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ndependence Controversy
有关图伯特独立争议的几点看法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驶向哪个港口
吹什么风都无济于事。
“现实”（ REALISTIC）这个词，只要有人在任何关于图伯特政治的讨论中提起，总是让我感到有些紧张。因为这总是意味着要开始一轮辩论，话题当然是有关图伯特人是否应该在独立问题上做出妥协，并且接受在中国之内的某种形式的自治，然后中国政府也会投桃报李地做出些让步；这样虽然不如独立更好，但是能让图伯特境内的生活处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也因而可以保障图伯特的民族生存。
不错，从表面上看这是个理性的争论。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好吧，举个例子说，中国人从来没有表明过他们有任何意愿就一个妥协方案进行讨论，哪怕是达兰萨拉方面提出的无法再委曲求全的方案。但是某些图伯特噶伦、官员和一些外国朋友们还是坚持认为有一些来自中国的积极信号，至少有些时候，显示了他们打算会谈。那么到底谁在这个问题上言不由衷？或许没人是真的口是心非，至少不是故意如此。
本世纪早期，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们通过他们的望远镜看到火星表面遍布着纵横交错的“运河”（ canal）。以这个发现为证据，有人提出了曾经存在伟大的火星文明的理论，是这个伟大文明建造了不朽的水路系统。有两个主要原因导致了这个集体错觉：第一，大家都愿意相信那些痕迹是运河，因而火星上一定存在过文明的生命形态；第二，是由于一个语言学上的误解。首先得到这一发现的天文学家是意大利人乔凡尼•斯基亚帕雷利（Giovanni
Schiaparelli），他的观测报告中写的是“canali”，而这个词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水道”，并非人工开挖的“运河”。
我们的错觉最终变成了一个化石般完全成型的和官方的固定概念，发端于邓小平在1979年开始实施“四个现代化”以及（流亡政府）宣布派出第一个真相调查（fact-finding）代表团访问图伯特。我还记得这些事件当时在达兰萨拉所引发的兴奋和希望。回到图伯特突然之间似乎变成了一件马上就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甚至在摩洛甘济（McLeod Ganj）的房东们中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恐慌。我故意到处给这些期望泼凉水，导致那些极度需要这些幻想的人们对我很是白眼有加，也就是那些天真幼稚的人和掌权者。
每个人都在谈论“四个现代化”，但是除我之外似乎没有人听说过“四项基本原则”（ Four Absolutes）——这就是邓小平在用自己的方式说明，除了经济自由化，他不会容忍任何对党的绝对权威的批评或挑战。我确信，即便到今天，依然有很多博巴和朋友没有听过 “四个现代化” 这个令人不安的另一面。
此外，当时每人都似乎把邓小平当做是中共政治舞台上像戈尔巴乔夫一样的新角色，而其实他是中共最老资格的领导人之一，他甚至反对毛泽东发动允许对中共提出某些批评的“百花齐放”运动。后来，毛泽东调转了路线，邓小平被指派负责开展“反右”运动，去收拾那些“臭老九”和其他批评中共的人士。有大约290万人被打成“右派”。而据邓小平自己（在1980年）估计，有50万人遭受打击。这场运动引人注目的特点是非常残酷无情。
无需高深的思维洞察力也能看出，图伯特独立事业不久将会成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用来为了换取中国的一些让步而进行徒劳的博弈。我先前曾在《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发表数篇文章提到了这些疑虑，但是像我那时所写的绝大多数文章一样，这些文章对现实问题的影响——正如占领图伯特的中国当局对我的文章所做的诋毁——好比“以卵击石”。不过中国当局的诋毁倒是意外地透露出我的文章所起到的作用并非那么单调。
在任何时候，只要图伯特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大量关注，比如在拉萨发生抗议示威或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等等，中国人几乎总是紧接着宣布一些撩拨人心的新闻来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宣布他们愿意坐下来同达赖喇嘛或是尊者的代表进行会谈。听到这样的消息，那些图伯特的同情者们自然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事态也就随之风平浪静了。
