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拉•莫伊尼汉：《博巴在印度：一个关于国籍的案例》

Tibetans in India: the Case for Citizenship

作者：莫拉•莫伊尼汉（Maura Moynihan）

翻译：更桑东智（@johnlee1021）

原文发表于：2012年8月15日

达兰萨拉的图伯特难民，摄于1965年

贴出上一篇文章《流亡的图伯特：难民还是公民？》之后，我收到了大量留言，谈及明确图伯特难民合法地位的必要性。在尼泊尔，流亡博巴们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前途渺茫。在这片文章中，我将探讨图伯特流亡者在印度的地位，以及他们寻求移居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障碍。——莫拉•莫伊尼汉

印度母亲：流亡者的家园

只要达赖喇嘛尊者还生活在喜玛恰尔邦（Himachal Pradesh），生活在印度的博巴能受到保护。但是在流亡社会，一种结构性危机正在显现。由尼赫鲁总理创建的这些定居点从一开始就不是永久性的。“藏人行政中央”（ CTA）至今执行的计划还是印度政府在上世纪60年代所创立的，依然主要依靠印度政府资助，仅有少部分捐助来自其他国家政府和NGO。这些援助仅够勉强维持温饱，而这些老旧的定居点正在分崩离析，充斥着贫困和残缺不全的家庭。CTA的有关政策使得博巴的合法地位悬而未决已经进入了第六个十年，这些政策使得人们陷入了孤立与隔离。人们对此已经感到灰心丧气。

时隔53之后，流亡的博巴们希望得到也需要得到公民资格。他们看到那些拿到公民资格的人已经脱贫致富。至少，三位噶伦是有公民资格的，外交与新闻部噶伦德吉卓央（Dicki Chhoyang）是加拿大公民，宗教与文化事务部噶伦Pema Chhinjor是美国公民，内政部噶伦多玛嘉日（Dolma Gyari）是印度公民。很多以前各届政府的CTA官员也都用公民资格。由于长年居住在美国，洛桑森格先生即便没有美国护照也至少持有绿卡。如果CTA的官员们都可以乐享公民资格带来的好处，难道他们不应该积极支持让其他每个人都得到公民资格的计划？

2011年，图伯特正义中心（Tibet Justice Center）完成了一份出色的报告，题为《图伯特的无国之民II：图伯特难民在印度》（第一卷是《图伯特难民在尼泊尔》，参见 www.tibetjustice.org）。中心的这份报告中写道：“根据印度国民政府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一个博巴想要获得出生地国籍，他或她必须首先得到和提交由CTA签发的‘无异议’证明（“no objection” certificate），因为CTA是流亡博巴的合法监护方和代表。CTA的官方立场是，如果有博巴希望得到印度国籍，它不会不同意。但是，很多博巴——无论是就职于CTA还是生活在印度各地定居点——传统上持有的立场是在印度的博巴应该继续作为难民。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博巴最终应该能够回到真正独立或自治的图伯特。因此，他们不应该放弃作为博巴的国族认同和忠诚。所以，CTA尽管有自己的官方立场，但据称它并不乐意签发‘无异议’证明。很多博巴认为这是他们获得印度国籍的一个严重障碍。”

在不久的将来回归“真正独立或自治的图伯特”至少现在还是一个不大可能的事情。那些身陷印度次大陆各地日趋颓败的难民营中的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他们为自己的难民身份所困，洛桑森格先生是否为这些人准备了一套后备方案？在整个南亚地区留给难民的空间和容忍度日益减少的年代，对于这个流亡博巴中最大和最重要的群体而言，什么才是他们进入21世纪之后的长期生存策略？

永久的难民？

有一种论点认为博巴在印度必须保持难民身份，以此作为他们被占领的祖国的象征和保护图伯特文化和宗教的手段。这种观点在流亡早年是恰当的，但事到如今就不那么站得住脚了。在《流亡的挑战：图伯特大流散》（Exile As Challenge: The Tibetan Diaspora）一书中，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已故的达瓦诺布（Dawa Norbu）博士就“非同化政策”（ non-assimilation）详尽阐述到：“图伯特难民定居点的设计刻意全面重建了图伯特社会及其核心价值观……这种做法在1960年代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有一种不同的观点认为生活在印度的博巴不应该继续保持他们与接待国的社会和文化边界，并且博巴应该同印度人‘融为一体’。”

