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莱昂阿伦（LEON ARON）
发表时间：《外交政策》2011年七八月号
翻译：John Lee
原文刊登于：
此文最初发表于去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第六期，网上已有译介。后通观全文，发现现有的译介尚有错误和遗漏之处，特将全文重新翻译。目的不在于中国的执政者能从此文得到某些警醒，而在于希望被执政者能从文中看到某些希望和思考现实问题的理路。中俄这两个欧亚大国，大概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为微妙的“伙伴关系”。因地域毗邻，且各具野心，此二国永远不可能是“朋友”，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因文化和体制相近，此二国常常是互为“帮凶”或“榜样”，比如在最近的叙利亚问题和俄罗斯换届选举问题上（历史上的问题就不说了，那应该是另一部“巨著”了）。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类似的“转型”困境。本文无疑是论述苏联解体原因的最具启发性的文章之一。——John Lee
每次革命都是一次惊奇。不过，最近的这次俄罗斯革命肯定是其中最出人意料的一次。1991年之前的几年，当时在西方专家、学者、官员或是政治家，都没有预料到整个苏维埃联盟及其一党独裁制度、国营经济体，以及克里姆林宫对于国内和东欧帝国的控制会在一夜间分崩离析。同样，从后来的回忆录中看，当时苏联国内异见人士和未来的革命者们自己也没有预计到这一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1985年就任苏共总书记时，他的同代人完全没有预计到将会出现一场革命危机。虽然对苏联体制中存在问题的规模和深度有着各种争论，但没人想到这些问题会威胁到体制的存亡，至少不会这么快。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普遍的短视？西方专家没能预计到苏联的崩溃或许有部分原因是由于某种形式的历史修正主义——或可称为“反反共产主义”——这种理论倾向于夸大苏维埃政权的能力和合法性。然而，另外一些几乎完全没有对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同样对其突然覆灭感到迷惑不解。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写道，在全面回顾“现时代的国际事务历史”时，认为“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件事更加诡异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的事件——先后以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联盟面目出现的一个强大国家，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美国最为著名的研究俄罗斯历史的专家，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顾问之一，理查德‧帕普斯（Richard Pipes）称这场革命“出乎意料”。1993年，保守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的一期特刊以《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诡异灭亡》为题，发表了关于苏联灭亡的论文集。
如若这场革命是容易理解的，那么这样的集体误判就应该好好地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稀奇古怪、反复无常的案例一起，归入精神病档案库，然后被人遗忘。然而，甚至在今天，20年过去了，那种认为苏联会继续它当时的状态，顶多是最终陷入一个长期持续的衰退的设想，依然看起来是一个合乎理性的结论。
实际上，1985年的苏联与10前相比拥有差不多同样的自然及人力资源。当然，其生活标准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低得多，更不用说西方。物资短缺、食品配给、商店门口的长队，以及严重的贫困都是典型的苏联病症。不过，苏联经历过比这远大得多的灾难，而且没有为此牺牲哪怕一点点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国家控制，更别说是放弃权力了。
在1985年之前，没有任何关于经济状况的关键数据表明这个国家会面对一场迫在眉睫的灾难。从1981到1985年，该国GDP增长与1960和1970年代相比虽然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平均每年1.9%的水平。这种没精打采但很难构成灾难的增长模式，一直持续到1989 年。财政预算赤字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就一直被认为是出现革命性危机的突出先兆，而在1985年的时候，苏联的财政赤字还不到GDP的2%。尽管增长迅速，到了1989年的时候这个差距依然保持在GDP的9%以下——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会认为这完全是一个易于控制的水平。
石油价格从1980年的每桶66美元急速下跌至1986年的每桶20美元，这对苏联的财政状况带来沉重打击。不过，扣除通货膨胀因素，1985年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依然高于1972年的水平，而比整个70年代的平均水平也仅仅低了三分之一。与此同时，苏联的财政收入在1985年增加了超过2%，而在随后的五年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工资水平也以超过7%的速度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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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和异见人士安德烈•萨哈罗夫 |
