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央诺布：快乐之光电影院（第一部分）

——关于西藏电影和电影院的故事

作者：嘉央诺布

译者：John Lee

发表时间：2010年2月10日（藏历新年前夕）

原文网址：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0/02/10/the-happy-light-bioscope-theatre-other-stories-part-i/

原文按：在此特为读者提供一些洛萨（藏历新年）的余暇消遣资料。谈到电影这个话题，我首先要衷心感谢丹增索南啦（Tenzin Sonam la）和瑞图啦（Ritu la），感谢他们制作的纪录片《乌云背后的太阳：西藏争取自由的斗争》（The Sun Behind the Clouds: Tibet’s Struggle for Freedom,），这部影片是如此地铿锵有力、振奋人心，而且是以如此适时和令人鼓舞的方式出现——在这个让人万分沮丧的一年的结尾。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对当知项欠啦（Dhondup Wangchen la），对这位刚直不阿、勇气非凡的电影制作人说声：谢谢你！ 

西藏电影的简要历史回顾 

最早的历史记载

有些好莱坞老电影讲述勇敢无畏的白人开拓者在黑暗的非洲遭遇野蛮人，或是在愚昧的阿富汗遭遇土著部落的故事。这些故事中通常会出现这样一个紧要关头：那些白人绅士老爷被土著俘虏了，眼看就要一命呜呼。然后，这些开拓者们通过展示“白人的魔法”化解了险情，比如预测一次随即到来的日蚀（如电影《所罗门王的宝藏》），并且让土著人顿生敬畏。或者还有一种不那么戏剧化但结果差不多的办法——那位老爷摇动一架老式的维克多牌电唱机，用歌王“伟大的卡鲁索”的歌声“抚平野蛮人的胸膛”。当然，还有这样的情节——一架电影放映机把神庙的一面墙或一堵绝壁照得通亮，上面活动的画面把土著人震慑得服服帖帖。

藏军总司令擦绒

有意思的是，1920年第一个应邀前来的英国使团抵达拉萨的时候，这种好莱坞式的老桥段却是颠倒过来的。使团团长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告诉我们，藏军总司令擦绒（Tsarong Dasang Dadul）招待了他和使团其他成员，并且在他的私人放映室给他们放映了几部电影。贝尔注意到，擦绒自己相当熟练地操作放映机。贝尔可能没想到在“与世隔绝”的西藏能看上电影，应该感谢他给我们讲述这个故事。去西藏的旅行者，甚至在当今的21世纪，总乐于把西藏的一切渲染得神奇奥妙，而不愿提及任何现代设施的痕迹，似乎这样会有损他们旅程的艰苦卓绝。

当然，在1920年的西藏电影院肯定是个新奇玩意，擦绒的放映机或许是拉萨唯一的一台，再就是达赖喇嘛也很可能有一台。对于所有其他藏人而言，最接近电影的东西——或者至少是运用灯光和特殊效果的——是拉萨下密院（居麦，Gyumey）的“桑塔”（Sang-Thag）表演。我大约在1971年新年传召法会（Monlam festival）之后在达兰萨拉看过一场演出。从演出的名字《隐秘的细线》能看出这是一出木偶剧。但是演出不仅仅使用提线木偶，为了增加舞台效果还运用了各种不同技巧。“桑塔”其实不是娱乐意义上的演出，而是“正月十五供养法会”（ Offering of the Fifteenth，Choenga Choepa）的供养（choepa）部分，主要的特色是由上密院（居多，Gyutoe）制作的各式令人惊叹的酥油雕塑。尽管表演的目的是供养祈请，但是不管怎样木偶表演还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

