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多數人的腦子在一大早通常不在最佳狀態，一杯咖啡或一杯茶總能有所幫助。但是在今年的這段時間，由於在華盛頓討論的最惠國待遇問題（再加上喧囂一時的香港政權移交），爲了防範中國商業遊說團（China
Business Lobby）滲透于晨報字裡行間無孔不入的遊說，必須保持非同尋常的高度警覺。
我必須坦白地說，有那麼一兩次，我幾乎被那些巧舌如簧的言辭所征服。他們說，為了幫助中國民眾我們必須把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的事情放在一邊——人權、民主等西方發明的概念不能生硬地強加到以服從、忠誠、尊敬為原則的等級制古老儒家文化中。
但是然後我給自己再泡上一杯濃濃的紅茶，坐下來問自己談論這些問題的記者或專欄作家有幾分可能曾經涉獵過《論語》、《詩經》或者任何其他儒家經典。我的理性又恢復了。
在去年大約這個時候，甚至克林頓總統在解釋他感到必須將貿易問題與人權問題脫鉤時，他也提到了孔夫子。他說，“一種將秩序至於自由至上的驕傲的儒家文化尤其不情願做出被認為是對美國卑躬屈膝的事情。”
而實際上，據記載這位聖人曾經說過“以人為本”。用現在的標準看，孔夫子或許不完全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但是他信仰法治和政府的責任。雖然孔子相信“禮”對國家運行至關重要，但他也非常清楚國君應該通過道德權威而非通過暴力和壓迫治國。儒家思想一個更具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色彩的發展體現在孟子的學說中，他不僅將人民的利益置於統治者利益之上，甚至還證明了誅殺暴君的正當性。
比利時歷史學家和漢學家西蒙•萊斯（Simon
Leys）在《燃燒的森林》（The Burning Forest）一書中告訴我們，“在中國傳統中，‘道德’（主要指儒家思想）是防止專制主義產生的主要壁壘。”他提到華裔歷史學家余英時在概要總結他的一篇文章時寫道：“儒家思想以一種二元論的方法來描述世界；一面是具體而變動的現實政治領域，另一面是抽象而永恆的原則。學者型政治家的職責在於幫助統治者，以使得統治者的行為和政策合乎不變的道德原則，而這些原則也為評判統治者提供了可靠參照。一旦這兩個領域之間產生衝突，則儒家學者們必須，用孟子堅定而明確的話講，‘循道而不遵君’。”（見《明報》月刊，1976年2、3月刊，《中國傳統政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s”）
在上世紀末，新儒家學者同時也是中國第一位偉大的現代改革者康有為（1858~1927），對孔子學說提出了激進的詮釋，動搖了中國士大夫的思想世界。在康有為看來，孔子是一位有遠見的“聖王”，他認為歷史是遵循一定的規律發展進步的，從各式帝王統治人民的混亂時代，邁向君主立憲規範下的和平時期，最終實現普世和平與共和政府。
康有為是1898年光緒皇帝實施的傑出而短命的改革運動的主要鼓動者。這位皇帝的伯母——無情而保守的慈禧太后（慈禧嫁给了咸丰帝,慈禧的妹妹嫁给了咸丰的弟弟醇亲王奕譞,光绪是奕譞的儿子,慈禧既是光绪的姨妈,又是光绪的伯母。——譯者注）囚禁了年輕的皇帝并將六名主要改革派人士砍頭處死。康有為設法乘坐一艘英國軍艦逃離中國。在流亡英屬印度的大吉嶺（Darjeeling，我的故鄉）期間，他完成了對儒家學說、佛教和西方烏托邦思想的整合，并在他令人震驚的著作《大同書》（Book
of the Great Community）中加以闡釋。
除了像廢除民族國家、建立世界政府、結束所有戰爭、消除階級和經濟差別等等標準的烏托邦式治世方略，康有為最為獨創的思想當屬要在“大同社會”消滅其他兩種界限——家庭的界限和性別的界限。這樣的理念在當時不僅對儒家學者是革命性的，即便對一個西方人來說也同樣如此。
早在共產主義的種子首次植入中國土壤之前，中國發生過一場廣泛的追求民主運動。“德先生和賽先生”，對於處在世紀之交的中國年輕人和知識份子而言，代表了建設現代中國不可或缺的兩個基礎。現代中國的開國元勳孫逸仙博士是一位民主主義者。他的遺孀宋慶齡與北大校長蔡元培和作家魯迅早在1930年代就創建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Chinese League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不應該過分強調民主和人權在當今只不過是代表著將國外價值觀強加給躊躇不前的中國社會。他們在十九世紀末就已經存在于中國的政治議題之中。他們現在之所以看起來好像從未在中國存在，只不過是由於極權主義宣傳的作用抹殺了整個國家的政治記憶，並且混淆了其他國家對此問題的歷史觀。
一種觀點認為以等級、秩序和傳統為核心的一整套“亞洲價值”（對儒家價值觀在更廣語境中的代稱）不重視自由和民主的價值。但只要我們把亞洲的一大塊地區考慮在內，這種觀點便不堪一擊，而這個地區總是很奇怪但卻總是無疑例外地被類似的爭論所忽視。當然，我指的是印度，這個世界上最大、最存爭議也最具活力的民主國家。如果任何一個西方人斗膽建議一個印度男人或女人，放棄民主體制而去擁抱“亞洲價值”，我可以肯定他會遭到痛駡。