在达兰萨拉，一旦宣布派遣代表团去北京，各方势力都会勾心斗角将自己的人安排进代表团。当然，结果都是一无所获。不过有一次，一个代表团确实去了北京。他们同以往一样两手空空回到达兰萨拉，他们脸上的表情恰如《花生》漫画里的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无数次被露西（Lucy）说服跑过去踢那一颗总是在最后一刻被抽走的足球，然后躺在地上仰天叹息。露西说：“查理布朗，信任别人是不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除了邓小平和李鹏之外，另一个同样令人厌恶的政客是波斯尼亚的塞族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他也一直成功地用同样的伎俩让自己摆脱困境。在过去几年里，每当某一位美国总统开始严肃地谈论使用武力平息波斯尼亚的血腥战乱，卡拉季奇马上便会提出一些动听的理由，诸如谈论召开交战各方的会议等等，但是把步子拖得足够缓慢，直到西方国家的干涉决心化为乌有。
公正地讲，当中国领导人说他们愿意坐下来和博巴们会谈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撒谎，至少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每当北京方面宣布，只要博巴们放弃独立要求，他们便准备就“其他所有问题”进行商谈，我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北京方面提出的这个相当含混不清的措辞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总是假定这可能是指自治问题，或者是其他有关在中国的特殊地位问题。
但是如果有人仔细研究过中国就与达兰萨拉方面谈判所说过的话，无疑能看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愿意做出哪怕是最小程度的让步。那么中国人到底想和达兰萨拉谈论什么问题呢？我想他们在发表过的唯一一份声明中已经说的很清楚，声明特别提到了他们打算讨论的问题。这份由胡耀邦在1984年发表的声明，列出了讨论的五项议题，内容主要涉及如果达赖喇嘛放弃图伯特独立要求而回归“祖国”会遇到的种种棘手问题：比如政治地位（恢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是否允许尊者住在拉萨或是在北京安家，以及出行的线路安排等等。这便是北京方面愿意同达兰萨拉谈论的最深层的内容了。
放弃独立要求并与中国达成交易的主要支持者是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他也是噶厦的一名噶伦。他一直乐此不疲地到处讲，流亡博巴们应该放弃无望的独立事业而回到图伯特。他明显不是一个能以身作则的官员。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他还是他的直系亲属都没有显示有意向放弃他们相对舒适的流亡生活而返回图伯特。不过，GT（这是人们对他一种不太恭敬的称呼）在这方面所缺乏的东西，他通过密集地举办各种活动为自己宣传造势加以弥补。在布厄（Bir），曾经组织很多幼稚的在校学生为新来的流亡者举行了一个大型的游行集会，之后还专门把这些学生用卡车拉到达兰萨拉，手里举着各种广告牌和横幅，有人还带着发带，上面写着“我们爱嘉乐”。
由于图伯特青年大会（TYC）主办的杂志《让赞》有一期登载了来自北美、欧洲和日本的博巴的来信，抗议嘉乐顿珠在1992年访问北美期间所发表的讲话，图伯特青年大会收到很多暴力和纵火威胁。在这些讲话中，嘉乐顿珠谴责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博巴组织抵制中国产品和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MFN）的活动损害了中国经济。他还表示担心，如果中国失去最惠国待遇，仅仅在广东一省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中国工人失去工作。说到这些时，他通常还会表示，实现图伯特独立是不可能的，必须尽快和当今的中国领导人达成协议。
