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bet's Long Search for Democracy
——图伯特追求民主的漫长道路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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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
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对于试图唤醒中国民众睁开眼睛正视他们现实的处境也间或感到疑虑重重。在一次与《新青年》编辑的谈话中，他这样说道：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使这不幸的少数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1]
每当打算针对图伯特的社会或政治问题写作一些批评性文字的时候，同样的疑虑也萦绕在我的心头。尤其在写作今天的这篇文章时，这些疑虑变得更加深重。这篇文章将要讨论的事件已经燃起了许多人的希望，使得他们觉得一个民主化的图伯特政府已经遥遥在望，而我并不抱有完全同样的期望。然而，保持沉默则意味着接受了绝望，意味着接受我们的政府永无改革的希望，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永无重生的可能。鲁迅尽管心怀疑虑，但依然不断地创作他得心应手的短小精悍的杂文，直到1936年逝世。那么，我至少也应该写完这篇文章。
今年五月，当听到将要举行史无前例的噶厦（内阁）部长选举时，我和很多其他博巴一样，首先是感到欢欣鼓舞——我们长久以来一直担心图伯特政府将逐步堕入思路混乱、失败主义和固步自封的泥潭。而现在我们意识到一些民主化的改革——尽管是温和的——终于来到了达兰萨拉。然而，在令人沮丧的现实面前，这最初的欢欣并不能长久——图伯特流亡政府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已经成立了三十年，但是我们并没有从这个民主国家吸取什么养分，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在流亡社会内部提升我们的理想，改善我们的体制。
此外，我们的话题还没有太多涉及我们决心实现民主理想的诚意。从1959年流亡伊始，我们便宣称信奉民主，而几近30年之后我们才刚刚开始考虑对内阁部长进行实际的选举。在此之前，绝大多数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完全民主化，而我们以文化导师自居的外蒙古也已经实行了自由选举[2]。这一切似乎并非是由于我们没有时间和机会对我们的政府和流亡社会进行稳步而有系统的改革。
其实我们在印度的处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进行民主实验的理想机会，因为我们无需操心那些运行一个真正国家的绝大多数政府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在我们居住的地区，国防、公共秩序、交通、电力、通讯、教育和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由印度政府负责，而这些问题通常会阻滞刚刚起步的民主进程。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远非不可逾越的障碍。
然而我们却毫无作为，直到今年的五月完全出人意料地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类似的）图伯特内阁选举。从我掌握的各种情况看，这次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一首“即兴曲”。如此匆忙的急就章并不能真正激发人们对制度长期稳定性的信心。
此次新的改革举措的另一面带给我的则不仅仅是关注，同时还有强烈的困惑。修订我们目前执行的《1963年宪法草案》肯定是有必要的，但是我看不出任何理由将此工作托付给以极端保守的前噶伦（部长）Juchen •图登南杰（Juchen Thupten Namgyal）为首的委员会，他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有关现代政治思想和法学的理论知识，并且还是前任内阁中推动进行书籍审查的主要力量。如此荒唐的任命几乎与卡里古拉（Caligula）皇帝[3]将他的爱马英西塔土斯（Incitatus）[4]任命为罗马执政官大同小异。
当然，我们也不必吹毛求疵。至少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虽然只有时间才能说明这些变化具有如何的根本性和持久性。但是如论如何，简要回顾一下图伯特流亡社会的民主化历程并对形成我们当今政治文化的那些事件进行一些反思，对于我们理解目前的事态将会是有所裨益的。
