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中图丹欧珠的头像为中国画家刘毅所作。
Rite of Freedom
The Life and Sacrifice of Thupten Ngodup
作者：嘉央諾布（Jamyang Norbu）
翻譯：更桑東智（Kalsang Dhondup）
原載：《影子圖伯特》（Shadow Tibet）
圖丹歐珠的火葬儀式之後，心緒難平的民眾最後步行回到了摩洛甘濟（McLeod Ganj），我們幾個人前去探訪他的住處。從火葬場走上不遠的一段路，沿著山澗，穿過一片長著杜鵑、橡樹和圖伯特長葉松的林子，便到了尺覺林（Tsechokling）寺。圖丹歐珠的小棚屋就在那裡。
屋子非常小，只有大概8英尺長、6英尺寬，高度不會超過6英尺。屋子的兩邊，在幾扇低矮的窗子下面是花圃，盛開著酒紅色的金魚草和黃色蝴蝶花，花瓣中間是斑駁的深色。在小屋的前面是一片地毯大小的草坪，中間長著一株小杜松。他還在住處周圍種上了整齊的樹籬笆，並且想把籬笆的一邊修剪成一隻鳥的形狀，不過還沒有全部完成。
日本詩人兼畫家蕪村（Buson）在他給俳句詩人芭蕉（Basho）的旅行日記《奧之細道》（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所作的插圖中，曾經有這樣一幅奇思妙想的畫面——路邊一座不起眼的草廬內端坐著一位高僧，一處小花園環繞四周：
連啄木鳥
都對它不屑一顧
這座小小草廬
座落在一處夏季的花園。
圖丹歐珠這處陋室儘管破舊不堪，屋頂是用大石頭壓住的瓦楞鐵，卻在不經意間讓人想起，很久以前的那些道家先賢和日本茶道大師們據說在他們的住所營造的那種“優雅的貧窮”；讓人吃驚的是，人們偶爾會在達拉薩拉周圍遇到一些遺世孤立的僧人和禪修者的住所，雖然寒酸，卻也能給人這種感覺。
進到圖丹歐珠的屋內，人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他的佛壇，上面有至少四幅達賴喇嘛的照片、兩面小的圖伯特國旗和各種其他菩薩和護法神的圖片。前面呈梯形堆放著一排日常供奉淨水的小銅碗。佛壇下方是他收拾得很整潔的床鋪，牆上的塑膠衣架上掛著一雙褲子和一件襯衫，都熨燙得挺括有型。同一顆釘子上還掛著一頂寫著“自由圖伯特”（ Free Tibet）的棒球帽。剩下所有的傢俱就只有一張小桌子和一張舒服的帆布躺椅。床對面的牆上是他的廚房，在那裡他臨時搭置了幾排架子，放置著他的鍋碗瓢盆和一些塑膠盒子。
在一個架子的角上有三個比迪煙（印度產的一種廉價香煙——譯者注）的大紙箱，那是他通常抽的煙。煙箱的邊上有幾個空朗姆酒瓶——是專供軍隊的那種。一瓶Bachelor牌的豪華裝威士忌還剩下一半。他大概是在去德里參加絕食抗議之前，用這瓶昂貴一些的酒犒勞了一下自己。
據大家說，圖丹歐珠似乎一直是一個心情開朗的人，喜歡偶爾喝上幾杯和打撲克牌，尤其喜歡一種叫“sip”的紙牌遊戲，那是他在軍隊時學會的。他和他的一些軍中老友通常每天聚在歐姆餐廳下面打牌。他還喜歡玩圖伯特的多米諾遊戲“巴欽”（ bakchen）。儘管肯定不是個有錢人，但也沒有金錢方面的壓力。他在銀行裡有一些積蓄，他給達蘭薩拉各種組織和辦公室舉辦的年度野餐會和宴會當廚師，還會在新年時節烤製圖伯特新年糕點“卡賽”（ khapsay），日子過得舒適安逸。
他看起來是一個盡職盡責的工人。英國作家帕特裡克•弗倫奇（Patrick French）1986年在尺覺林寺見過歐珠，他在最近發表（1998年年5月18日）在印度雜誌《展望》（Outlook）中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歐珠總是“以那種退伍老兵的方式，急於，或許是過分急於提供完美的服務。”帕特裡克説明歐珠草擬了一份菜單，給那些住在寺院客房裡的西方遊客提供餐點服務，包括“茶、咖啡、湯麵（thukpa）、煎餅（shabalay）、饃饃……”