不错，经济停滞有目共睹，令人担忧。但正如卫斯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教授彼得‧洛特兰（Peter Rutland）所言：“说到底，慢性病未必置人于死地”。甚至专门研究导致革命的经济原因的学者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Åslund）也注意到，从1985到1987年，局势“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
在政府看来，政治环境甚至不像以前那么棘手了。经过此前二十年对政治反对派不间断的镇压之后，几乎所有突出的异见人士都已被监禁、流放（比如安德烈•萨哈罗夫从1980年起被流放）、强迫移民，或是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
这个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爆发革命的迹象，包括另一个传统上典型的国家灭亡的原因——外部压力。恰恰相反，之前十年间，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与外交官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Stephen Sestanovich）所言，“苏联人已经实现了所有主要的军事和外交目标”。当然，阿富汗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场长期战争，但对于拥有超过五百万人的苏联军队来说，这点损失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尽管维持一个帝国的庞大的财政负担在1987年之后的讨论中成为了一个主要话题，但是阿富汗战争本身的费用远非决定性因素：这场战争的总消耗估计在1985年的时候大约是在40到50亿美元之间，在苏联的GDP中所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美国也不是催化剂。如果可能的话，试图遏制和扭转苏联在第三世界挺进步伐的“里根主义”（ Reagan Doctrine），也只是在苏联帝国的外围地区形成了值得关注的压力，比如在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然而，苏联面对的这些困难同样也远远不是致命性的。
作为一场潜在的耗资巨大的竞争的先导，里根提议的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是它还远远不能预示着一场针对苏联的现实的军事胜利，克里姆林宫非常清楚太空防御系统的实际应用还得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同样，尽管在1980年发生的波兰工人反抗共产党统治的和平起义的新进展让苏联领导人感到相当头疼，也表露的苏联欧洲帝国的不稳定，但是到了1985年，波兰团结工会（Solidarity）看上去已经筋疲力尽。而苏联似乎已经适应了在东欧国家每十二年进行一次血腥“维和”行动——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1980年的波兰——而且不太在乎国际社会的看法。
换句话说，苏联当时正处在它的全球化势力和影响力的巅峰时期，无论是它自己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是这么看的。历史学家亚当•乌拉姆（Adam Ulam）后来说，“我们似乎忘记了，在1985年的时候，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国的政府像苏联政府那样政权稳固、政策明确、目标坚定。”
当然，苏联的崩溃存在大量结构性理由——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等等，然而这些理由都无法彻底解释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和发生时间。1985到1989年间，无论经济、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结构性环境，都没有发生急剧恶化，为何这个国家及其经济体系突然间就被广大民众看作是可耻的、非法的和不能忍受的，并最终走向灭亡？
就像所有现代革命一样，最近的这次俄罗斯革命始于“上层”对于自由化的犹豫不决——其理由已经超越了对于经济的必要调整，以及让国际环境更加有利。戈尔巴乔夫的创新思路的核心不可否认是理想主义的：想建立一个更加有道德的苏联。
尽管他们以经济改良为旗帜，但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无疑首先着手改正道德，而不是经济上的错误。在苏联改革的最初的那段时间，人们公开谈论最多的事情，现在看起来也就莫过于对精神上的堕落和斯大林主义过往的腐蚀作用表达他们的痛心疾首之情。以此为契机，人们开始迫切地寻求一些重大问题的答案，每一场大革命开始之际人们都会问起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好的和有尊严的生活？哪些因素构成了一个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什么样的国家才是一个值得尊重而合法的？这样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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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尔巴乔夫辞职，1991 |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对苏共中央委员会说，“在这个国家，一种全新的道德氛围正在形成”。他当时宣布“公开性”运动和民主化将成为这次俄式改革，或者说苏联社会重构的基础。“人们已经开始对价值观进行重估，同时进行创造性的反思”。他说，“我们绝不能再那样继续下去，我们必须彻底改变生活，与过去玩忽职守的行为分道扬镳”。后来在回忆当时说这番话的感觉时，他将其称之为自己的“道德立场”。
