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作者：梅·戈尔斯坦……
后记作者：平措旺杰
翻译：john lee
在2002年，梅·戈尔斯坦问平旺先生是否愿意为本书写作一篇后记。两天之后，平旺先生交给他以下的文字：你问过关于我一生的很多问题，而我已经尽量地予以了回答。现在应你的要求，我将做几点总结。
第一阶段，在1939至1949十年间，我们为着实现藏民族的进步与发展、西藏的社会改革、西藏人民的幸福以及整个藏民族的统一与解放而斗争着。尽管我们殚精竭虑，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没能获得太多的进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继续通过新的渠道，用新的方法、新的手段为藏民族的进步与发展而矢志不渝地工作。
众所周知，新中国的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都明确规定，旧中国所有那些旨在压迫少数民族的制度都必须被废除，而所有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并应该相互合作以求共同繁荣。因此，我相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藏民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为了相互的利益，应该同强大的汉族团结在一起而不是分离。这是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本观点。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党的三中全会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党就民族工作制定的新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在此基础上，我反复强调，我们的汉族兄弟应该对其他兄弟民族真心相待并允许其他五十五少数民族拥有一个相对紧凑的家园，在那里他们可以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并实施他们自己的改革和发展。只有这样，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才能统一；只有这样，导致纷争的想法才能被消除，真正的民族团结和稳定才能得以实现。但是由于传统的大汉族主义、封建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影响，还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和困难。中央制定的新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要实现这些还必须继续作出努力。
第二阶段，是我筹建西藏共产党并与中共、苏共和印共建立联系的时期。由于这些活动，我被蒋介石从国民党的学校里开除并受到国民党警察的追捕。后来我还被西藏政府逐出西藏。
此后，我成为《十七条协议》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这一协议将西藏带回新中国大家庭。在新中国，我为了藏民族的解放和民族团结而努力工作。在雪域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央政府其他领导人会谈时，我担任了翻译工作。但是后来我在共产党的秦城监狱受到长达十八年的单独囚禁和酷刑折磨。
尽管如此，正如唐代诗人柳宗元所说：“人人皆知敌人带来的伤害，但不知他们也带来很多好处”，（此处译文需查看柳宗元原文——译者注）我深刻地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在我出狱后，邓小平对我说：“你受苦了！”确实，单独囚禁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没有被那些领导人投进秦城监狱，我或许在文革动乱期间早就一命呜呼了。幸运的是，我是吃青稞和牛羊肉长大的康巴人，靠着我极为坚强的意志克服了难以忍受的困难。我从秦城活了下来。贝多芬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无法将我摧垮。”我相信这正是我的所作所为。我没有被苦难摧毁。我没有让我亲爱的父母、乡亲和雪域藏人蒙羞。
在狱中，我广泛阅读各种书籍。爱因斯坦说：“哲学是所有科学探索的源泉。”我相信，作为哲学思考的最高形式，辩证法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科学中的科学。数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一直认为各种事物始终在按照不同的规律变化着。根据这一假设，我阐述了一个新的辩证法推论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结合了各种事物就空间延展性而言的组成结构的逻辑公式，就时间延续性而言的事物运动的周期律，以及辩证的对立统一律。（此处译文需要参照平旺 先生原著再斟酌——译者注）我仔细记录了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算是我结束了“秦城党校”十八年学习之后的毕业论文。
被释放后，我撰写了《辩证法新探》，主要探讨社会结构问题，大约八十余万字；《月球存在液态水》，约二十万字；《自然辩证法再探》，约六十万字。我首次得出的科学结论——液态水存在于包括月球在内的所有行星上（英文版原文为“planet”，可能有误——译者注）——已经被美国宇航局数次证实。总而言之，秦城对于我来说利大于弊。
第三阶段，在1980年，我应邀参加了马克思哲学历史学会在洛阳召开的一个会议，并应主办方的要求发表了谈话。我说：“在狱中，我有时间反复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所有经典著作，以及现代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著作。其他人或许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并不是说因此而学富五车。相反，我更觉才疏学浅。但是，我觉得我有权做出两点评论。第一，如果他们活到今天，马克思和恩格斯会否认他们的一些观点并承认他们一些观点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第二，尽管依然会坚持基本的哲学辩证法的和经济学的观点，他们也会修正和完善其他一些观点。所有的理论都是社会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因而都要受到时代的制约。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活着，他们会承认包括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内的当今全世界共产主义的政策和实践，并非完全符合他们的思想和原则。在马克思还活着的时候，他就不止一次地宣布过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和政党并非他所指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说道这些时，数百位中国专家和学者给与了热烈的掌声——他们都经历十年文革的浩劫，那时人们宣称马克思和毛泽东思想已经达到了“顶峰”。
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人类的解放，并实现世界的普遍和谐，同时建立一个公正、理性和健康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不存在人对人的剥削，不存在强国对弱国的压迫。其中包含了符合人类崇高目标的进步思想。
但是，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的带领下，中国正在经历日新月异的变化并已经赢得世界的钦佩。但是，汉族与藏族，以及中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依然有待改善。