大約在4月27日的早晨6點鐘，當時德里警方對圖伯特青年大會（TYC）組織的“絕食到死”活動的營地進行第二次突然襲擊，試圖拖走剩下的三名絕食抗議者，這位普普通通但很有幽默感的人，做出了一件簡直是從根本上震撼圖伯特社會的事情。從“資訊與國際關係部”（DIIR）的曲央塔欽（Choyang Tharchin）拍攝的視頻鏡頭中人們可以看到，他躲過了警方的拉網搜索，走進了一處公共廁所。他打開了一個裝著汽油的塑膠容器，那一定是他早先就藏在那裡的，將全身澆滿了汽油。然後劃著了一跟火柴或是打著了打火機。
有當時在現場的人對我說，他或許沒有立即從廁所出來而是故意在裡面逗留了片刻以確保已經完全點燃。當然，這只是猜測。當他出來的時候，用文縐縐的話講，完全是一幅地獄景象。DIIR的視頻錄影清晰地記錄了這令人毛骨悚然的畫面。我們看到他沖進絕食帳篷前的空地，導致警察的隊列和博巴們一片混亂。鏡頭外，一個典型英國口音的女人一遍一遍地尖叫著：“哦，我的天啊，我的天啊！”在這一片尖叫和呼喊聲中，無法聽到著火的歐珠在說什麼。當時在場的人說，他呼喊了“博嘉洛！”（Bod Gyal lo，意即“圖伯特勝利”）。另外還有人聽到他呼喊“博讓贊！”（Bod Rangzen，意即“圖伯特獨立”）。他還呼喊“願達賴喇嘛長久駐世！”他到底是怎麼喊出來的，尤其還是邊跑邊喊，這對我來說是一個不解之謎。要知道他的每一口呼吸都必定會導致烈焰沖進他的肺臟，燒灼他的肺泡和肺壁！
這位烈焰裹身的人然後似乎停頓了一下並雙手合十呈祈禱的姿勢。這個時刻的火焰似乎特別的猛烈，攝影師後來告訴我他可以清晰地聽到圖丹歐珠的肌膚從身體上爆裂的聲音。攝影師渾身顫抖，他覺得自己很難端穩攝影機。然後警察和圖伯特旁觀者用毯子和麻袋撲打火焰，並最終將圖丹歐珠推倒在地，熄滅了火焰。
歐珠被緊急送往Ram Manohar Lohia醫院。那裡的醫生宣佈，他幾乎百分之百燒傷，沒有生存的希望。當問到病人是否會感到痛苦時，醫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並解釋說由於大部分屬於一級燒傷，絕大部分神經末梢的功能依然存在。儘管神志清醒，圖丹歐珠一言未發。
達賴喇嘛在第二天的晚上探訪了他。圖丹歐珠試圖坐起來，但是被輕輕地放倒。他舉起纏滿繃帶的雙手表示敬意。尊者問他能否聽見。圖丹歐珠點了點頭。達賴喇嘛告訴神志依然清醒的歐珠，他不應該掩飾任何對中國人的憎惡之情，他（歐珠）的行為已經前所未有地喚醒了人們對圖伯特事業的認知。那天夜裡，歐珠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說，他想舔一舔糖果，然後不一會，他讓在一旁陪護的TYC領導人把糖從他嘴裡拿走並給他一點水。他後來還問起被員警拘捕的六位元絕食者的情況。當得知他們都已經住院並且情況良好時，他歎了一口氣並說他感到很高興。4月29日0點15分，圖丹歐珠與世長辭。
就在圖丹歐珠自焚前幾周，我和一位自封的圖伯特環境問題專家（印度裔）產生過一次激烈的爭吵。他指出流亡博巴是如何地沒有（為圖伯特事業）付出努力和犧牲，並以此來為他自己和其他外國“專家”和“顧問”的活動做辯護（從80年後期開始，這幫人就像圓滑而敏銳的七鰓鰻吸附于達賴喇嘛的宮廷）。事實上，另外一位“專家”早先在紐約也對我說，達賴喇嘛除了放棄獨立沒有別的選擇，因為流亡博巴沒有勇氣和決心將爭取獨立的鬥爭持續下去。
那麼，圖丹歐珠已經有力地戳穿了這一謊言。無論有什麼樣其他過失，流亡博巴看來已經準備為他們的國家獻身。那六位絕食者的勇氣和堅韌也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他們堅持絕食長達49天，直到最後被德里員警強行拉走。我們同時還必須記住，有大約100名博巴已經同TYC簽約，一旦第一批6名絕食者絕食至死，他們將繼續參加絕食抗議。