在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被称做“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回忆说，1983年他结束了在加拿大10年的大使任期回到苏联，他感觉到一个重要时刻即将到来，因为他听到人们声言：“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方法，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明白根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种无法忍受的、蒙羞受辱的生活。”
在戈尔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来（Nikolai Ryzhkov），1985年的“道德社会国家”（ moral state of the society）有着“极为惊人”的特征：
（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告、报纸还是在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戈尔巴乔夫那个最初的人数很少的自由化小圈子的另外一名成员，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据他回忆，1984～1985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
早在19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前辈，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就亲眼目睹了斯大林建立在恐怖和谎言基础上的高楼大厦如何地摇摇欲坠。但这些第五代苏联领导人对政权的康复能力比前辈们更有信心。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团体似乎相信道义上正当的事情在政治上也应该是可控的。戈尔巴乔夫宣称，民主化“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这场改革的精髓”。许多年后，他对采访者说：
“苏联模式失败了，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甚至在文化层面上它也失败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绝大多数受教育者，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都在文化层面上拒绝这种模式，因为它不尊重人，而且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人。”
这些改革措施到1989年发展成为一场革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另外一个“理想主义”原因：戈尔巴乔夫个人对暴力的深刻厌恶，因此当改革的深度及规模超出他最初的预想时，他坚定地拒绝诉诸于大规模镇压。为了保护这个体系而采取斯大林式的镇压，是对他内心最深处某些信念的背叛。一位目击者回忆戈尔巴乔夫在80年代末的讲话，“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用拳头砸在桌子上，”他然后把手握成拳头。总书记接着说，“一般而言，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人们不会喜欢这样。”
如果我们放眼克里姆林宫之外，便会发现引发俄罗斯革命的那些理念和理想的作用发挥得更加突出。苏联著名记者，后来成为热情的“公开性”运动先驱者的亚历山大•鲍文（Aleksandr Bovin），在1988年曾写道，随着人民对腐败、无耻的偷窃、谎言以及从事诚实工作所遇到的障碍日益感到无法忍受，改革的理想已经“成熟”。另一位亲历者回忆说，人人都在期盼“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些期盼则给激进的改革带来了广大的支持者。同时，希望戈尔巴乔夫继续当政的呼声非常强大而且在持续高涨，这些期盼与呼声最后形成了戈尔巴乔夫的实际政策。转眼之间，这些理念本身成为了那场蓬勃展开的革命的现实的和结构性的要素。
用亚科夫列夫（Yakovlev）的话说，如“铁箍”一般钳制着整个苏联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官方意识形态，正在迅速丧失其公信力。新的观念与认知逐步导致了人们对政权态度的变化和“价值观的改变”。最终，整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正如罗伯特墨顿（Robert K. Merton）不朽的“托马斯定律”（ Thomas theorem）中所举的一个例证——“如果人们把某种情形定义为真实，那么这种情形最终必将成为真实”。由于人们对苏联政权的执政能力的认知和评价发生了根本改变，随后才出现苏联经济最终的实际恶化。