通过威胁恐吓，在达兰萨拉形成了一种恐惧和怀疑的不良氛围。你会因为仅仅是表达了希望实现图伯特独立的意愿就被扣上“反对达赖喇嘛”的帽子。所有这一切导致的不幸后果之一便是，在布厄的一所为新来的流亡者开办的学校里，在支持和反对嘉乐顿珠的两派学生中间爆发了大规模斗殴事件。有数百名学生参与了斗殴，混战中用上了刀子、石块、棍棒和斧头。这所学校实际上被关闭了好几个月，对来自图伯特的无辜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所学校直到最近才复课，但是暴力事件依然时有发生。几个月前，学校校长受到几名学生的围攻。这所学校在斗殴事件发生前，有750名学生，而现在只剩下不到400名。
我的一位刚从安多（Amdo）来的作家朋友白马奔（Pema Bhum），一直受到骚扰和暴力威胁，甚至谋杀威胁。原因是他去年在意大利举办一个图伯特学会议上提交了一份有关图伯特当代文学的学术论文，有人以此指控他“侮辱达赖喇嘛”。而他不受某些政客欢迎的真正原因或许更多地是由于他在布厄的那所学校里劝阻学生参与达兰萨拉的派系政治。在一个安多人的大型集会上，他同样受到很多GT的支持者的反对，所有其他人都表示，如果议会不取消对GT争议言论的调查会导致图伯特民主进程倒退，而只有他一个人表达了不同意见。图伯特三区团结协会（Tibetan Cholsum
United Association）会长阿旺登巴（Ngawang Tempa）当时就出价20万卢比，悬赏这位年轻作家的人头。这个协会是嘉乐顿珠属下的前沿组织。
嘉乐顿珠喜欢用某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国家事务，时常若无其事地公开发表一些同图伯特政府的政策截然相反的言论，并且还总能逃避追究。这一次，一个畏首畏尾的议会调查委员会出面为他澄清，证明他的那些引起争议的言论纯属“个人观点”。已故的蒋介石先生对嘉乐顿珠的政治性格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这毫不令人吃惊，他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便在南京的一所国民党学校接受教育，并且据说同蒋委员长的家庭过从甚密。这本身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这种影响，尤其在一个人的性格形成时期，或许无助于在后来的政治性格发展中形成民主素养。嘉乐顿珠只热衷于同最高层人物打交道，宣称同邓小平和其他一些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关系密切。嘉乐顿珠有一次用他稍带中国口音的英语对我讲，他在北京如何斥责中国领导人在图伯特执行的强硬政策。“I thole them, I thole them, why?”
我或许也曾一度对能分享这样的信任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并且为有机会接近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背后的趣闻轶事感到印象深刻……；但是我也曾经读到过，一边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与希特勒“称兄道弟”，另一边候见厅里的戈林（Goring）和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都快笑得背过气去了。现在，政治经验法则告诉我，要想看清一个庞然大物必须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距离太近，你看到的都是相当普通的人，他们都和普通人一样希望得到理解、同情、或者甚至是赞美。我想，这就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受到耶路撒冷审判“犹太屠夫艾希曼”（ Eichmann）的启示而描述的“平庸的恶”（ The banality of evil）。对于独裁者，当然也包括政客，只能通过他们的行为进行评判，而不能通过他们的话语或承诺，也不能通过同某人的“友谊”，无论这样的关系多么亲密或看上去多么真诚。
对于中国领导人，我们尤其要保持警觉。各种阴险狡诈的伎俩似乎是现代独裁者的标准配备，而在此之上，中国领导人还是古老的“以夷制夷”传统的继承人，这套方法通过设置“番官”过去曾经在图伯特、维吾尔和蒙古人身上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功。那些造访“天朝上邦”的著名西方人士，如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乔治•布什（George Bush）等等，他们也被中国人礼遇有加地归入此类“番官”，而这些人自己也像争宠献媚的贵宾犬一样敬忠职守。
