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莫拉•莫伊尼汉（Maura
Moynihan）
发表时间：2012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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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0日的加德满都
今年的3月10日是1959年拉萨起义的53周年，散布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图伯特流亡社区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在2001年比兰德拉国王（King Birendra）遇害之前，博巴们都会聚集在博达纳大佛塔（the great Stupa of
Boudhanath）前举行纪念活动，有很多尼泊尔王室成员站在达赖喇嘛的代表的旁边，并且会用尼泊尔语高声朗读一份声明表达对图伯特的支持。在90年代后期，纪念活动中部署的警力开始增加，活动也经常以小规模的警民冲突收场。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纪念活动中尼泊尔安全部队的人数急剧增加，甚至超过了参加守夜祈祷的博巴人数，同时也变得越来越暴力。很多的博巴在当场就遭到殴打和逮捕，并随即被加进“监控名单”而受到持续的监控和骚扰。
2012年3月12日，在博达哈（Boudha）的喜绕林寺（Sherap Ling Monastery）博巴举行了一个小型的集会。一大队尼泊尔警察站在寺院外面戒备，还有便衣特工在守夜活动现场招摇过市。仪式结束后，逃回家的博巴遭到警察极为蛮横敌对的入户追捕，这些警察还用包着铁皮的警棍驱赶僧人和学生，并且威胁那些质疑他们无端使用武力的记者和西方观察人士。
西方外交官目睹了一次在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门前，数百名尼泊尔警察配备盾牌、枪支、手铐和警棍，将20名博巴团团围住。2012年3月14日，2008年拉萨起义4周年纪念日，在加德满都山谷有至少70名博巴遭到随意逮捕。警察还袭击了很多尼泊尔人。一位做旅游生意的尼泊尔人当时刚巧路过斯瓦扬布纳特佛塔（Svayambunath
Stupa），有很多博巴居住在那一带。这位尼泊尔人说：“警察拦下我们的车，把我的妻子拉下车盘问，仅仅是因为她身上披着一件和袈裟的颜色一样的大披巾。我们看到警察将僧人拉下大巴，还殴打孩子和年轻人。”
尼泊尔内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在尼泊尔的头号兴趣就是图伯特难民：他们已经拥有所有在尼泊尔的博巴的详细档案。”中国官方将达赖喇嘛看成“分裂主义者”，并坚持认为达赖喇嘛在尼泊尔和图伯特运作着一个规模庞大、资金雄厚的间谍网，是对“国家安全的一个威胁”。其实，任何去过达赖喇嘛的流亡地达兰萨拉的人都了解，图伯特流亡社区是一个规模有限的，脆弱而贫困的社区。但是中国官方推动的咄咄逼人的宣传加上资金诱惑，使得人们日益将图伯特难民看成是敌对和危险分子。
一位最近逃到尼泊尔的28岁的博巴说：“我从市场回家的路上被拘捕，因为我没有居住证，尽管我想申请一份居住证，成为一名合法的寻求庇护者。那些警察非常暴力。他们用棍子抽打我的身体和脚底板，嘴里还喊着‘图伯特狗’（Bhote Kukkur）。我被释放的时候甚至无法走出监狱，只能爬着出去，他们一边踢我一边大笑。”
博巴们在加德满都实际上已经在各个方面失去了行动自由。在急剧增加的来自警察的侵害之外，博巴们还越来越多受到来自当地黑帮有针对性的暴力袭扰。很多人相信这些黑帮得到了中国特工的资助。一位在加德满都附近的旅游点泰米尔（Thamel）从事纺织品生意的流亡博巴说，“如果我们晚上出门，这些黑帮会截住我们的车辆，抢走所有的钱财珠宝，还会袭击妇女，但是我们无法报警，因为警察的作为和黑帮一样。”
合法地位与文件
1998年，尼泊尔政府停止向1989年以后在尼泊尔出生的博巴签发难民卡（RCs）。这些在尼泊尔的年轻的第三代流亡博巴，现在成了“黑人黑户”，他们无法获得任何有效的身份证明、居住许可或是旅行文件，甚至连正式的尼泊尔出生证明现在看来也得不到了。
有一位来自博卡拉（Pokhara）的年轻博巴在加德满都获得了医学学位，希望成为一名医生，但是在他的出生地尼泊尔却得不到行医许可。这一切都是由于他民族属性和难民地位。2011年，中国特工胁迫在博卡拉的一家尼泊尔银行的经理解雇了一名已经工作了7年的图伯特妇女。一位27岁的来自博卡拉的博巴说，“申请工作的时候，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博巴。然后你就只能空手而归了。”
那些住在破败不堪的帐篷难民营中的最贫困的博巴们在情感上最容易受到图伯特危机的影响，他们最有可能甘冒巨大的风险去参加政治性的抗议示威。