木偶在一个由电灯泡照明的前部凸出的舞台上表演。在老西藏，以前应该是用酥油灯照明，但是在1927年以后应该已经用上电灯了，当时拉萨已经建成了第一座水力发电站。“桑塔”表演没有故事情节，只是一系列华丽的静态造型展示——一个站在寺院屋顶上的小僧人敲锣唤醒了寺院；一大群僧人列队进入大经堂。一些隐藏的弹簧控制着这一行人偶，这些人偶前后摇摆栩栩如生；一名降神师进入了恍惚状态，用棍子敲打他的助手——诸如此类。表演结束后幕布拉上，孩子们就叫喊“cheonga choepa lao sangthag chik thenrok nang”（藏语，大意是“哦，‘正月十五大供养’，再把细绳拉一拉”），直到下一出表演开始。

看“西洋镜”

我们掌握的有关西藏最早的视觉娱乐设备的历史记载来自1775年左右。当时，受华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派遣，东印度公司使节乔治•博格尔（George Bogle）来到西藏。他提到，在三世班禅喇嘛的各种奇珍异宝中“……最让人吃惊的是，竟然有一个播放伦敦风景的‘西洋镜’。”大学者久美宁巴（Jigme Lingpa）在他写于1789年的巨著《印度史论》中，论述了大英、奥斯曼土耳其（Ottoman）以及莫卧儿（Moghul）等帝国，他尤其着力描述了英国和它出口的各种工业制品，比如望远镜和新式武器等等。他特别详细的记载了一种桶状的新奇设备。他提到，“在这个盒子的顶部，在一个升起的玻璃门中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景象，这些国家的画面清晰地呈现在里面的一面镜子上，然后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神奇手段把这些伟大的国家巨细无遗地展现得美轮美奂。在玻璃门里，那些出现在不同的小方格中的各国图像显得巨大无比。”我还不能确定，久美宁巴是在描述一台“西洋镜”还是其他某种光学播放设备。

住在锡金的英国人约翰•克劳德•怀特（John Claude White），在19世纪早期，曾经在不丹、锡金，可能还有西藏的春丕（Chumbi）地区进行过幻灯（magic lantern）表演。维多利亚时代的幻灯是现代投影仪（以及电脑上的Powerpoint软件）的前身。印在玻璃板上的透明照片被投射到一块弄湿的幕布上，这样幕布两边的观众都可以看到。不过，使用这种幻灯有一定的危险。怀特用乙炔气点燃幻灯机照明用的电石灯，这种灯发出的炽白光相当危险。在不丹的帕罗宗进行的一次幻灯表演中，一个电石瓶爆炸灼伤了怀特的脸，差不多烧光了他的眉毛、睫毛和胡须。 

在西藏放电影的英国人

在1920年的贝尔使团之后来拉萨的英国使团，似乎把电影当成了一种“温和的宣传手段”（ a little mild propaganda）并且用来在与西藏人打交道时制造一种友好和随意的氛围。1924年，贝利（F.M Bailey）在拉萨播放了几部电影，其中一部是英国国王为国会开幕的新闻影片。1933年，弗里德里克•威廉姆森（Frederick Williamson）用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电影款待13世达赖喇嘛。威廉姆森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受欢迎程度上，卓别林的电影总是和《怪猫弗里茨》（Fritz the cat）不相上下。在所有我们放电影的地方都是一样。在拉萨，卓别林大受欢迎。我们放映了一部他的《大冒险家》（The Adventurer），片中他饰演一名逃犯。藏人把这部电影叫做《Kumar》（大盗贼），包括达赖喇嘛在内人人都想看这部电影，在看电影的时候尊者一直开心地大笑。”

《大冒险家》海报

边巴博士（Dr. Pemba）在他的《在西藏的年轻岁月》（Young Days in Tibet）一书中写道，“我看过的第一部电影是查理•卓别林主演的。当时有很多他演的电影，有时演一名英雄，有时又像在《安乐街》（Easy Street）中演一个罪犯。他在德吉林卡（Dekyi Lingka，英国使团驻地）有大批拥趸，（他一出现）人们总是高喊‘kuma’（盗贼）。”

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藏人（至少是那些能看到电影的人）同样为卓别林着迷。就像法国人用自己的话把卓别林叫做“Charlot”，藏人们都把这个小个子流浪汉叫做 “Charlie Chumping”或“Charlie the Champion”。英语中的“Champion”一词，以稍有变化的发音但是准确的词义成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藏语流行语汇。