1959年反叛之后，任何一个对公共事务略知一二的博巴都明白，在一个现代的、日益相互关联同时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图伯特的旧政治制度已经难以为继了。对于那些在1959年踏上流亡之路的人们而言，必须向印度和西方学习是一件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如何实现民主。达赖喇嘛尊者亲自宣布：“尽管难以用言语表达，在我身处图伯特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实现民主的想法。”
在尊者到达印度大约一年之后的1960年夏天，他号召举行图伯特国民代表大会（Assembly of Tibetan People's Deputies）的第一次自由选举。一年之后，他公布了宪法纲领并在1963年正式颁布。但是（这部宪法）依然存在一些局限性。尽管进行了普选，但是国民代表大会并不具备真正的立法职能，因为它在达赖喇嘛内阁成员的任免方面没有影响力，它的作用主要是象征性的。类似这种没有实权的国民代表大会也存在于尼泊尔和不丹[5]这样的君主制国家，这与代议制政府中相应的机构相比是无法同日而语的。这部宪法还存在其他的局限。行政权力完全由达赖喇嘛和他所挑选的内阁成员掌控。除此之外，普选的立法机构中的权势人物之间还各自为阵。不过，有关国民代表大会有权弹劾达赖喇嘛的规定或许能让这份文件多少有些实际意义。这部宪法本身还只是一份草案，只有当图伯特最终获得独立时，草案才能最终定稿并正式生效。因此，对于流亡政府的实际运作而言，宪法既没有提出明确的民主原则也没有构建一个民主的运作框架。
尽管如此，无论民主化的实践是多么的不充分，在流亡的头十年，民主化和改革对很多博巴的鼓舞与激励是确确实实的。人们普遍认为是旧的体制导致了我们的失败，而现在至关重要的是向外部世界学习。虽然人们并没有丧失对佛教的信仰，但是也觉得极端保守的宗教团体和贵族集团的漠不关心要对降临在图伯特的灾难承担主要责任。达赖喇嘛自己也意识到，佛教在图伯特是如何地陷入了枯燥的仪式和典礼的泥潭，并且开始着手进行整治。能体现尊者意图的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是在达兰萨拉设计建造新型的寺院——以质朴无华为设计原则。有不少转世喇嘛也脱下袈裟走进社会。
现代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得到了格外的重视。这有点像中国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提出的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有一所图伯特学校设立了“儿童议会”，让孩子们选出的代表负责一些学校管理工作。出版发行了一些杂志和报纸。内容丰富、教育性强的杂志《知识》（Sheja）在博伊（即“藏语”）读者中广受欢迎，尽管这只是一份油印的杂志。
然而热情归热情，除了传统的知识之外，人们对于民主或是任何政治制度的知识依然十分匮乏。为数不多堪称现代的博巴，包括达赖喇嘛，他们的有关知识也都是来自共产中国。因而，很不幸地从一开始我们对平等、自由、言论自由、改革等等的概念的理解便是扭曲变形的。
在达兰萨拉，政府官员们召开“行为调查”（kunchue dhakter）会议，方式就如同在共产党中国召开的那些自我批评大会。在慕苏里（Mussoorie）图伯特学校，对孩子们说话用的都是原来只有对贵族家庭的孩子才使用的各种敬语。然而在真正重要的方面，比如政府的责任、对个人权利的保护等等，却鲜有改观。
然而就在这一片茫然无绪之中，发生了图伯特民主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图伯特青年大会（TYC，即中国所称的“藏青会”）于1970年成立。自成立以来，TYC的道路并不顺畅，但是同图伯特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组织相比，甚至包括流亡政府，它是唯一始终坚持民主原则的组织，时常也是进步的。最初，它在图伯特政治中的作用冠绝群伦，它把自己看做是政府的一个“忠诚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但是流亡政府不希望有任何反对派，无论忠诚与否，尤其不希望出现比政府还更加了解现代世界和直言以谏的反对派。
内阁于是着手逐步瓦解TYC，并且一度相当成功。它设法将对政府言听计从的人选进大会的领导层。流亡政府的安全办公室有一次甚至试图将它不喜欢的一个强有力的大会主席候选人逐出竞选，手段是向这位候选人的一名竞争对手提供资金和支持。后来出现一连串的青年领袖把TYC当作在流亡政府谋求一官半职的跳板，而不是致力于将TYC转变成为一个富有变革精神的组织，为图伯特独立和民主的目标做不妥协的斗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图伯特青年大会也变得于事无补了。