如果流亡的主要目的是逃离中国统治的束缚，从而生活在自由世界并且对图伯特事业有所支持，那么让成千上万的民众生活在日趋颓败、与世隔绝的难民营里，在一个曾经援救和保护过图伯特民众的国家里这些难民不能工作、投票、购买房屋和注册公司能对图伯特事业有何裨益？况且，很多博巴已经很好地适应了这个国家，达赖喇嘛尊者也住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图伯特文化比在其他任何西方国家都要完好。再者，这个国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和一个全球性的强国。

嘉央多杰（Jamyang Dorjee）曾担任印度政府在锡金的高级官员，后来还曾就职于CTA，他在给我上一篇文章的回复中写道：“我确信印度政府不仅仅会‘友善地同意延长登记证书的有效期’，如果收到请求，也会根据法律给予公民权。但是经常有达兰萨拉的资深人士对我说，如果我们都接受了印度国籍，那么境内的图伯特民众因此感到气馁，他们会觉得我们都变成了印度人。但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图伯特境内的博巴现在就应该对生活在西方拥有不同国家国籍的博巴们失去了信念。在不丹王国因拥有共同的宗教、文化和种族而颁布法令授予博巴不丹国籍的时侯，同样的逻辑又一次产生作用，达兰萨拉建议民众拒绝这个法令。那些没有遵从达兰萨拉的建议而成为不丹公民的人现在都生活的很好，并且依然是出色的博巴。”

各人顾各人

CTA的官员们有很多机会可以获得外国国籍。像达赖喇嘛派驻海外的代表，他们很容易获得去西方国家的签证。在海外任职时，他们就可以着手通过合法渠道为他们自己和亲属获得外国国籍。考虑到那些生活在印度的无籍之民所受到的种种限制，那些能够移民的人如此作为的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

但是绝大多数在印度的博巴能够合法移民的选择余地要小得多。现有的几个屈指可数的重新安置项目，都是为了给家庭团聚提供渠道。现在，由于以游客身份进入美国的博巴有随即申请庇护“改变身份”（ changing status）的记录，因此领事官员对于图伯特签证申请人存在一种先入为主的“预判”（ pre-adjudicate），认为这些身为难民的申请人缺乏“回归理由”而予以拒签。

CTA否认当前的无国籍状态所产生的危机，这使得它在印度的100,000子民中的大部分人极易成为社会上最腐败势力的伤害对象。数以千计的人成为了签证掮客的网中之鱼，这些不顾一切希望移民的人们让掮客们获利颇丰。这些人当然希望看到变化。一位来自大吉岭（Darjeeling）博巴记者说：“民众从政府得不到任何帮助，那么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去黑市，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

签证掮客通常要收取100万到150万印度卢比，相当于4万到6万美元的费用。有若干规模庞大的掮客团伙活动在亚洲、欧洲和美国，他们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和惩罚，聚敛大量钱财。欺骗美国国务院或印度内政部是一项犯罪行为，但是我猜想那些天真的客户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把钱财和信任交付给了一些犯罪分子，同时也让自己成了犯罪行为的一部分。

对于我所经历的白玛嘎松（Pema Gashon）来信试图提供贿赂让我就博巴在印度的遭遇说谎一事，曾担任达赖喇嘛驻加德满都私人代表的旺秋次仁（Wangchuk Tsering）写道：“这非常令人遗憾，但是对于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博巴竟然胆敢通过贿赂来获得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从而把更多的图伯特难民从尼泊尔和印度带到美国，我并不感到吃惊。这是一个典型的联合国难民署所称的“难民拖延综合症”（ Protracted Refugee syndrome），这种综合症会在难民中导致各种不健康和非法行为，诸如触犯居住地的法律，从不择手段的官员或他们的中间人手里获得伪造的身份证、国籍、旅行文件、护照甚至出生证明等等。联合国难民署还指出，如果长年处于无国籍的流亡状态中，同时又无望得到一个更好的未来，会让年轻人感到沮丧和绝望，从而走向吸毒、酗酒、卖淫和抢劫。”

