary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A Valuable Record of the Tripartite Conference
between China, Britain and Tibet held in India, 1913-14. Peking. 1940. pp.1-6.
[2] 《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Goldstein,
Melvyn 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9. pp. 68-71.
[3] 《西藏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 of Tibet）作者：孜本• 夏格巴• 旺秋德丹（Shakabpa, Tsepon W.D. ）Bhod Kyi SeDon Gyalrap ， Vol II, Sherig Parkhang, Dharamshala, 1976.
[4] 《帝国棋盘上的图伯特》，作者：普利曼•艾迪（Premen Addy）, Tibet on the Imperial Chessboard,
Academic Publishers, Calcutta Delhi, 1984. p.279
[5] 旺秋次仁（Wangchuk Tsering），是我从父亲的母系一支算的曾祖父。他出生于安多地区，孩提时代受过中国教育。最初担任满清政府驻亚东海关专员助理，后来成为两名海关专员之一。他退休后住在大吉岭并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期间提供了帮助。他的家族还保存着达赖喇嘛的一封来信，授予他图伯特东部地区芒康（Markham）总管的职务——旺秋次仁婉言谢绝的这一荣誉。——作者。
[6] 《十三世达赖喇嘛传》（Portrait of the Dalai Lama），作者：查尔斯• 贝尔（Charles
Bell） , Collins, London 1946. pp 206-207.
[7] Goldstein, ibid.
[8] “朗”（ Lang，即博语“牛”）是后来僧侣集团的宣传中对拉赛达玛（Lhasay Darma）的贬称，拉赛（Lhasay）意为“天子”。
[9] 《朗达玛国王和他的统治》，Samten G. Karmay, “King Glang Dar-ma and his
Rule” The Arrow and the Spindle, Studies in History, Myths, Rituals and
Beliefs in Tibet, Vol II. Mandala Publications, Kathmandu, 2005. p.15
[10] 《拉卜楞寺：亚洲内陆边区的西藏佛教社会，1709-1958》Paul Kocot Nietupski, Labrang
Monastery: A Tibetan Buddhist Community on the Inner Asian Borderlands,
1709-1958, Lexington books, UK, 2011, p. 117.
[11] 《西藏的贵族和政府》（Aristocracy and Government in Tibet），作者：毕达克（Luciano Petech）， p.13.
[12] Jamyang Norbu, “The Girl and the Golok
Chiefs”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8887&t=1
[13] 《阿尼玛卿山脉与周边地区》（The Amnye Machen Range and Adjacent Regions），作者：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 , Is.M.E.O., Roma, 1956.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