在威廉姆森第二次访问拉萨时，他们还播放了英王乔治五世（King George V）二十五年银婚庆典以及亨顿航空展（Hendon Air Display）的新闻影片，还有其他一些有教育价值的短片。威廉姆森夫人提到，在不丹的帕罗宗等地放映电影时，他丈夫使用的电池驱动的放映机只能在拉萨充电，她还接着描述了拉萨的电力系统。“电流从比扎基（Trapchi）还远的发电站，通过高压电线经过大约四英里的距离传送到仁岗（Ringang）自己家下面的变电站。”仁岗是修建电站的工程师。她还提到，仁岗的哥哥在家里有一个私人剧场。这件事情我无从证实，但是看来在拉萨人们对电影确是越来越感兴趣。

例如，斯宾塞•查普曼（Spencer Chapman）提到擦绒在1936年收到一封信，是他在大吉岭上学的儿子寄来的。信中说，“在拉萨是不是可以看上电影了？我听说拉萨现在有电影看了，大人们都不去上班，每天晚上跑去看电影。我真是没什么话好说了。”

“神犬丁丁”

1936年的古德使团（Gould Mission）不仅随团携带了很多卓别林早期的单盘电影拷贝，还带来了《The Night Cry》里的“神犬丁丁”（Rin Tin Tin），在拉萨引起巨大轰动。一位曾经在江孜（Gyangtse）弗兰克•勒德罗（Frank Ludlow）开办的学校就读的老贵族，对我讲起过在德吉林卡看过电影《灵犬莱西》（Lassie Come Home），当时这部电影在藏人中大受欢迎。根据古德的回忆，一些军队阅兵和皇家露天盛会的新闻记录片也很受当地观众的喜爱并且“……（让当地民众）对大英帝国的实力和目标留下了直观印象。”后来，在二战期间，百代（Pathé）公司出品的像《沙漠中的胜利》（Victory in the Desert）等新闻评述影片也广受追捧。

“灵犬莱西”

一位在孩提时代参加过在德吉林卡举办的圣诞电影晚会的藏人受访者，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他在之前从没看过电影，对于将要看到什么毫无概念，但是内心依然充满期盼。他一开始以为天花板上悬挂着的回环扭转的亮闪闪的圣诞装饰品就是电影了。他一直盯着这些东西看，直到一位长者轻声告诉他，“噶丹啦（Ganden-la），您在看什么呢？看那边，那个才是‘beskop’（电影）”。他模模糊糊地记得电影上有些的老式汽车相互追逐的混乱场景。那是一部默片，可能是一部麦克•森尼特（Mack Sennet）的喜剧。

藏人最初把电影称作“beskop”，这个词来源于电影早期的名称之一“bioscope”（其他的还有诸如，kinama、vitascope等等），现在显然只有一些南非人、尼泊尔人和藏人还在使用这个词。当今藏人（包括境内的和流亡的）把电影叫做“lok-nyen”，是来源于中文“电影”的直译。

英国使团播放的电影非常受欢迎，差不多每个使团成员的个人记述中都提到很多不请自来的热情的僧人们你推我搡地挤进来看电影。巴兹尔•古德（Basil Gould）很清楚西藏的僧侣们对电影的看法。“僧人们是我们电影院的最热心的观众。没有什么比在镜框中或银幕上看到自己或自己认识的人更能让藏人感到高兴。”

从电影最初进入西藏开始，藏人就似乎没有把电影当做任何魔术或禁忌，而只是一种妙不可言的娱乐方式。甚至有一次人们似乎还谈到了电影的教育作用。古德写到，“一位高级僧官最近建议，如果能组织一些关于缅甸、印度和锡兰等国佛教圣地影片来拉萨放映，人们会更加喜闻乐见。”