破碎的西方之梦

已故达赖喇嘛驻苏黎世私人代表Gyaltsen Gyaltag，在《流亡的挑战：图伯特大流散》一书中曾经写到有关博巴在西方国家的挣扎努力：“绝大多数的困难来自于不切实际的过高预期……很多博巴天真地认为，美国是一个到处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无需辛勤劳作就能赚到大钱……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要一周工作七天才实现他们的美国梦。为了这个梦想，父母们作出了很多牺牲，比如对子女的教养。其结果是，孩子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我见证了太多人梦断西方之路。我认识很多人通过签证掮客拿着为期6个月的旅行签证进入美国，然后任由签证过期，也没人告诉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办。那些签证掮客拒绝帮助他们拿到合法文件，没有这些文件他们一直会面临被逐回亚洲的威胁，也只能成为无依无靠的非法入境者（illegal aliens），同自己的父母子女天各一方。很多拥有大学学历来自印度的博巴在纽约只能找到餐馆服务员和保姆的工作，收入微薄还时常受到雇主的虐待。但是他们又无计可施，因为他们是非法入境者，他们不知道向谁去征求意见获知如何得到国籍。

去年，我的一位在纽约法院系统工作的朋友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案例：一位博巴母亲和儿子已经在昆士区生活多年，但一直没有获得合法文件。她的前夫，一个博巴男子，为了获得国籍而将她抛弃同一个美国女人结婚。这位前夫将她告上法庭，要求获得他们12岁儿子的全部监护权。而他已经有10年没有见过他的儿子。但由于这位母亲是非法入境者，法官只能将嚎啕大哭的孩子交给他的父亲。孩子随后被父亲带去了西海岸。这位母亲没有任何合法资源可以为她赢得对她唯一孩子哪怕是部分的监护权。

卡玛索南（Karma Sonam）在13岁的时候通过一个签证掮客进入美国，在昆士区和他的叔叔住在一起。他思念母亲，同时又难以融入美国的生活。他的叔叔干着各种收入低微的工作，几乎没有时间照顾他的侄子。去年，16岁的卡玛加入了一个街头帮派，现在关押在纽约的一所监狱：

《纽约邮报》（The New York Post）2011年3月18日文章《两名青少年因昆士区两起枪击案受到指控》

 “来自Little Neck第256大街的迦勒•安（Caleb Ahn）和来自Flushing第45大街的卡玛索南（Karma Sonam）面临警方数项犯罪指控，包括二级谋杀、谋杀未遂和非法拥有武器等罪名。

 “警方称，事件发生在一宗大麻交易破裂之后。一名来自昆士区的18岁男子在警方公布姓名之前指认了索南。举报人说，他相信这笔交易涉及10磅大麻，估计价值50,000美元。

 “他说，安和外号‘刀把’（ Shank）的索南估计是试图不给那两名枪击受害者付款就拿走毒品。他坚称那两人是毒贩。他认为是开枪者是索南一个人，但是警方对此尚未确认，只是说这两名少年会因为涉及枪杀案而受到同样的指控。”

更多详情可参见：《警察逮捕枪击道格拉斯顿男子的青少年》（ Cops arrest teens in shooting of Douglaston man）

这起案件令人痛心地显示了“通往西方之路”并没有铺就的像它应该的那样平坦。如果解决之道在于落实合法的重新安置计划，那么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博巴应该立即与各自国家的政府展开对话。重新安置计划的制定需要经历漫长而复杂的谈判过程，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的一个美国的博巴重新安置项目开始于1990年，第二个项目还需要通过国会的立法批准，以及印度政府的全面配合，同时，选择和批准候选申请也将花费数年时间。那么生活在印度的博巴还有其他哪些选择呢？

是“境外人士”而非难民

有一个很多人并不理解的事实是，根绝印度法律，在印度的博巴并没有被看做难民。印度政府颁发给博巴的官方文件“RC”是“登记卡”（ Registration Card）而不是“难民卡”（ Refugee Card）。根据1946年实施的《境外人士法》（Foreigners Act）和1939年实施的《境外人士登记法》（Registration of Foreigners Act），博巴被列在“境外人士”名单中——这是一个宽泛的法律定义，涵盖了人数众多的在印度的其他难民人口。