在达兰萨拉，人们对现代思想的新奇感逐渐消退。每个人都对选出来的国民代表感到不快，这些代表们总是给人们留下不是投机分子就是笨蛋的印象，有时甚至是兼而有之。但即便是耳聪目明的人士也难以看出，问题不在于这些个人而是在于体制，这种体制对于变化和独立思考有一种内在的抵制。结果是在对民主甚至尚未尝试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连适当的研究都没做的时候，人们便已经对民主产生了幻灭感。
西方旅行者光临达兰萨拉也无助于事态的好转。用奈保尔（V. S. Naipaul）[6]的话讲，他们是些“嬉皮士，他们希望感受比自己所处的更加脆弱的社会，而这些人到最后也只不过是庆幸自己的社会能提供更强的安全感。”（《爱娃•庇隆的回归》，The Return of Eva Peron）。在他们的词汇中，民主只是一门“强取豪夺”（rip-off）的科学：核武器和橙色落叶剂（agent orange）。这是一个崇尚“世界大同”（the age of Aquarius）时代，一个属于“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7]的时代，而流行一时的对西方几乎所有的发展都觉得厌倦无聊还被认为是一种进步思想。
这些人对图伯特社会的影响本质上是蒙昧主义（obscurantist）的。他们支持保护所有传统的东西，越神奇、越迷信、越原始越好。图伯特流亡社会中的保守势力获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我还知道有一位转世喇嘛，在早先对现代思想感到新奇的时期已经还俗成家，而现在又重新恢复了宗教活动，因为为外国人举办这些活动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开始取代任何向西方学习的念头。
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在将数百种图伯特佛教典籍翻译为英语和其他语种。但是，据我所知，除了《圣经》之外没有任何一本西方书籍被翻译为博伊（即“藏文”）。还设立了很多传法中心（Dharma centres）向西方人教授图伯特佛教（其中规模相当宏大的一座，由流亡政府在达兰萨拉附近出资建造）。多年以来很多人，其中包括我自己，一直在呼吁在达兰萨拉为博巴创立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就像托马斯杰弗逊所建立的弗吉尼亚大学，以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作为办学原则），但是这些呼吁总是如泥牛入海。
我无意将图伯特的政治退化完全归咎于我们的西方朋友，但是他们确实有功于此。通常这样的旅游者和访问者对于他们所经过的社会影响甚微，尤其对于像印度这样的大国。但是图伯特流亡社会规模有限，经济贫困，而且由于这个社会所经历的天翻地覆的动荡，因此极易受到这些外来者的影响。这些西方旅行者总是蔑视西方的理性主义、民主和科学，这些人成功地消磨了博巴对西方世界的好奇心，同时鼓励博巴回归到古老而致命的处理现实问题的老路上——把头埋在神奇的、仪式的和迷信的沙堆里。
最近，《共青团真理报》（Komsomolskaya Pravda）上发表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给俄罗斯民众的一封假想信，信中他抱怨说：“铁幕让我们的国家同西方所有的好东西相隔绝：不受束缚的正常生活、对个人的尊者、个人活动的多元化。”在流亡社会也是如此，原教旨主义的帷幕现在也时或阻止我们追求“西方所有的好东西”，但却引领我们将视野翻转。
而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捡起的那一点点东西却多半是其中肤浅而庸俗的部分，比如，兰博（Rambo）和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在很多年轻的博巴甚至僧人当中广受欢迎。索尔仁尼琴也提到了这些透过铁幕的裂缝渗透进来的“粪肥”，“这些粪肥所包含的是迷乱而堕落的大众文化和庸俗不堪的流行时尚。”
伴随着民主化的衰落，有一个时期还出现了对共产主义的心醉神迷。达赖喇嘛在很多场合谈论大乘佛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似点。而第一个图伯特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Tibet）[8]的成立实际上得到过达赖喇嘛的鼓励和支持。喇嘛们去访问苏联并且赞扬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在一次对乌兰巴托的访问中，一位图伯特格西[9]甚至谴责蒙古旧制度的不公平——在过去，僧人和喇嘛住在宫殿般的寺院里，而普通民众住在蒙古包（yurt）里。（原文注：一个听到这番话的博巴问这位格西，这些蒙古人都是牧民，不住在蒙古包还能住在什么地方？）