這絕不是流亡博巴首次舉行這樣的活動。1988年，TYC發起了一次“絕食至死”活動，後來由於達賴喇嘛親自（越過TYC領導人）給8名絕食者每人寫了一封信要求他們停止絕食這次活動，這次活動才停止。我還記得TYC在1977年領導的另一次絕食活動，我當時稍有參與。不僅僅是那些直接參加活動的百折不撓的絕食者，甚至也包括那些從印度和尼泊爾各地來到德里的數千名支持者，他們都力所能及地為這項事業盡自己的一份努力，所有這些博巴們表現出的精神讓我至今印象深刻。還有其他一些運動，比如全國民主運動（National Democracy
Movement）在紐約領導的絕食。必須承認，這些運動所達成的效果大有懸殊，但同時也應該承認，所有的參加者都是真心誠意的。
當然，我們在此還沒有談到那些在圖伯特境內執行自殺式任務的流亡博巴，或是很多秘密特工、木斯塘遊擊隊和其他一些為了圖伯特的獨立而以這樣那樣的方式放棄了他們舒適安全的生活甚至是生命的人。圖丹歐珠在他年輕的時候，是選擇拿起武器爭取解放祖國的眾多博巴之一。
我曾經和桑丹有過交談，他是摩洛甘濟的一位店主，1963年10月1日他和圖丹歐珠一起簽約加入了“第22軍”（Establishment 22），這是一隻由CIA和印度軍方共同管轄的圖伯特特種部隊。桑丹和歐珠在同一個連隊（第16連）、同一個食堂和同一個營房共同生活了13年。在完成基本訓練之後，他們被訓練成為傘兵，並且成功地完成了規定的跳傘次數，得到了“飛翼”徽章。他們曾經駐紮在印度與圖伯特邊界的不同地區，直到1971年，在高度機密的情況下，他們的連隊被派往印度東北部的一個空降地點，行動代號為“營地”（ camping ground）。
解放孟加拉的戰爭已經打響，遍佈孟加拉地區的巨大的河流和數不勝數的支流，阻滯了印軍大部隊從西面的推進。經達賴喇嘛批准，圖伯特部隊被派遣穿過橫跨孟加拉東南部米佐丘陵（Mizo Hills）幾乎無法通行的叢林，去佔領港口城市吉大港，從而威脅巴基斯坦軍隊的後方。
進入孟加拉之後，第16連在查克馬丘陵（Chakma hills）地帶遭遇了敵軍火力。在付出兩人陣亡和兩人受傷的代價之後，他們佔領了巴基斯坦軍隊把守的一個山頭。而另外一個連隊，第15連，在執行作戰任務中就不如他們幸運，在攻擊敵軍把守的一個山頭時遭遇了重大傷亡。將巴基斯坦軍隊趕出丘陵地帶之後，博巴們繼續向南方的蘭加馬蒂（Rangamati）前進，並從巴基斯坦人手中奪回了這座城市。他們還炸毀了這座城市週邊一座大型鐵路橋，以防止巴基斯坦裝甲部隊進行反攻。
談到在這座橋上看到的細節時，桑丹和圖丹歐珠看到，下面的河裡有數百具孟加拉人的屍體，尤其還有一些骷髏，都是巴基斯坦士兵在一個月或更早的時候吊死在橋邊的。在第16連到達吉大港時，巴基斯坦人已經投降了。在吉大港停留數周之後，博巴部隊飛回了他們在恰克拉塔的基地。
兩位老友終於在1976年各奔前程。桑丹加入了一個常規部隊，而圖丹則繼續留在特種遊擊部隊。圖丹歐珠在1983年退役。
桑丹回憶說，圖丹是一個頑強、果斷並且非常健康的人，從來不記得他曾經生過病，一天都沒有。儘管圖丹從來不追求加官晉級，但他是一位很熱心的士兵，總是自願地燒茶、背重物和做班裡的雜務。他也從來沒有錯過任何一門訓練科目，更令人驚奇的是他在軍隊服役20年，從來沒有請過一天假。博巴士兵的薪水微薄，但據桑丹說，圖丹不是一個注重物質的人也很少考慮積蓄。圖丹似乎也不是一個特別虔誠的教徒。桑丹不記得他念過咒語禱文或是做過任何其他特別的修習。但是他誠實正直，是一個出色的夥伴，儘管不是很健談。即便是對最親近的朋友，他也很少談起過去在圖伯特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圖丹歐珠1938年出生在藏（即日喀則地區）地方一個叫嘉措沙（Gyatso Shar）的村子。據說那裡還有他的一些親屬。他生於農民家庭，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被送往紮什倫布寺為僧。拉薩起義之後，圖丹從日喀則經過錫金北部的拉欽拉瓊（Lachen-Lachung）逃往印度。和其他難民一起，他在邦迪拉一處築路隊做苦工，一年以後轉移到位於拜拉庫比的魯松桑珠林（Lugsung Samdupling）博巴定居點。他在那裡一直生活到1963年參軍。