有报道证实，作为对这些发生在流亡博巴中的自焚事件的回应，尼泊尔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尼泊尔政府将很快重新检视针对图伯特难民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很可能变得更加严厉。2011年11月13日，来自内政部的Sudhir Kumar Sah对媒体说：“博巴开始用自焚的方式进行抗议，这使得尼泊尔政府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尼泊尔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不允许任何违背我们邻邦利益的活动。随着局势的发展，尼泊尔政府最终或许只能削减向居住在尼泊尔的博巴提供的所有便利措施，甚至包括他们的行动自由。”
一位出生在加德满都最老的图伯特难民营贾瓦拉科尔的图伯特记者说，“我们感觉遭到了软禁。我们出入自己的家门都受到监控。我们的电话被切断。我们知道这是来自中国的压力在起作用，我们的社区网络被肢解的四分五裂。我们甚至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开会。因而，我们也无法制定任何计划去应对尼泊尔方面的针对博巴的政策变化。”
逃亡与遣返
博巴的流亡路线是世界上最为漫长和凶险的逃亡之路：徒步穿越喜马拉雅山脉。以前，那些能够逃过珠穆朗玛峰的险峻山坡和边境上的中国巡逻兵的流亡者会受到联合国援助人员的救助，但是近年来，联合国难民署（UNHCR）已经不被允许在边境地区开展工作。
由于在边境地区失去了国际监督，想要记录被遣返的案例非常困难。一个叫扎西的年轻流亡者和其他五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同村的博巴，在2011年9月中旬进入了尼泊尔。这六名年轻人为了从拉萨到达尼泊尔边境，每人给向导支付了6000元人民币（大约943美元）。这几个人在9月中旬到达尼泊尔之后，扎西和其他人走散，国际声援图伯特运动（ICT）在三个月之后证实了他遭到遣返。
就在同一时间，一个有23人的博巴流亡团队在边境地区遭到拘捕，其中有很多还不到10岁的儿童。他们在加德满都的尼泊尔移民部被关押12天之后，被移交给了联合国难民署，尽管中国使馆施加压力试图将这些人遣返并移交给中国的边境警察。
两名美国国会议员，史蒂夫•夏伯特（Steve Chabot）和詹姆斯•森赛布伦纳（Steve Chabot）在9月下旬到10月期间访问了加德满都，并公开发表声明称美国支持图伯特难民。11月4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的共和党委员弗兰克沃尔夫说，如果尼泊尔不向去美国寻求庇护的博巴签发离境签证，他将设法中止美国对尼泊尔的资金援助。（2010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向尼泊尔提供了5600万美元的资金援助）。11月20日，美国驻尼泊尔大使斯科特•德里斯（Scott DeLisi）的文章在《加德满都邮报》发表，当时尼泊尔外交部长Narayan Kaji
Shrestha正在访问拉萨，他在那里说，绝不允许在尼泊尔的土地上从事任何“反华活动”。
博卡拉（Pokhara）
目前有大约3000名流亡博巴居住在博卡拉难民营。这个难民营的学校和医院由雪狮基金会（Snow Lion
Foundation）和来自欧洲的非政府组织（NGO）出资建造，但是与设在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CTA）没有任何关联。
博卡拉曾经是“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的流亡总部，但现在已经成了一座中国人的城市。在这里的湖边旅游区曾经有150家博巴经营的商店，而现在只剩下12家。中国人掌控了这个地区的商业，各处的酒店、餐馆和商店都是面向中国游客。2011年，配备枪支和警棍的尼泊尔士兵首次在博卡拉禁止了所有为达赖喇嘛祝寿的庆典活动。（在加德满都，达赖喇嘛的生日庆祝活动从2008年拉萨起义发生后便遭到禁止。）
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了一个由技术服务组织（TechnoServe）和雪狮基金会（SnowLion Foundation）合作创办的项目，在博卡拉定居点创建有机农场。在这个项目的陈述书中写道：“生活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流亡博巴所面临的经济挑战严重制约了流亡社区的维系和流亡博巴人生愿望的实现。博巴定居点经济发展计划（EDOTS）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这个计划可以为人们创造可持续和可复制的谋生之道，并将减少流亡社区的人口流失。这将保持流亡社区的完整性，从而保持博巴的民族认同感以及文化和语言传统——这是图伯特流亡社区的一项关键目标。博巴定居点经济发展计划（EDOTS）将展示一种规模适应性强的经过改进的有机农场和劳动力开发模式，这一模式能使得参与计划的农民的产量和收入获得10%的增长，而得益于劳动力开发计划的介入，人们的工资也将提高10%。”
但是，博卡拉的一位图伯特流亡社区领袖说，“我们得到的援助文不对题：我们不需要新房子。如果你没有合法的居留文件，既找不到工作也不能送你的孩子去学校，房子不能带来任何好处。达赖喇嘛做了很多努力让图伯特流亡儿童接受教育，因此我们有一代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希望融入尼泊尔社会，却不得其门而入。我们在这里已经居住了超过50年。我们的年轻人没有未来。重新选择定居地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21世纪的生存之道