共产主义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以及由一群特定的创始人形成统治精英的理念，对于很多宗教人士必定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些人士越来越把西方式的民主看成是一种“没大没小”（go-shug mae-pa，直译为“没头没尾”）的制度——无法无天，尊卑无序。当时对于博巴们而言，尤其难以保持一种清醒的意识形态头脑。那个时候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革命”社会的幻象趋之若鹜。甚至那些与博巴打交道的西方人士，主要是那些研修佛法的圈子里的人，也把毛泽东主义的中国看成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国家，或者至少也是一个进步的国家。实际上，只是到了相当晚近，随着中国领导人自己都承认了他们在毛泽东时代的种种暴行，这些西方人士才开始为图伯特举行一些政治活动。
在80年代，图伯特流亡社会的形势变得更加糟糕，以牺牲像图伯特青年大会（TYC）这样真正的全国性组织为代价，各种区域性和派性组织掌握了权力和影响力。这些区域性和派性组织基本上都是非常保守的，而他们对社会形成的影响是不健康的和分裂性的。在这些组织的领导层中，几乎没有人受过任何现代教育，人员成分基本上是还俗的僧人、斤斤计较的商人和玩麻将的，诸如此类。
80年代早期，主要由于尊者的坚持，成立了图伯特妇女协会（TWA）。早先曾经有一个妇女组织，已经在60年晚期逐渐衰落并最终解散。但是，妇女协会的领导们并没有抓住这个新的机会，去做些前瞻性的和解放图伯特妇女的事情，相反她们只是关心类似如何在图伯特妇女中保持传统发型这样的事情。
读过《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的读者想必了解，妇女协会的成员还喜欢向她们不喜欢的人扔石头或动粗。图伯特知识分子最初有一种怀疑，认为妇女协会是由权势集团创立的，目的是让这个协会成为一个效忠政府的压力集团。这个怀疑逐渐得到了证实。
随着安多人（Amdowa）团体的领袖贡唐慈成（Gungthang Tsultrim）遭到政治谋杀（他反对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以及达赖喇嘛的姐夫加布先生（Mr.
Gyalpo）的离奇死亡，流亡社会的政治气氛在这几年里变得阴郁而令人不快。流亡政府甚至欢迎众所周知的毒贩子和黑帮歹徒之流登上政治舞台，试图利用这些人来打击批评者。后来，随着一些来自图伯特境内的新流亡者的加入，这些人带来了中国式的蛊惑人心的伎俩和批判斗争手段，达兰萨拉开始进入了一段恐惧不安的时期。
由于《独立》（Rangzen）杂志上刊登的一封引起争议的信件，有人指责在图伯特青年大会的领导人中有中国间谍。以任何方式理解为反对达赖喇嘛的任何言论都会遭到猛攻，作者会受到谴责，如果人被找到甚至会遭受肉体上的暴力袭击。知识分子是首要目标。一位在日本的图伯特学者遭到了一场有组织的、范围广泛的仇恨信件（hate-mail）的攻击，这些信件指责他在一本书中批评了达赖喇嘛。他收到数百封死亡威胁信件，还有很多信件寄往日本政府和他所在的大学，要求对方驱逐这位学者。
我也由于自己的几个剧本而受到众多达兰萨拉暴民的攻击（其中当然有来自妇女协会的成员）并且接受“批斗”——批斗者对此驾轻就熟，批斗语汇也完全是“文革”式的。这种过度表达的对达赖喇嘛的忠诚、歇斯底里的爱国主义和宗教狂热实际上是由流亡政府所倡导的，积极参加者主要是流亡社会中的无业游民（lumpen）。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10]有关“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庇护所”的论述在我们这里肯定可以延伸到宗教忠诚和领袖崇拜领域。
内阁开始实施书籍审查，查禁了一大批图伯特历史上重要的学术著作。像《知识》（Sheja）这样的杂志也开始只能刊登一些高僧传、政府宣传和官方讲话（都是全文刊登）。甚至在流亡政府圈子内部，批评意见也得不到容忍，那些爱找茬的官员受到各种处分，被发配到偏远的、无人愿去的职位上大概是其中最仁慈的一种。
后来，在1981年，在有关选举程序的漫长争吵之后，所有的选举都被搁置了，并且决定由达赖喇嘛通过占卜的方式来选择国民代表大会带便。这种方式被称作“yeshe emche”，按照字典上的解释，“emche”的意思是“分类，遴选”，而“yeshe”的意思是“灵知或直觉”。
我对此明确表示了反对，因为这种方法不仅在政治上是一种倒退，而且会伤害到达赖喇嘛的信誉和权威。事实证明如此选出的一批代表并不比上一任代表更加高明。实际上他们中的有些人在达兰萨拉创下了傲慢和愚蠢的新纪录。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1987年，这套奇异的制度出现了麻烦——达赖喇嘛为下一届大会挑选的代表全都谢绝就任。图伯特的民主进程下落到了令人沮丧的历史最低点。