中国学者马丽华在她的《老拉萨》（Old Lhasa）一书中写到过西藏人对摄影的迷信，她说，西藏人害怕照相机会“摄取灵魂”。而根据哈勒和金登•沃德（Kingdon-Ward）的记述，那些好奇的西藏人不仅不害怕，有时甚至让人不胜其烦，他们会从相机的另一端往镜头里窥视，或者翻看哈勒手提箱里的经纬仪。

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曾经在西藏生活数年，并供职于拉萨政府担任电报员。他表示，应该警惕那些欧洲旅行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所做的关于当地人如何如何轻信和迷信的伪人类学观察报告。在他所著的《在西藏被俘》（Captured in Tibet）一书中，他写到，“我为她（地区总督的妻子）安排了通过无线电与在拉萨的父母通话，她非常感激但是由于太过全神贯注以致没有对我的‘神奇魔术’留下什么印象，尽管她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无线电。我在整个旅途中遇到的情况都没什么两样。人们是好奇的，想从我的报话机中把人找出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认为我有什么法术魔力。这使得我开始怀疑那些欧洲旅行者的故事，这些故事宣称，他们只要向边远地区的当地人展示一些科技小玩意，那些有自己宗教信仰的人便把他们当做是白人法师甚至是神灵。”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藏人用外来词“beskop”来指称电影，并没有其他暗含超自然或神奇意义的描述性词汇。顺带说一句，早期汉语称电影为“神影”，或“幻影魔术”（ Shadow Magic）——中国导演胡安（Ann Hu）以此为名拍摄了一部有趣的影片，描述20世纪初电影引进中国的故事。

西藏的僧人和其他极端保守势力或许强烈反对在江孜和拉萨创建现代军队、英语学校和进行足球比赛，但是不知为何他们却从来没有打算抵制电影。相反，他们对电影趋之若鹜，上世纪世纪九十年代摩洛甘吉（McLeod Ganj）的放映室也因此总是人满为患。一家商业电影院在圣城开业并没有遭到僧侣阶层的抵制或声讨。而事实上，一位僧官还是59年以前建成的最后一家电影院的合伙人之一。 

西藏的商业电影院

拉萨的第一家商业电影院是由两位拉达克穆斯林拉度家（Radhus）两兄弟开办的，藏人用他们在拉萨的房子的名字叫他们“扎库（Tsakhur）兄弟”。穆罕默德•艾提尕尔（Muhammad Ashgar）和Sirajuddin刚开始他们的影院事业的时候，他们用一架脚踏式发电机发电，把幻灯片投射到一块幕布上。娶了拉度家女儿的阿卜杜拉•瓦希德（Abdul Wahid）说，“由此获得的利润让他们从印度进口了一台真正的电影放映机准备在拉萨投入使用。”他们从高级官员古擦•琼培拉（Kuchar Kunphel-la）那里得到了开办电影院的官方许可，为此他们还首先为他安排了一次电影专场。如果我们接受瓦希德的记述，那么拉萨的第一家电影院应该是在1934年——琼培拉倒台以前建立的。但此事还不能很确切。拉度家兄弟里的老大赫瓦贾•阿卜杜拉•阿齐兹（Khwaja Abdul Aziz）对这家企业感到有些不安，因为他不能很确定通过放映活动图像获得的利润是否符合伊斯兰教义。但是，阿卜杜拉•瓦希德在他的回忆录《拉萨商队》（Tibetan Caravans）中写道，这家电影院“能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

一位受访者告诉我，这家电影院坐落在夏札（Shatra）府邸附近的一处经过改造的老宅子里，就在大昭寺（Jokhang）南面靠近林廓（Lingkor）。另外一位受访者也同意电影院是在大昭寺南面靠近林廓的地方，但坚持认为更靠近布姆塘•卓尼钦莫（Bumthang Drunyig Chenmo）的宅邸而不是夏札的府邸。这位受访者告诉我，大厅可以容纳大约100人，或者更少些。楼上还有一个可以容纳二三十人的包厢区，不过这位受访者从来没有去过包厢，因为那里的一个座位需要花费20两（srang）藏银，而楼下大厅的座位更便宜些。