博巴们成为失去祖国的流亡者已经53年了，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巴勒斯坦人的历时最长的未获解决的流亡危机。达赖喇嘛是全球最受尊重的人士之一，博巴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但是这些同情并没有转化成对散居在印度次大陆的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图伯特流亡者的物质支持。
在尼泊尔的图伯特流亡者们的选择还受制于尼泊尔脆弱不堪的治理状况，这个国家经过了长期破坏性的内战，有15000人丧身，数千人受酷刑，遭到战争创伤或是被逐出家园。尼泊尔带着2800万贫困人口进入21世纪，努力从一个绝对君主制国家向共和国转型。加德满都受困于污染、人口过量和长期的水、电、石油短缺。
2011年，尼泊尔毛派政府驱逐了两个联合国机构，联合国尼泊尔特使团（UNMIN）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这两个机构当时尚未完成他们调查战争罪行和将战争凶手绳之以法的工作。新宪法还有待起草和批准，因此，图伯特和来自其他地区的难民的地位依然悬而未决，这种状况在可以预计的未来不会有什么改变。
尼泊尔地处喜马拉雅山区之要冲，湿婆和佛陀的住所，是连接中国和印度的独一无二的缓冲国。随着国王时代被共产主义势力所替代，这个国家正在蹒跚地走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在历时15年的暴乱中，毛派势力并没有给农村的穷人们带来食物、课本或医药。他们带来的只是长期战乱导致的战斗疲劳症、步枪和手榴弹、红色高棉式的酷刑技巧和红卫兵式的革命歇斯底里。当前毛派在尼泊尔掌权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亚获得了一个立足点。
中国在尼泊尔日益扩张的影响力使得与印度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印度外务部长贾斯旺辛格最近说，“中尼关系日益升温……而尼印关系则渐入寒冬。”
冷战时期，中国是喜马拉雅地区一个令人忧心而遥远的存在。印度曾经是，目前依然是尼泊尔最大的外国援助者和石油以及其他重要商品的唯一来源。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仓促缔结的《印度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允许两国公民无需护照或签证在彼此国家自由往来。有超过800万尼泊尔人在印度生活和工作，但是，尼泊尔的毛派在2008年开始提出动议废除与印 度签订的条约中的一些条款，转而鼓励加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90年代初的“人民运动”（ Jana Andolan）爆发之前，中国从来不是在尼泊尔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势力。而现在，中国的影响力在尼泊尔无处不在，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在扩建“中尼友好公路”，并在图伯特与尼泊尔边境一线开发各种项目。加德满都到处是旨在促进“中尼友好”的各类新设机构组织，包括贸易往来、学术会议、文化展示和旅游观光。
随着毛派当权以及他们与北京的关系日趋密切，在尼泊尔的图伯特难民的整合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为难民重新选择定居地既可以缓解尼泊尔政府面临的压力又可以让图伯特难民脱离危险。在2006到2007年，美国政府提议安置5000名在尼泊尔的图伯特难民，但是毛派政府拒绝为这些难民签发出境许可。
2011年，三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尼泊尔总理巴塔拉伊，提请他适时地关注图伯特难民的地位问题。通过提出这个问题，美国政府可以和尼泊尔政府重开对话，讨论有关流亡博巴的合法居留文件、难民获得应有保护以及难民的重新安置等问题。美国已经对80000名生活在尼泊尔的不丹难民进行了重新安置，那么是否能以此为杠杆再度对人数少得多的图伯特难民进行重新安置？
尼泊尔和图伯特之间有着跨越若干世纪的交往历史。在过去的53年里，尼泊尔人给予了图伯特流亡者慷慨的庇护，尼泊尔人民和图伯特人民之间依然保有着牢固的友谊。让我们共同期盼这样的友谊不要成为中国崛起的另一个受害者。由于图伯特危机日趋恶化，短期的前景黯淡渺茫，但是正如在加德满都的一位图伯特喇嘛所看到的，“尼泊尔人开始质疑为何中国人如此强力控制他们的图伯特邻居，很多人在问：我们会不会是下一个图伯特？”
（全文完）
2012年7月6日凌晨 译于京城西郊
一方面是来自北京方面的压力顺应了强势合作关系；一方面深感多年来经济严重依赖印度的弊端并试图找到突破，面对种种“威逼”和“利诱”，尼泊尔只恐难保桀骜之身，博巴之路越发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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