在此情形之下，当再次号召为国民代表大会举行这种老式选举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才能出众的博巴原意参加选举。国民代表大会从一开始就缺乏实权，而多年以来内阁一直自私地把代表大会当做压制批评和公众舆论的工具，同时大会代表又是由达赖喇嘛选择。所有这些因素彻底磨灭了国民代表大会初创时所具备的那一点点尊严以及民众所寄托的希望。
去年，人们见证了达兰萨拉的政治局势堕落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图伯特评论》的读者想必还记得那篇震动图伯特社会的文章《台湾事件》（Taiwan Affair）。我不愿意去细读这篇文章，因为这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和我现在想说的事情异曲同工。不过，大量的丑闻以及政府公信力的最终丧失也促使达赖喇嘛采取了今年的措施：突然呼吁在今年进行内阁部长选举，同时革新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
这些措施无疑是在向正确的方向迈进。由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博巴们在总体上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群体。我认为，如果想让人们从目前到处弥漫的犬儒主义和疲惫不堪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唯一的方法便是让民众真正地、积极地参与到治理国家的进程中。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民众的参与不仅是治疗目前体制内部病症的一剂良方，而且可以解决两世达赖喇嘛之间危险而不确定的过渡时期如何维系民众对政府的忠诚度问题，这是图伯特所独有的一种“地方病”。
尽管我并非训练有素的政治思想家，但总还有些有价值的想法。在此我提出自己的几点想法，算作是为达赖喇嘛进一步推进改革计划所尽的绵薄之力，同时也为进一步的讨论提供一个平台。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不能把民主仅仅当做政治病症的应急抢救手段，病人稍有康复迹象便将其弃置一边。民主必须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过去，民主的价值观曾经与宗教理念产生过冲突，这样的冲突将来也依然会出现，但即便如此也绝不可以放弃民主的原则而走回头路。从总体上讲，具备平等主义、理性精神、宽容和质疑的精神的佛教其实可以很好地与民主的特质相契合。但是，图伯特版本的佛教则融入了很多神奇成分、“教政合一”（Choe-sig ni-den）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固守对上师（guru）的无条件服从，这些因素肯定与民主的价值观格格不入。
因此，我们的领导人必须让我们获得推行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的坚定不移的决心。若非如此，仅靠机械的选举程序根本无法保证这些的原则的实施。严格来讲，巴基斯坦现在已经实行了自由选举，但无论是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11]或是她的对手上台都不能让这个国家发生多大变化。巴基斯坦的政治基本上封建性的，作为对现代化的一种妥协退让，巴基斯坦民众只是可以通过选举，在各种将军和毛拉（mullah）的庇护之下，有权交换和选择给一系列不同的封建土地所有者干活。
至少就我们自身而言，若要进行真正有意义的选举，并且通过这些选举产生真正的人民代表而不是任由骗子和笨蛋混迹其中，这些选举就必须不仅要在一种不受压制的气氛中进行，而且允许进行充分的辩论。人们必须获得充分的渠道表达自己的观点、聆听他人的想法、自由地进行批评和讨论。一旦失去这样的氛围条件，那么任何富有创新和勇气的言论都会轻易地被认为是进行煽动或是反对达赖喇嘛，发言者也会因而受到诽谤中伤。
“分权”和“制衡”的原则无疑有助于捍卫代议制政府的完整性，但如果人们受到威胁恐吓或是对未来失去信心，也会使得民主制度遭到破坏。流亡博巴们不是真正 “遭到威胁恐吓”的人，但是由于对达赖喇嘛极为忠诚，他们易于因为担心冒犯尊者而失去表达自己观点的勇气，哪怕他们自己并没有错。而到目前为止，流亡政府正是非常有效地利用了人们的这个弱点来打压不同意见。
因此，尊者若想自己的民主化尝试获得成功，那么当务之急便是保护其臣民的言论自由。尊者必须毫不含糊地、公开地宣布，博巴们不仅可以自由地批评他的政府，而且也可以自由地批评尊者本人。他还必须积极地阻止各种打压异见人士的组织以他的名义进行活动，并断绝和这些组织的往来。批评意见不仅必须得到容忍，而且应当受到欢迎。这就好比疼痛对于身体可以起到的至关重要的同样作用——提醒人们对出现的不健康状况产生警惕。必须鼓励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展开辩论，还要鼓励独立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版发行，以此来让公众获得信息和指导。