退役後，圖丹歐珠來到達蘭薩拉，在尺覺林寺擔任廚師。寺院給了他一小塊地建起他的棚屋，條件是在他去世後歸還寺院。在達蘭薩拉，另外一位退伍老兵丹增成了他的好朋友，兩人時常在一起吃上一頓飯或喝上一杯茶。丹增也記得圖丹是一個非常健康的人，飲食很有節制但喜歡把飯菜做的比較細緻。他性情開朗，積極樂觀，而且知道享受生活，總是留意不漏掉任何一場足球比賽，也不會漏掉在圖伯特兒童村（TCV）或是在圖伯特劇團（Tibetan Institute
of Performing Arts）上演的任何一場演出。他和丹增還會繞著達蘭薩拉長途散步，最後找一個茶攤歇腳。丹增曾經試圖讓他更加虔誠一些，但收效甚微。和其他認識圖丹的人一樣，丹增告訴我，他是一個沉靜的人，從來不談論他的過去。
只有在丹增或其他人說起自己日漸老邁或是想放棄的時候，圖丹才會失去他的快活勁。他堅持認為這種想法是愚蠢的，博巴們肯定總有一天會回到自由的圖伯特。雖然沒有什麼政治傾向，圖丹總是樂此不疲地參加各種為支持圖伯特而舉行的示威遊行、燭光祈禱和集會。他曾經參加了1995年的第一次“和平行進”（ Peace March），似乎對結果有些失望。“和平行進”最初的目標是圖伯特，後來改成了德里，但是在前往德里半路上的安巴拉（Ambala），行進領導人又將大家都塞進了大巴，宣佈要趕去德里見達賴喇嘛。圖丹回到達蘭薩拉，對丹增講述了他的失望。他帶著挖苦的口吻說，先前對各種偉大成就談論了很多，尤其是行進活動領導人，但是除了沿途得到的印度民眾的同情，他不知道最後到底收穫了什麼。儘管如此，圖丹還是自願參加了下一次“和平行進”，這次似乎也沒有比第一次讓他得到任何更多鼓舞。
最後，今年4月，當圖丹歐珠得知TYC在德里組織“絕食到底”活動，他來到丹增家裡，喝完一杯茶後，告訴丹增，他打算去參加絕食活動。丹增承認，當時有些取笑他，問他能做什麼去改變政治局勢。圖丹的回答異乎尋常地肯定，他說這次肯定會有明確的結果。他說，儘管達賴喇嘛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民眾做的還不夠。除非有所作為，否則他們將在印度終老一生，而且每件事情的結果都將如此。
他請求丹增不要告訴任何人他參加絕食的事情。他還請丹增作為他的擔保人，因為TYC要求所有自願者都提供擔保人。丹增陪他前往TYC辦公室簽署了擔保檔。在完成所有手續之後，圖丹向TYC捐獻了500盧比。TYC副主席謝絕接受這些錢，但圖丹堅持捐獻，他說金錢是堅持鬥爭必不可少的。離開達蘭薩拉之前，他將棚屋的鑰匙託付給丹增並且告訴丹增，如果聽到他的死訊，他可以賣掉他的鍋碗瓢盆和那點傢俱，把錢捐給TYC。他堅持說，每一個盧比對於自由鬥爭都是非常重要的。
到達德里之後，圖丹歐珠被分配在絕食第二組，一旦第一組成員絕食至死，他們便去接替。正如他一貫的性格，他忙著打掃絕食抗議營地，幫著給絕食者擦洗、按摩等等，這些人當時已經很憔悴虛弱。
4月23日，大約在中午，由挪威資助的圖伯特之聲（VOT）電臺的一位記者採訪了他。我複製了他講話的主要部分，剪輯了其中重複和不連貫的部分，並且去掉了採訪者的提問。有些重要段落還沒有逐字翻譯，但是在括弧中提供了博語原文（以拼音的方式）：
我之所以參加絕食抗議，是因為我是一名博巴，我有責任這樣做……不，我根本沒有覺得害怕。我見到這六名絕食者是，我感到很高興。我們失去我們的國家已經將近40年了，我們的文化和宗教都受到很大破壞。在圖伯特經呢和世界各地，人們已經為自由鬥爭做了很多事情。
達賴喇嘛一直想盡辦法實行他的和平“中間道路”方案。但是他的努力至今未見成效。因此，形勢已經變得讓人絕望。這六個人，在TYC的領導下，通過絕食抗議來回應當前緊迫的形勢，這讓我很高興。（Gyalwa Rinpoche