1987年，一本苏联杂志刊登的读者来信中，一位俄国读者将在自己周围看到的一切称为“认知的剧烈转折”。我们知道他是对的，这一次的俄罗斯革命是第一场几乎从一开始就有民意调查记录全过程的大革命。到了1989年末，在苏联已经经历了四代一党独裁的统治并且其他独立政党依然非法的情况下，第一次国民议会的民意调查就发现，差额选举和苏共之外的其他政党合法化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90年代中期，在一个俄罗斯地区的民意调查中，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应该是“政府允许个人从事符合他们意愿的工作。”六个月之后，一次全俄罗斯的民意调查显示，有56%的人支持迅速或渐进地向市场经济转型。又过去一年，支持市场经济的人数比例上升到了64%。
与那些在现代历史上引发其他著名革命的人士一样，传播这类“认识转变”的人们主要是一些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正如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言，这些男男女女“帮助人们对社会缺陷达成共识，并形成稳固的舆情民意......由此造就了对于革命变革的有效需求”。突然之间，一个国家“所有的政治教育”成了“作家文人们的工作。”
当时的苏维埃俄国也是如此。人们报刊亭前排起长队，有时甚至在早上六点就有来自周围街区的民众来排队买报纸，每天的报纸两小时之内便被一扫而空。著名自由化报刊杂志的订阅量猛增。这一切证明了那些最为著名的支持“公开性”的作家们所具备的毁灭性力量。用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话说，他们是“真理导师”：其中包括——经济学家尼古拉•谢苗洛夫（Nikolai Shmelyov）；政治哲学家伊戈尔•克雷金（Igor Klyamkin）和亚历山大·齐普科（Alexander Tsypko），杰出的评论家瓦西里·谢柳宁（Vasily Selyunin）、尤里·切尔尼琴科（Yuri Chernichenko）、伊格尔•维诺格拉多夫（Igor Vinogradov）和阿列斯·阿达莫维奇（Ales Adamovich），还有新闻记者叶戈尔·雅科夫列夫（Yegor Yakovlev）、莱恩·卡宾斯基（Len Karpinsky）、菲德尔·博拉特斯基（Fedor Burlatsky）等等，至少有二三十人。
对于他们而言，道德的复苏与重建是最为重要的。这不仅仅意味着需要重新检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也不仅仅意味着重建社会规范，而是需要进行一场个体层面上的革命：改变俄罗斯臣民的个体性格。米哈伊尔•安东诺夫（Mikhail Antonov）1987年在《十月》（Oktyabr）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题为《我们将会面临什么？》。他在文中宣称，俄罗斯民众需要得到“拯救”——不是从外部的危险中，而“最主要是从他们自身、从泯灭道德的体制所造成的恶果中把自己拯救出来。这些体制扼杀了人类最高贵的品质。”如何拯救？要开始进行决定性的、不可逆转的“自由化运动”——不是赫鲁晓夫（Khrushchev）那种短命的“解冻”，而是真正的气候改变。那么，如何保证这一运动的不可逆转？首当其冲的，是要出现“自由的人”，这样的人可以“精神奴役症的复发具备免疫力。”“公开性”运动的重要刊物《火花》（Ogoniok）周刊，在1989年2月写道，“只有当人不再去充当警察的线人，不再背叛，不再说谎——无论以任何人和任何事的名义——我们才能拯救自己免于再次沦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奴隶。”
这种论证逻辑有些迂回曲折——要拯救民众，必先保全改革，而惟有改革具备“从内心”改变民众的能力，改革本身才能得以保全。但似乎这样曲折的逻辑并没有让任何人感到困惑不解。那些对这些问题殚精竭虑的人似乎做了这样的假定：如果通过改革拯救这个国家和将民众从精神的泥沼中解救出来这两件事情是紧密联系的，甚至是密不可分、纠缠不清的，那么不如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当务之急是让民众摆脱“奴隶”和“奴役”而重新成为“公民”。那一时期一部著名的二战题材小说的作者鲍里斯·瓦西里耶夫（Boris Vasiliev）宣称，“够了！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是一个骄傲的国家的骄傲的公民！”
通过深入探究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托克维尔得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被革命推翻的政权往往不如它们的前任更加高压强制。为什么呢？托克维尔总结道，因为尽管民众“或许遭受的痛苦少了一些”，但是他们的“敏感度急剧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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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站在坦克上的叶利钦 |
一如既往，托克维尔又说到了问题的关键。从（法兰西共和国）开国元勋到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们都几乎战斗在同一面旗帜下：提升人类的尊严。“公开性”运动的最具颠覆性的敏感点存在于通过自由与公民权寻求人的尊严——这个敏感点还将继续存在。正如《火花》和《莫斯科新闻》（Moskovskie Novosti）上的有关篇章必将和站在坦克上的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一起作为那次俄罗斯革命的象征而占据骄傲的位置，阿拉伯世界的互联网文章也将和所有起义的民众一起成为最近阿拉伯革命的象征，这些民众遍布在开罗解放广场（Cairo's Tahrir Square）、突尼斯卡斯巴广场（Casbah plaza）、班加西（Benghazi）的大街小巷以及叙利亚的冲突城镇。