如果刨除偶尔出现的庸俗下流的海报招贴和常常虚假浮夸的政府公告，那么图伯特公众所有的新闻来源就只剩下流言蜚语和小道消息了。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消息来源往往非常不准确，并且往往意在打击报复和图谋不轨。对于来自新闻自由（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缺点弊端）国家的人而言，他们难以理解如果没有一些值得信赖的渠道用以获得正规可靠的新闻对于一个社会结构会造成多大的毒害。
正如我在前文所提到的，对西方各种文学作品的译介也非常重要，而这项工作至今无人问津。只有基督教传教士提供了数量有限的翻译作品，说来奇怪，还有一些译作来自共产党中国统治下的图伯特境内。由于图伯特流亡社会规模太小又太贫穷，难以支撑除了宗教类图书之外的任何私营的出版机构。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必须为这样的事业提供资助，同时还不要试图对其进行控制。
要想奠定民主制度的基础以及培养未来的图伯特领导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环节——如前所述，创立一所图伯特大学。我无意在此探讨这个项目的细节问题，但是我敢说这所大学的副产品之一将是会在达兰萨拉出现数以百计雄辩的、充满希望敢于挑战权威的大学生，一旦达赖喇嘛打开言论自由的闸门，他们便会在餐厅、在茶馆、在酒馆、在家里、在听众席上大大地推高无拘无束自由争辩和讨论的汹涌声浪。
这样的争辩和讨论肯定会喧闹嘈杂，甚或让人坐立不安，但至少也将是激动人心的。当然，会有人谈论很多废话、写作很多荒谬文章，但是也肯定将会产生大量积极的主意想法。最为重要的是，这将成为民众的学习过程，而谁又能想象这样的辩论最终会作出什么样有利的、激发灵感的，甚至影响深远的贡献？我确信，坚定的支持者还是不以为然的人都同时会从这些辩论中发现很多的缺点和不足，但无论如何这些辩论必将大大地改善我们当前的政治气候——在这样的气候中，除了偶尔听到的阿谀奉承的胡言乱语，剩下的只有阴沉沉的一片寂静。
作于1990年11月
发表于《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
译于2012年10月15日
【译注】
[2] 就在译者翻译本篇文章时（2012年10月14日），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市拆掉了城市街头最后一尊列宁塑像。当最后一尊列宁铜像被装上平板拖车拉走时，约300多名围观者中有人向塑像丢置鞋子。乌兰巴托市长称，蒙古已经摆脱了过去，并谴责列宁为“刽子手”。
[3] 盖乌斯·凯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Ga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12年8月31日－41年1月24日），为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后世史学家常称其为“卡里古拉（Caligula）”。卡里古拉是他自童年起的外号，意为“小军靴”，源于他婴儿时代随其父日尔曼尼库斯屯驻日尔曼前线时士兵为他穿上的儿童款军靴。
卡里古拉被认为是罗马帝国早期的典型暴君。他建立恐怖统治，神化王权，行事荒唐。由于他好大喜功，大肆兴建公共建筑、不断举行各式大型欢宴，帝国的财政急剧恶化。后来他企图以增加各项苛捐赋税来减缓财务危机，引起所有阶层的怨恨。41年，卡里古拉被近卫军大队长卡西乌斯·卡瑞亚刺杀身亡。
[4] 卡里古拉的爱马英西塔土斯（Incitatus）闻名于他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但对美好传说的向往把这匹马夸张化太多了。卡里古拉死后七十年，历史学家索多留（Seutonius，也译作“苏维托尼乌斯”）如此写道卡利古拉和英西塔土斯：“除了大理石造的马厩，乳白色的马槽，紫色的毛毯和一套珍贵的石头，他甚至为他的马准备了一座房子，一群奴隶和家具，以马的名字邀请宾客参加更高贵的娱乐活动：据说他还准备让它当执政官”。这个不是第一手资料的报道（所以称之为“据说”）疑点重重。并没有其他证据表明卡里古拉曾有过提升他爱马到如此显赫地位的想法——更别说要付诸行动了。
[5] 作者此文作于1990年，而在1998年，不丹王国第四世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宣布不再兼任政府首脑，将政府管理权移交给大臣委员会。2001年，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启动制宪工作。2006年，第四世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让位于其子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2007年12月，举行首次国家委员会（上院）选举。2008年3月24日，不丹迎来其历史上的首次民主选举，直接选举国民议会（下院）议员，并在此基础上产生首个民选政府，标志着不丹开始向君主立宪制转变。