几年前，江泽民总书记与我就西藏问题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的谈话。会谈期间，我向他递交了我曾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这封信就苏联解体的过程探讨了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很多长期从事民族工作并具有开阔视野的人都很关注这样的事实，即在中国很多事情表面上看去一团和气，而实际上在汉族与藏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冲突。他们对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感到不满，比如热衷短期目标而无长期眼光、治标不治本、报喜不报忧，甚至伪造事实欺上瞒下，以及牺牲公共利益中饱私囊等等。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包括加入WTO，希望党中央能立即认真审视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并针对民族工作制定新的方针政策，正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曾经做过的那样。最终，少数民族地区可望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治权，从而在根本上改善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并实现真正的社会和平与稳定。
我时常担忧藏民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未来与命运。在二十年前我与胡耀邦总书记会谈时，我曾提出很多建议，其中之一是永远不要改变拉萨。拉萨数百年来一直是雪域藏人的圣地，拉萨之于藏人正如麦加之于穆斯林。如果布达拉宫一旦将与新建的拔地而起的楼房比肩而立并被大量说着汉语的居民所包围，中国政府将犯下一个后果严重的历史性错误。现在党中央对西藏人民和他们的历史承担责任，我希望它能认真思考它的责任并修正所有会带来消极后果的政策。但是，让我忧心的是二十年来情况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建立了西藏共产党并觉得自己负有历史责任去关注这些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最终会推动错误的和不正常的现象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我相信他的话同样适用于国家和民族关系。
最后，曾经十七次进入藏区、足迹踏遍西藏每一个角落的著名作家王力雄 先生写作了一本书，名为《天葬——西藏的命运》。他了解西藏的真相以及西藏人民的情感和思想，他的书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强烈关注。最近，为了汉藏两族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的利益，他又写作了一篇文章，题为《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这篇文章已经被翻译成英文和藏文并赢得广泛赞誉。
一位著名外国作家对我说王力雄的文章写得很好，但如果一位藏人写作了王的这篇文章，那么很多汉人一定会提出许多非议，至少也会认为文章是带有偏见的。与此类似，如果一位外国作者写作了这篇文章，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并至少说他没有正确把握西藏的情况。然而，文章是由一位著名的富有见地的汉族作家所写，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生活在世界屋脊上的西藏人民长久以来将他们自己的文化与源自印度的藏传佛教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由此形成的独一无二的西藏文化对西藏人民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他们强烈反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错误的“左倾”路线给西藏文化带来的伤害和破坏，他们也激烈反对文革灾难（1966—1976）带来的创伤以及依然存在于西藏的文革余毒。
因此，西藏三区（卫、康、多）的绝大多数人发自心底地思念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们信任他、依赖他并请求他为他们赐惠祈福。
正如你们所知，从古至今，国内外的历史经验都证明了政权的成败取决于民意。因此王力雄的文章对于思考如何解决这一关系到所有藏人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过去，邓小平同志对西藏问题确立了一个正确的原则，他说：“除了独立，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谈。”同样，达赖喇嘛也反复宣布，“我们不要独立，我们要真正的自治。”一方想要国家的统一，而另一方想要真正的自治。这两者并不相互矛盾并且完全可以相容共赢。
我有三点要告诉政治当权者：
第一，通过对达赖喇嘛的访问和对问题的调查，我可以确信他真心希望选择“中间道路”（自治），并且可以否定那种认为他选择“中间道路”只是一个罪恶伎俩的观点。
第二，达赖喇嘛身体非常健康。那些认为达赖喇嘛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每况愈下并试图在达赖喇嘛去世前竭力拖延解决西藏问题的人们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想法。
第三，在西方社会，人们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位伟大的知名人物。因此，任何将达赖喇嘛树为自己敌人的人，都会成为西方世界的对立面（更不用说成为国内藏族人民的对立面）。
基于这三点，王说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如果中国愿意与达赖喇嘛对话并且着手解决与所有藏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那么中央政府至少可以在西藏问题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过去，一位哲人说过，“成见和偏见离真理比错误更远。”因而，对一个人的言论和思想的判断是基于偏见还是错误，其影响存在巨大差异。在西藏问题上，有关方面一直持有的偏见在这一方面必须加以检讨。
这里我必须阐明一件事。今天，我们应该承认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是西藏问题之所以存在的一个主要实际因素。所以，调查了解有关达赖喇嘛以及他的地位的动向是极为重要的。
历史已经证明了宗教与政治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趋势。同样，事实表明延续三百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发展成为一个民主的现代社会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与此类似地，达赖喇嘛等活佛的转世制度也将顺时而变。
关于这一点，达赖喇嘛自己已经反复说明。他说，如果他坚持的中间道路（真正的自治而非独立）能够得以实现，如果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内的真正民主自治的藏民族统一政府能够得以建立，那么他将结束政治生涯而仅仅作为一名僧人专注于自己的宗教修行。
总而言之，没有理由怀疑达赖喇嘛的动机，并且没有理由歪曲他的诚意和无私的思想而代之以攻击他无与伦比的人格。相反，正如王力雄 先生所言，他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