kyi tsenme shiwae umae lam la-ya dinde chik betsoe nangchen gyami la drewa
masongnae shul yog ray. Lay-ga di la nuba thon yog ma ray. Di songyin tsang.
dha ni Uldrag yin tsang mi droog di shunue u tri-jay zadrag la tay, Ullchi
ngogoe la pheba dila nga rang pe gabo chung.）
這六個人對於獻出自己的生命“沒有絲毫的疑慮和猶豫”（ thetsom pu chik
minduk）。我也抱有同樣的決心。我也沒有絲毫猶疑去獻出自己的生命。這便是我的態度……如果輪到我去絕食，我已經決定要做的更加行之有效。現在很多博巴都決定將“絕食到底”活動繼續下去。我知道很多人想親自參加絕食。就我自己而言，我已經決定（如果參加絕食）不接受任何按摩治療，不喝一口水。博巴們的局面已經變得讓人絕望……我要獻出我自己的生命，為我苦難的同胞換來和平與自由……我有百分之一百的信心，圖伯特境內的同胞們不僅僅會繼續這一鬥爭，還會將它發展壯大。他們絕不會冷眼旁觀和放棄鬥爭。
這次採訪5天之後，圖丹歐珠引火自焚。
在他去世之後，有些官方和支持團體的期刊登載了一些據說是引述自圖丹歐珠遺言的話：“我對達賴喇嘛尊者的‘中間道路’政策充滿信仰，擁有這樣的信仰對於所有博巴都很重要。”有可能在更早的時候他或許曾經支持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政策，但就在他去世前5天，他是如此肯定這一政策失敗了並且毫不猶豫地在電臺上說出來。
那麼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想，圖丹歐珠和絕大多數博巴一樣非常尊敬尊者，他們從來不會公開表達與達賴喇嘛相抵觸的觀點。然而他們天生良好的判斷力，在某些極端情況下，會驅使他們做一些違背達賴喇嘛意願的事情。例如，在1959年3月，在拉薩的博巴們似乎已經意識到達賴喇嘛不計代價信任中國人並同他們合作的政策，不僅對國家民族造成了危害，而且甚至連累和威脅到尊者自己的生命安全。不顧尊者的明確指示，他們拿起武器保護尊者並且重塑了圖伯特民族的榮譽。圖丹歐珠的自焚，以及那些絕食者的行動，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也源自同樣令人絕望的理由。
同和平主義“新時代”（Pacifist New Age）的理念相反，博巴們認為，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國家和信仰而獻出自己的生命從來就是令人敬佩的真正的壯舉。在11世紀早期，圖伯特西部信奉佛教的國王拉•喇嘛•益西沃（Lha Lama Yeshey Wo）被穆斯林國王喀喇（Qarlog）所俘獲，並被扣留以索取贖金。他的侄子設法籌集了大量的黃金，但是國王告訴他的侄子，哪怕一塊銅也不要交給那個穆斯林國王，並且他已經準備為佛法獻身。他催促他的侄子用這些黃金從印度聘請佛教大師。益西沃最終死於獄中。在年少為僧的時候，圖丹歐珠或許聽過這個和其他類似的故事。
1966年，就在“文革”開始之前，在拉薩的紮基（Drapchi）監獄，一位受過CIA訓練的圖伯特特工，江孜人紮西堅贊（Trede Tashi
Gyaltsen）進行絕食。第一次絕食未能成功。中國看守強迫他進食並且給注射一些不知名的藥物。但是一個月之後，他再次嘗試絕食。這一次儘管監獄當局想盡辦法，他還是絕食至死。他的一個也關在監獄的同伴向我保證說，紮西的決定不是因絕望所激發，而是一個刻意的挑戰中國人的政治行動。