[6] 维迪亚德哈尔·苏拉易普拉萨德·奈波尔爵士（Sir 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简称V. S. Naipaul，1932年8月17日－），又译为奈保尔，印度裔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祖籍印度，生于特立尼达，1950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迁居伦敦，曾任职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他的作品以小说和游记居多，《纽约时报》书评曾称赞他为“世界作家、语言大师、眼光独到的小说奇才。”他的小说作品《毕斯华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大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列入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之一。旅游文学“印度三部曲”——《幽黯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及《印度：百万叛乱的今天》是他在游记方面的最著名作品。
1990年被英国女王封为下级勋位爵士。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7] 源自马尔库塞的同名著作《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赫伯特·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989-1979）是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人物，本书是其最负盛名的著作，旨在揭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型的极权主义特征。此书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后，先后在德国和法国出德文版和法文版，其后又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被称为西方60年代末大学造反运动的教科书。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8] 图伯特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团体是由平措旺杰（Phuntsok
Wangyal）和阿旺嘎桑（Ngawang Kesang）在40年代建立的“西藏共产党”。作者文中所指的是这个团体还是另有所指尚需查证。
[10]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年9月7日－1784年12月3日），常称为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英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文人之一，集文评家、诗人、散文家、传记家于一身，前半生名不经传，但他花了九年时间独力编出的《约翰逊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为他赢得了文名及“博士”的头衔。
他的传世名言还包括：“我们一直推迟我们知道最终无法逃避的事情，这样的蠢行是一个普遍的人性弱点，它或多或少都盘踞在每个人的心灵之中。”、“当你盲目的模仿那些自己不可能成为的人时，你的行为将变的荒谬可笑。”
[11] 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1953年6月21日－2007年12月27日），是巴基斯坦政治家，前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前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布托及努斯拉特·布托(Nusrat Bhutto)之长女，为穆斯林国家首位民选女性总理。在2007年12月27日，她于拉瓦尔品第参加竞选集会时遇刺身亡，享年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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