當然，除了印度，還有其他亞洲人認為沒有必要將自己局限于固守“亞洲價值”。年輕的馬來西亞副總理安瓦爾•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在一次《新聞週刊》（Newsweek，1996年9月2日）的採訪中說：
孫逸仙是否代表亞洲價值？他當然可以代表。他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他相信新聞自由。在孫逸仙的革命時期，媒體發揮了很大作用。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越南和泰國，這些國家都有過類似的經歷。他們的開國元勳們都有強烈的道德熱情并遵從亞洲價值——而且非常之亞洲——但是，他們也無疑是民主主義者。
他還專門挑選了一些詞語來形容“舊價值”，諸如“封建”和“腐敗”等等。在東南亞國家領導人在新加坡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他給那些面臨來自西方批評的“亞洲價值”支持者們提出建議：“如果你不希望西方對你居高臨下，那麼你就不要對你自己的人民居高臨下。”他的話惹惱了新加坡獨裁者李光耀，安瓦爾發言的時候，他將手中的《亞洲華爾街日報》揉得嘩嘩作響。
李光耀（Harry
Lee）一直是亞洲和儒家價值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形成了自己行之有效的方法來讓政治反對者和敢言的新聞記者噤聲，同時還能避免可能會讓他的西方盟友感到難堪的過分明顯的獨裁統治。二次大戰之後的右翼獨裁者通常都是一副負面的軍事狂人形象（頭戴黑墨鏡和一身戎裝），這種形象妨礙了他們將自己的政治信息傳達到自己直接掌控範圍以外的地方。但是新加坡平民化的外表、井井有條的經濟秩序和反民主的政治形成了一個危險的“範例”，不僅僅是對緬甸和中國這樣的國家，甚至可能影響到亞洲和非洲一些根基未穩的新生民主國家，這些國家或是面臨經濟問題，或是領導人過於野心勃勃。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詹姆斯•施萊辛格（James
Schlesinger）贊許李光耀是新加坡“下一個世纪的設計師”。他們和很多尼克森和平與繁榮中心（Nixon
Center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的成員們或許是發現了一個資本主義法西斯國家的成功理念——有出色的高爾夫球場，又有被套上籠頭的新聞媒體，心中難免暗生情愫。其他一些更傾向民主的人士對此感到不安。在《紐約時報》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威廉•薩菲爾（William
Safire）警告說，“新加坡病毒——那種認為資本主義的繁榮可以通過政治壓迫獲得的觀點——會因為它與法西斯主義的血緣關係而感染全球經濟。”
在達蘭薩拉，在這個民主和新聞自由尚待進一步提升的地方，一種新加坡病毒的變種已經嚴重感染了我們的自由鬥爭。例如，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博巴們堅定地相信，擁有流亡政府和保持流亡社會團結的總體目標在於為自由而鬥爭。在達賴喇嘛和他的部長們的講話中，過去一再重複的我們作為難民存在的官方理由（raison
d’être）是爲了在更有利的地方繼續爭取圖伯特獨立的鬥爭，而不是由於艱苦的經濟條件離開圖伯特。
但是去年，達賴喇嘛在幾次接受採訪時說，由於圖伯特是一個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因此成為經濟繁榮的中國的一部份對圖伯特是有利的。他還說，由於圖伯特是一個內陸國家，有必要成為中國的一部份從而能獲得入海口。我並非在此爭論尊者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的觀點，但是可以肯定地說，他最近的講話讓很多追隨者徹底感到困惑和灰心喪氣。
我們的鬥爭也因此降到了最低谷，像“國際聲援圖伯特運動”（ICT）這樣的圖伯特機構已經不再號召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MFN）。相反，這個組織的主席洛第嘉日（Lodi
Gyari）幾個月前在紐約的一份中文報紙上宣佈，儘管他過去是一名民族主義者，但是他現在已經幡然醒悟並且不再倡導圖伯特獨立。圖伯特新生代的長笛演奏家那望給秋（Nawang
Khechog）似乎也感染了這種病毒，在紐約為紀念天安門屠殺而舉行的一次公開儀式上進行獨奏演出之前，他宣佈他最新獲得的信念是博巴們必須放棄爭取獨立的鬥爭。
但是依然有一些西方的圖伯特支持者和“冥頑不化”的博巴堅定地支持爭取自由：組織貿易抵制活動和徒步行進宣傳圖伯特獨立事業。儘管這些人的立場與達賴喇嘛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矛盾，並且表面上還要在達賴喇嘛的領導下工作，但是他們不懈的熱情和理想主義精神不僅僅值得欽佩，而且在我這樣憤世嫉俗的人看來，還感覺有一點點困惑不解。
如論如何，必須為他們的努力敬上一杯，儘管此時此刻只能是一杯濃茶。
1997年8月
發表于《圖伯特評論》（Tibetan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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