包厢是一个有用的设施，一位穆斯林翻译在那里为藏人观众解说电影故事。人们或许可以从中看到日本在默片时代的benshi解说员的传统。黑泽明（Kurosawa）的哥哥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这位年轻的穆斯林是一位不拘小节的城里小伙，有一次在描述一个恋爱场面时，他似乎言语不够正派得体。藏人通常并不避讳涉及男女之事的谈话，但是如有亲属或父母在周围，则谈话必须规矩正经。有个人站起来重重地扇了这位年轻的解说员一个耳光。

《阿娜卡丽》海报

讲述莫卧儿时期伟大爱情故事的著名影片《阿娜卡丽》（Anarkali）就在这里上映。这个悲剧故事讲述了一个美丽的奴隶女儿因爱上了王子萨利姆（Salim，阿克巴大帝的儿子）而遭到活埋的惩罚，这部电影在很多老拉萨人心里占据着一席之地，就像电影《飘》（Gone with the Wind）在有些上岁数的美国人心中的地位一样。后来，这部电影在拉萨放映的时间太长了，观众人数开始下降，拉度兄弟打算把他们的放映机移师日喀则，在那里露天放映。有一位受访者还记得这样的一场露天放映和外面发电机的轰隆声。

《丛林吉姆》海报

来自拉萨喜德林（Chithiling）一带已故的阿旺•达克巴啦（Ngawang Dhakpa la）告诉我，他在这个电影院过电影《人猿泰山》（Tarzan）和《丛林吉姆》（Jungle Jim）系列片。他回忆起看过的一部《丛林吉姆》，银幕上的画面有一半是模糊的。可能是在过吉曲（Kyichu，拉萨河）的时候，船翻了导致有些胶片盒落水。尽管重新找回了这些胶片，但还是有些部分受损。小罗威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 Jr.）也提到《人猿泰山》和马克斯兄弟的影片在拉萨很受欢迎。

西藏最早的政治活动人士和饱受争议的企业家阿乐琼则（Alo Chonze），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左右创建了一个公司准备在大昭寺东北角的Songra打造一座综合性电影院。琼则有很多宏大构想，打算建造一座现代建筑，无需藏式传统建筑中必不可少的很多柱子。他计划从印度进口钢梁构建一个大型的开放观众席，这样观众在观看银幕时视线就不受遮挡。他还计划在影院建筑的外围建造几排商铺用来出租或出售。但不知何故整个项目后来未能实现。有人告诉我他已经找到一些投资者，但或许这些投资还不足够，或者是因为他就在差不多那个时间被逮捕——他是地下组织“米芒”（Mimang）的领导人，这个组织在拉萨到处张贴海报谴责中国占领军。

 “快乐之光”（ Diki Wolnang）电影院建造于1958年，是由僧官柳霞•图登塔巴与穆斯林商人Ramzan合资建立。根据记者诺埃尔•巴伯（Noel Barber）的记述，这座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可以容纳一千观众。电影院位于大昭寺西面，面对宇妥桥。为了吸引拉萨民众来观看电影，影院管理人员在每次放映前一个小时，用每分钟78转的留声机唱片通过高音喇叭播放印度歌曲，在城里距离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这种恼人的广告手段在流亡藏人中得以沿用——（流亡藏人的）藏戏团（现在的“西藏表演艺术协会” ，TIPA的前身）总是把高音喇叭对着摩洛甘吉。59年起义期间，快乐之光电影院被中国军队占据。诺埃尔•巴伯写作了《From the Land of Lost Content》一书记述了当时的冲突，他说，守卫大昭寺的藏军用迫击炮轰炸了这座电影院，随后发起猛攻。有一群西藏战士设法进入了建筑的后部并且爬进了放映室。然后，他们冲进楼上的包厢，向睡在楼下大厅的中国士兵开火。

拉萨并非藏人看到第一场电影的唯一的城市。在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噶伦堡的“新奇电影院”——一个在足球场（或是一个集市）下面的瓦楞铁房子——不仅向当地居民，同时也给西藏来的访客提供娱乐节目。由于这些藏人多数是饱经风霜的马帮和商队的雇工，在结束了穿越西藏高原的漫长艰辛的旅途之后到这里来找些乐子，因此这家“新奇电影院”雇佣藏人做引座员，他们用刀和用手电同样熟练。