在过去几个月，嘉乐顿珠曾经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先是在台北，而后最近是在北京。考虑到他此前的种种轻率之举，此次行程流亡政府为嘉乐顿珠安排了几位官员随行以便提醒监督——在台北安排了两名，在北京一名。然而这次安排的特别之处在于，陪同嘉乐顿珠的官员都不会说中文，而所有的谈判都是用中文进行的。这使得很多人，我想包括那几位随行的助手，都怀疑这样的安排只不过是对图伯特公众舆论使了个障眼法，嘉乐顿珠则可以再一次随心所欲。
就像美国的印第安酋长们去华盛顿拜会“伟大的白人父亲”（对美国总统的戏称——译者），图伯特政客们争先恐后地在去北京的代表团中谋求一席之地。这种正如中文里所说的“单相思”能否有助于实现民族目标很值得怀疑，但这给我们的政客们提供了能大有作为的幻想，如同最为强劲的毒品让人欲罢不能。
我想尊者现在明白了他试图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努力是多么地枉费心机。第一个迹象出现在1993年4月17日的图伯特表演艺术协会（Institute of Performing Arts）。在观看一次《吉祥天母》（Lhamo）演出之后，达赖喇嘛发表了一份出人意料的政治演说，其中尊者提到他和图伯特政府所做的同中国政府谈判的努力全都毫无进展。尊者同时还表示担心，中国人示好的姿态掩盖了一个不可告人的长远计划，目的在于最终让图伯特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复存在。他最后说，图伯特面临的最大的危险是不断增长的中国定居移民。他号召所有博巴和朋友们尽一切努力抵抗这一威胁。
而那些反对独立的游说团体的最主要的理由之一正是有关中国向图伯特移民问题。他们宣称图伯特民众目前的生存问题非常尖锐，因而必须牺牲独立事业以确保民族的存续。但问题在于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难道中国领导人曾经暗示过如果博巴们放弃独立诉求他们就会停止中国人向图伯特移民？当然没有。放弃图伯特自由事业而让所有的流亡博巴悄悄地回到图伯特只会更加加快图伯特民族的终结。
无论如何，我不相信中国移民带来的危险是最近的突然发现。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所有人对这些危险都有目共睹，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中国人的所作所为故意装聋作哑。关于这个问题，我曾于六年前在《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上发表过一篇由两部分组成的文章详加论述。甚至在更早一些的时候，我知道就有不少忧心忡忡的博巴在访问图伯特之后，警告图伯特政府重视中国移民对图伯特形成的威胁。而一些现在宣称对中国移民问题忧心如焚的人，很多恰恰是六年前对有关中国移民的报告不屑一顾的人，他们当时相信与中国达成一个完美交易已经近在咫尺。
这些年来，那些一直公开表示坚持图伯特独立事业的博巴，时常被那些非博巴的图伯特支持者们看做是危险的极端分子，认为这些人破坏了那些致力于实现更加高尚目标的人士的善举。这些目标包括将图伯特建设成一个“和平区”（ Zone of Ahimsa）或一个佛教环境主题公园，并且将达赖喇嘛提升为一位全球性的“新时代超级上师”（New Age super-guru）。
在那些对佛教和图伯特感兴趣的西方人士眼中，民族主义一直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从当今巴尔干半岛上那些恣意妄为的民族主义分子肆意进行的谋杀和残害来看，那些西方人士的观点并非完全错误。但同时我也必然注意到，那些民族主义的批评人士无一例外地拥有一份“货真价实”的护照，在达兰萨拉或者拉萨的形势变得过于压抑或危险的时候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国际主义者或许会认为民族国家的概念是过时的和有局限的，但这应该是在我们都已经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时候，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获得自己的民族国家，情况就未必如此。拥有自己民族国家的民族可以设想其他的可能选择，但是不能像法国玛丽皇后（Marie Antoinette）一样，把自己的偏好强加到更为不幸的民族身上。蛋糕固然美味，但面包更能救命。博巴们更想得到一块面包，拜托！