印度不是1951年签订的《联合国有关难民地位的公约》（UN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以及1967年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Protocol）的签约国，同时也没有关于难民权利和保护的具体立法。根据图伯特正义中心提供的报告，“尽管印度政府口头上把居住在印度的博巴称做‘难民’，但其实，只有达赖喇嘛和他的20余名扈从被印度政府在非正式和非法律意义上承认为难民。所有的图伯特‘难民’都无法享有国际条约法律所规定的难民权利，更不用说正式的难民地位和合法的庇护。至今，印度方面一直刻意地避免把达赖喇嘛称做难民，而是称他为‘尊贵的客人’。那些在1959年拉萨起义以及后来的年代里出逃的博巴，他们居住在印度，没有任何合法文件，自身的法律地位非常的岌岌可危。他们境遇完全取决于印度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也反映了印度政府对待图伯特难民的政策变动。”

 “境外人士”的地位使得博巴在很多方面受到束缚。在中国官员访问印度的时候，作为“境外人士”的博巴会因为举行抗议示威而遭到逮捕，因为“境外人士”无权在印度举行抗议。接受过法律、新闻和计算机等专业教育的图伯特学生毕业之后，受制于他们持有的“登记卡”，无法得到他们能够胜任的工作，或是继续进行研究生学习，结果就使得他们在图伯特或印度学校的十年寒窗化为乌有。更有甚者，所有“登记卡”的持有人都不能合法拥有自己的财产，博巴的产业必须通过一个印度公民才能登记注册。（最近成为国际报章头条新闻的关于噶玛巴法王财产的争议正揭示了这个危险的断层）。

那些出生在印度的博巴，持有“登记卡”并且已经和当地社会很好地相适应，他们的地位尚且弱不禁风，那些从图伯特境内新来的流亡者的境况就更加糟糕了。很难确定这些没有合法文件的“新来者”的人数，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80年以来，至少有30,000名在图伯特境内出生的人逃到了印度和尼泊尔。由于并非所有的“新来者”都在联合国难民署登记备案，所以有些研究认为“新来者”的人数可能高达60,000人。很多在印度的博巴通过CTA申请“登记卡”，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那个“黄本子”（ yellow book）。如果没有“登记卡”，那些新来的难民就只能在担惊受怕中惶惶度日，也因此尤其容易受到签证掮客、人口贩子和中国间谍的伤害。

中国间谍在行动

印度的情报官员非常清楚，图伯特流亡社会正在受到中国间谍危险的渗透。自2008年拉萨起义以来，印度政府一直相当关注达赖喇嘛尊者的安全问题，以及中国间谍的涌入和各种奸细在印度的活动。在这样的形势下，无国籍危机又一次助长了法律与秩序的衰落，同时也让黑市商人、骗子和中国间谍大行其道，这些人利用图伯特流亡者朝不保夕的地位从中渔利。

一位在加德满都的欧洲外交官对我说：“中国人希望博巴们不要在外国政府面前再提起图伯特问题，也不要在中国大使馆门前举行抗议。中国希望流亡博巴势单力薄、互不相干。因此，让人们委身于难民营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对中国是有利的。”

CTA的法律地位

2011年3月19日，达赖喇嘛尊者在他位于达兰萨拉的流亡住所发表讲话，他宣布正式从图伯特流亡政府首脑的职位上退休，他说：“尽管我依然健康，依然和你们大家生活在一起，但是你们要承担起图伯特事务的全部责任。”

在上文曾经引述的写于2000年的文章中，达瓦诺布博士写道：“印度政府默认达赖喇嘛作为图伯特难民的领袖，部分地是出于对传统的达赖喇嘛传承制度的尊重，部分地也是出于印度政府无力或不愿意承认图伯特流亡政府而做出的一种让步。尽管，尤其在1962年（中印战争）以后，有来自各方持续不断的吁请和相当广泛的印度民众支持，希望印度政府对其加以承认。”