对于很多康巴人而言，中国人在打折多（康定）开的电影院可能是他们第一次接触电影的地方。很遗憾我们对那里的情况所知甚少，除了知道当地的基督教传教士不赞成看电影，他们觉得电影对当地居民有腐蚀性的影响，尤其对“不谙世事”的藏人。一个康巴人告诉我，他看过一部关于一个可爱的小姑娘的电影。国民党时期秀兰•邓波尔（Shirley Temple）的电影在中国很受欢迎。1949年底，共产党的军队到来之后电影院被关闭了，放映大厅被用来召开政治集会或者批判会。和那个城市里很多其他藏汉商人一样，那个电影院的老板或许也跳进扎曲（Dharchu）自杀了。 

中国人用电影做宣传

占领西藏的中国军队最初在Wontoe Shinga的马匹交易广场每天晚上放映他们的政治宣传影片。一块棉质的大银幕挂在广场东侧赤门（Trimon）宅邸的后墙上。受访者告诉我，广场周围的一些房屋有台阶一样的支座，如果你去的够早就可以坐在上面。冬天的广场上非常冷，受访者还记得他和他的同伴们邀请观众中的女孩坐在他们的腿上。

《白毛女》剧照

放映的影片通常是纪录片和新闻电影，比如拖拉机厂、水坝、农村公社、工厂开工、朝鲜战争和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生平介绍（在他死了之后）等等。有一部似乎所有藏人都真心喜欢的故事片是由王滨和水华执导的《白毛女》。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勇敢的农村女孩为了躲避残暴的地主和他的“狗腿子”把自己藏在河北省的荒山里，长期的磨难让她的头发变白了。她最终被她的恋人解救，他的恋人是一名抗日的共产党八路军战士。这部电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改编为一出“革命芭蕾舞剧”，毛泽东的夫人担任了“艺术指导”。

《流浪者》海报

中国人还放映了由印度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电影制作人执导的印度电影。其中一部是比马尔•罗伊（Bimal Roy）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的获奖影片《两亩地》（Two Acres of Land），影片描写了印度农民的苦难生活。另外一部在西藏（在中国和苏联也一样）广受欢迎的电影是拉兹•卡普尔（Raj Kapoor）导演的《流浪者》（Awaara），故事讲述了一个被社会所腐蚀的卑微的罪犯，如何从童年好友丽塔的爱情中得到救赎。中文版的《流浪者》的主题曲《流浪者之歌》曾经被改编为中文传唱一时。

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人在“西藏军区司令部”和西藏自治区大院里都建造了室内礼堂，他们在那里放映电影和演出文艺节目。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占领当局发布规定所有进口到西藏的电影必须接受审查。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拉度家族决定关闭他们的电影院并且为了趋吉避害而离开拉萨。

本文的第二部分将在藏历（洛萨）新年的第三天贴出。洛萨快乐。扎西德勒彭松措！ 

注：

除文字资料外，本文绝大多数资料来自笔者（数年来）与众多受访者的交谈，其中包括已故诺囊•噶丹啦（Nornang Ganden la）、林仓•图登茨仁啦（Lingtsang Thupten Tsering la）、已故喜德林•阿旺达克巴啦（Chitiling Ngawang Dhakpa la）、已故坚•鲁擦啦（Gyen Lutsa la）、坚•诺布茨仁啦（Gyen Norbu Tsering la）、扎西茨仁啦（Tashi Tsering la）、茨仁旺秋啦（Tsering Wangchuk la）、嘉央多杰啦（Jamyang Dorjee la）、我的叔叔TC Tethong、我已故叔公巴丹坚赞（Tesur Palden Gyaltsen）、我已故的母亲以及其他很多亲朋好友。我还一定要感谢索南达杰啦（Sonam Dhargyal la）给我从西藏寄来很多影片的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