数年前，我和我的朋友拉藏次仁（Lhasang Tsering）在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举办了一次座谈会，有一位中国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某些中国和图伯特问题 “专家”的文章中也碰到过，前者如大卫•博纳维亚（David Bonavia），后者如梅•戈尔斯坦（Mel Goldstein）。问题的大意是这样：没错，图伯特独立问题并非完全没有原因或理由，但现实是图伯特人根本无法实现独立。那么他们为何不将就接受中国的统治并争取从中获益呢？说到底，中国也曾经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是从被迫从压迫者那里学习科学、技术和现代政治的角度看，中国也从屈辱的经历中有所获益，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这不仅仅是一种对老式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缺乏历史了解的观点，同时还表现出了对现代极权国家本质的危险的幼稚无知，尤其我们所说的这个国家还具有变色龙一样的本领，为了生存可以千变万化，而永远不变的核心是暴力、谎言和压迫。
丘吉尔在《英语民族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一书中，论及英国在抵抗被镇压而沦为罗马殖民地时期的命运：
英国在屈服于罗马体制之后的三百余年时间里，它的居民在很多方面享有从未有过的最幸福、最舒适和最为开明的时光。尽管在文化和学术方面这个地方只是罗马暗淡无光的翻版，比不上高卢生气勃勃。但是，这里有法律、有和平、有温情，这里也有食物和源远流长的风俗习惯。人们即远离了粗鲁野蛮，又没有陷入骄奢淫逸。有些文化甚至传布到乡村。罗马人的习惯逐渐渗透，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罗马式的器具，甚至像罗马人一样说话。英国人觉得他们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是出色的罗马人……而且为共享这样一种高贵而广被天下的制度感到骄傲。成为罗马的公民便是成为一名世界的公民，这个世界的基石是对于野蛮人和奴隶所拥有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感。
印度著名作家尼拉德•C •乔杜里（Nirad C.
Chaudhuri）将他的代表作《一个无名印度人的传记》（Biography of an Unknown Indian）当做对大英帝国的纪念，他说“所有那些美好的和存活在我们心中的东西，都是由同样美好和存活在我们心中的大英帝国的统治所造就、塑造和催生的。”
不过如果说乔杜里过于亲英了，那么让我们听听一位对英国统治不那么倾心的印度人观点，甘地在他的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中说道：“据我所知，几乎没有人像我一样对英国宪法怀有如此的忠诚。我现在知道我对真理的热爱正是根植于这一忠诚。在这个问题上，我绝无可能假装忠诚或任何其他美德……我并非不了解英国统治的缺陷，但是我想它在总体上是可以接受的。那些日子里，我相信英国的统治大体上是对被统治者有利的。”
我在此并非在为罗马人、英国人或其他任何种类的帝国主义辩解。甘地后来改变思想并为自由而战当然是正确的。无论帝国的统治给它的殖民地臣民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其结果都是使得殖民地人民成为二等公民。收支相抵，入不敷出。
更不用说在中国统治之下，连这样的好处也是子虚乌有的。我认为是在没有必要在此进行详细的对比，但是让我们用任何社会最为重要的基础——法律来说明问题。当今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建立在《罗马法》（Roman law），即《查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niani）之上。《罗马法》甚至超越了自身的法律功能，最终成为了欧洲文明发展过程中一个最为深厚的精神力量。
大英帝国留给印度最伟大的遗产是立宪政府和法治。尽管这一体系依然经常受到批评，但它依然是这个伟大民主国家的活力之源，和把不同民族的民众团结而成为一个国家的坚强纽带。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图伯特从未发生过与此哪怕有一点点类似的事情。相反，在有关法治或其他方面，我们从中国人那里学到的东西不仅是消极的，而且是极为有害的。考虑到过去四十多年强加在图伯特民众身上的持续不断的谎言、暴力、饥荒、“斗争”、相互监视和告密、“劳动改造”和各种各样的文化革命，图伯特民众还没有完全退化到无可救药的腐败堕落、玩世不恭、醉生梦死和残暴疯狂，这的确是一个奇迹。