卖水果的小贩默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自焚引发了突尼斯起义，并开启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一位突尼斯示威者告诉美国记者，他这么做“并非因为他没有工作，而是他想和负责他的问题的当地政府谈话，他遭到殴打……他的自焚和政府有关。”在班加西，利比亚人的反叛开始于民众的呼喊，“人民希望结束腐败！”在埃及，人们的诉求都在于“让长期受压迫的民众自己当家作主，他们不再愿意生活在恐惧之中，不再愿意自己的自由被剥夺，不再愿意忍受他们领导人施加的羞辱，”《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今年2月从开罗对当时的事件进行了报道。他应该也参与了1991年莫斯科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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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尼斯的抗议民众 |
“尊严高于面包！”是突尼斯革命的口号。在革命发生前，突尼斯的经济在20年里保持了每年2%到8%的增长速度。随着油价高启，身处革命边缘的突尼斯的经济依然相当繁荣。这二者都在提醒我们，在现代世界，经济增长无法取代一个公民的骄傲与自尊。除非我们牢记这一点，我们还将继续经历这类让人吃惊的事情——后苏维埃世界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或早或晚不可避免的中国民主剧变——正像我们在苏联所看到的一样。“万能的上帝赋予我们如此强大的尊严感，我们不能容忍对我们不可让渡的权利和自由的否认，无论任何‘稳定’的独裁政权许诺给我们什么样的现实或可能的利益，”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罗萨•奥通巴耶娃（Roza Otunbayeva）在今年3月这样写道。“这是民众创造的奇迹，不同宗教和政治信仰的男女老少聚集在城市广场上，并宣告，够了就是够了！”
当然，高尚的道德推动力以及对真理和善的追求，只是成功重塑一个国家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些条件对于推翻一套旧的社会政治制度或许已经足够了，但是，如果要想一蹴而就地改变一个根深蒂固的极权主义的国家政治文化则远远不够。若想在一个社会里长久维系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政体，由一场充满道德诉求的革命催生的民主体制就会显得根基太浅，尤其是在那种缺乏基层自组织和自治传统的社会里。这有可能会成为“阿拉伯之春”实现自己民主诺言的巨大障碍——正如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一样。70年的极权统治所造成的俄罗斯民间社会的分崩离析和互不信任重挫了俄罗斯的道德复兴。尽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瓦解了一个帝国，但是这个帝国留给俄罗斯民众的帝国思想遗产还是让他们易于接受普京的新极权主义——其宣传的主旋律仍然是“周边的敌对势力”和“俄罗斯的崛起”。更重要的是，斯大林主义造成的巨大的国家悲剧（和国家罪责）从来没有得到过全面彻底的探究和赎偿，这对于俄罗斯人的整体道德感具有腐蚀作用。那些“公开性”运动的倡导者曾经对此提出过严厉的警告。
这正是为何今天的俄罗斯看上去又一次慢慢走向另一场俄式改革运动。虽然，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和石油价格上涨共同为俄罗斯民众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统治精英们厚颜无耻的腐败、新式的新闻审查以及对公众舆论的公开蔑视已经在俄罗斯民众中造成疏离感和愤世心态，其严重程度即便没有超过也至少开始达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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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人还要“欣赏”多久“梅普”二人转？ |
你只需在莫斯科要花上几天时间与知识分子们交谈，或者更好的办法是快速浏览一下LiveJournal网站上的博客，这个网站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网络平台，再或者是去看看那些顶尖的独立人士或反对派团体的网站，你会发现上世纪80年代的座右铭——“我们不能再这样活下去！”——又一次成为了人们的生活信条。不仅在那些有限的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在其他地方，自由的道德必要性也总是自我重申自己的存在。“当代发展研究所”（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智库，由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担任所长。今年2月，这个研究所发表了一篇文章，看上去像是梅德韦杰夫2012年参加总统竞选的纲领：
过去，俄罗斯需要自由是为了生活（的更好）；现在俄罗斯需要自由是为了生存……彻底检视我们的价值体系并打造新的认知，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我们无法用旧思维建设新国家……（一个国家能够为民众做的）最好的投资便是自由和法治，以及尊重人的尊严。
是同样的关于自尊与自豪的知识和道德追问，以对这个国家的过去和现实进行冷酷无情的道德审视为起点，继而在短短的几年里凿空了庞大的苏维埃帝国，剥夺了它的合法性并将它变成一具被焚毁的空壳，随之在1991年8月彻底崩溃。这一段有关知识和道德的心路历程无疑是20世纪最后的这场大革命的故事的核心。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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