無論圖伯特社會對圖丹歐珠的自焚表達了多少敬佩與尊重，和絕食抗議活動一樣，各種媒體都不會原封不動地進行充分完整的報導，尤其一些西方人更是如此。在達蘭薩拉有一個居心險惡的傳教團體，經營一份“新時代”運動的時事通訊作為掩護，他們一直在給圖登額珠抹黑，告訴年輕的博巴圖丹歐珠自焚或許是因為酗酒導致的抑鬱症。一個人再怎麼狹隘和卑鄙也不過如此。
但是回到有關自我犧牲的根本問題上，我覺得必須對那些嘬著橙汁、眼淚汪汪的和平主義群眾們指出，他們基本理念認為人們不應該為某項事業獻身或甘冒殺身之禍，這是一個荒唐的錯誤。生命無疑是寶貴的，但是如果活著的代價是妥協於暴政，或是心安理得麻木不仁地順應不公與邪惡，那麼最終的結果必然是比任何肉體上的死亡更加糟糕的精神死亡。
此外，圖伯特獨立鬥爭不僅僅是一個有關領土與民族主義的問題，其中還包含一個更普世的和道德的維度。歸根到底，這是一場為了正義與真理而進行的鬥爭。這個真理不是抽象的真理，而是指引著勇敢無畏的男男女女們的生活的活生生的原則。我有時會從甘地的作品中尋求對這類問題的回答，他對這個和有關犧牲的問題有明確的觀點。在1942年9月22日出版的《青年印度》（Young India）上，他寫道：“抽象的真理是沒有價值的，除非它體現在人類身上，這些人通過證明他們樂於為真理獻身而成為真理的化身。”
在政治鬥爭的歷史中，並沒有太多人為了他們的信念而選擇一種激烈的方式獻身，但是儘管如此，這樣的行動似乎往往比較有效。其結果有時還迅捷而轟動。1963年6月，釋廣德（Thich Quang Duc）在西貢點火自焚，來吸引世界關注天主教總統吳廷琰（Ngo Dinh Diem）對佛教徒的迫害。抗議浪潮席捲全國，並使得吳廷琰總統的政府很快在1963年11月1日倒臺。
圖丹歐珠夢想的實現或許尚需時日，但是我想，那一天終將到來。正如1969年在布拉格為抗議蘇聯入侵而自焚身亡的年輕捷克學生楊•帕拉赫（Jan Palach）所懷有的願望。帕特裡克•弗倫奇在他文章結尾處寫道：“今天蘇維埃帝國已經煙消雲散，而楊•帕拉赫依然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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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丹欧珠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
在攝於德里絕食者帳篷前的生前最後一張照片中，圖丹歐珠面帶笑容。人們無法確知他的頭腦裡在想什麼，但是無疑他看上去是愉快而自信的。在他的笑容裡，看不出任何憤怒或狂熱（或是酗酒抑鬱症）的跡象。他是一個單純的人（他只能斷斷續續地讀一些博伊[即藏文]），但是當我看到他的這張照片時，我覺得正在看著一張平靜而快樂的面孔，這是一張已經找到了生命基本真理的人的面孔；某些我們的領導人一直在回避的東西，在傳統上一直被博巴們看做是對於任何重要的事業都必不可少的，尤其對於踐行佛法——你必須做出決定並付諸行動（thak choego ray）。
感謝TYC中執委的所有人，尤其是央欽卓嘎啦（Yangchen Dolkar-la），感謝你們的合作。感謝DIIR的卓央啦（Choyang-la）、多丹啦（Topden-la）和丹增當堆啦（Tenzing Damdul-la）。還要感謝丹增老師（Gyen Tenzing）和桑丹啦老師（Gyen Samten-la）。
1998年8月6日
發表于《世界圖伯特新聞網》（World Tibet
Network News）
2013年10月2日译于Bloomington，Ind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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