这是不是图伯特人性格的胜利？人们或许会从有关图伯特的旅游书刊上对“微笑而友好”的当地民众的描述而产生这样的想法。但是必须要补充的是，这种想法没有真正看清图伯特的灵魂受到的可怕创伤。还没有人对生活在图伯特境内的博巴进行过心理学研究，但是我有一种非常沉重的感觉（我希望自己是错的）——图伯特民众遭受的精神伤害，要远远超过寺院庙宇遭受的破坏。即便是现在，随着中国经济自由化和生活方式社会化，法律在中国依然还只不过是国家镇压工具。
归根到底，我坚信博巴们只要是想作为一个民族生存下来，那么必须赢得独立。随着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我们越来越接近于灭绝。这不仅仅是由于中国政府刻意制定的抹杀图伯特民族特性的政策，例如将图伯特儿童送去中国的学校接受教育，或是可能把图伯特变成一个经济特区等等，即便是中国人口激增带来的无情压力也会将博巴们逼上绝路。自治，或是与中国之间达成任何形式的谅解或和解都不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一个人不可能经受住一场雪崩，也不可能让雪崩在半路上停下。唯有独立还能为图伯特的生存留住一线生机——并且，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我绝非是说在不远的将来实现独立是一件轻而易举的，甚至是可能的事情。我所说的只是，在所有我们能够得到的冷冰冰的确凿证据面前，无论希望看上去是多么的渺茫，坚持独立斗争才能为图伯特的生存保留最后一丝希望。
以妥协、理解和现实主义等等名目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幻想只会导致图伯特社会的分裂，同时还给那些态度可疑的自诩的专家们、“忠实的”掮客们、小基辛格们、中国领导人的“朋友们”、甚至那些好心的庸人们提供了正当理由，这些人都热衷于制造一种导致政策混乱的误导性的烟幕（图伯特人是想要“联合地位”？一个和平区？人权？在环境方面得到帮助？自由？一个达赖喇嘛的“梵蒂冈”？……这些家伙到底要什么？），而在这个烟幕的背后，中国人正在干着一劳永逸解决图伯特问题的勾当。
附录：
《图伯特与中国最近的谈判》
上面的这篇文章是我在去年四月份为艾德拉扎尔构想和编辑的文集《图伯特：一个关于独立的议题》（Tibet: the Issue is
Independence）而作。但是，从那以后发生了很多在我的文章中没有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为独立的博语报纸《民主》（Mang-tso）报道了这些事件，这份报纸由阿尼玛卿研究会出版发行。我关于图中谈判的第一篇报道发表于1993年9月15日。这篇文章主要报道了这一年的8月5日，嘉乐顿珠向图伯特议会承认，他在过去十四年里与中国人的谈判一无所获。此外，他还说他一直受到中国官员的斥责和恐吓，而这些中国官员从来不听他说些什么。
在图伯特境内，有关嘉乐顿珠同中国领导人谈判的传闻，过度燃起了很多博巴的希望，并且在某些情况下阻止了活动人士举行更多反对中国的抗议活动。新近来自拉萨的流亡者告诉我，听到谈判的消息之后，人们建议那些活动人士不要再激怒中国人，因为马上就要就某种形式的自治达成协议了。
此后不久，图伯特流亡政府发表了若干有关1979年以来与中国之间关系的文件，包括达赖喇嘛致中国领导人的信件——其中一些刊登在《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和《知识》（Sheja）。达赖喇嘛也发表了一篇讲话，用非常明确的措辞声明，他和他的政府所有同中国谈判的努力都归于失败。
另外，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揭开了北京的外交面具。我们现在了解到，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中国总理李鹏明确提出了“三个不让步”政策。李鹏说，在香港、台湾和图伯特问题上不应该有任何让步。至于图伯特问题，更是半分让步都不能有，因为这会在中国内部引起连锁反应（参见《世界日报》，1993年12月3日）。更有甚者，几个月前从北京泄露出的秘密文件，详细说明了中国针对图伯特支持者的“分化瓦解”战略。这些文件还暴露出，中国方面把与达赖喇嘛的谈判当做是如何解决对尊者“补偿”问题的演习，而不是任何关于图伯特问题的真正讨论。
1994年3月
发表于《图伯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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