自成立以来，CTA从来就没有获得任何独立的被承认的国际地位。而随着达赖喇嘛尊者的退休，最初与印度政府之间的盟约也就走到了终点。2012年7月，在澳大利亚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洛桑森格被记者问到他是否寻求国际社会承认CTA，他回答说“这不是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样的回答更加削弱了CTA的地位。但是CTA依然坚持对流亡博巴的实际控制：2009年，我从一位流亡政府官员和一位美国领事官员那里得知，CTA要求获准得到所有图伯特签证申请人的最终审批权。我无法确认美国大使馆是否答应了这个请求，但是这个请求本身带来了一个问题：哪一个法律实体对生活在印度的图伯特人口拥有司法管辖权？

流亡博巴实际上是印度共和国的国民，并最终受印度法律的管辖。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瑞士和加拿大的图伯特难民重新安置计划是直接通过印度政府实施的，并没有涉及CTA。我认识不少通过个人途经获得印度国籍的博巴，他们说CTA拒绝给很多想获得印度国籍的博巴签发“无异议”证明，而CTA本来无权这么做。

一个有关国籍的案例

2010年12月22日，德里高级法院就南杰卓尕（Namgyal Dolkar）诉印度外交部一案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判决。图伯特正义中心声称，该案“可能会改变那些符合印度《国籍法》基本条件的博巴们的生活现状。图伯特裔的拉加日•南杰卓尕（Namgyal Dolkar Lhagyari）1986年4月出生于印度喜玛恰尔邦的康格拉（Kangra），她辩称自己有资格根据出生地而取得印度国籍。在经过长达3年的诉讼之后，她赢得了自己的诉讼请求，德里高级法院在裁决中说：‘每一位在1950年1月26日和之后出生，并在1987年7月1日之前出生的人，可以根据出生地而成为印度公民。’法院认为，任何在上述时间段在印度出生的博巴，无论血缘关系如何，都生而享有印度国籍，这类似于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

《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写道：“有超过35,000名在1956年和1987年之间出生博巴，会受益于这个判决。”拉加日女士的诉讼判决鼓舞了更多博巴申请印度国籍。但是很多人说，有人告诉他们拉加日的案件不会成为一个法律判例，每个人都必须进行自己漫长而昂贵的法庭诉讼。前噶伦赤巴桑东仁波切公开谴责南杰拉加日申请取得印度护照，他认为在印度的博巴都应该至少为了象征性的目的而保持难民身份。

CTA的官员们时常声称，博巴应该保持自己的难民身份从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所谓的“利益”其实就是来自日益减少的捐赠者的对一些小型项目的资助。（2008年拉萨起义之后，中国对援助流亡博巴的各种基金会和NGO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有很多组织已经取消了他们的援助项目。）这些鸡毛蒜皮的“利益”所具备的价值远远比不上取得国籍所带来的好处。

那些挣扎在法律边缘地带的博巴一再质问，为何他们必须忍受漫无止境的难民身份而CTA的官员们却可以享有外国国籍？洛桑森格先生总是说起他在印度的图伯特定居点度过的贫困的童年时代，以及他何等幸运地赢得了富布赖特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深造，从而能够将全家移民美国。他是学习法律的，因此可以推断他的政府应该有条件研究相关的法律法规，从而为符合条件的候选人谋求向西方国家移民和重新安置，或者是取得印度国籍的机会。

我确信，相当多数在印度的博巴会乐于获得印度国籍以及相应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而这正是图伯特难民所亟需的。印度为图伯特民众提供的帮助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因此，我同样确信博巴们一定会在甘地的故乡成为富有成就而爱国的公民。

夜幕下的图伯特

现在，图伯特境内烽火遍地，尼泊尔庇护所一去不返，达赖喇嘛尊者也已经退休离职。流亡的博巴们不能坐等CTA采取行动。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成立一个独立图伯特法律援助协会，会同印度政府和驻新德里的各国使馆就难民权利和各种选项进行调查。西方国家的图伯特支持团体可以游说各国政府设立重新安置计划，并创建法律援助基金以帮助那些非法入境者和寻求庇护者。直至今日，比起那些生活在新德里的贫困潦倒的“境外人士”和生活在纽约的非法入境者，拥有国籍的博巴对图伯特事业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

拉藏次仁（Lhasang Tsering）

如果继续放任和忽视这种无国籍的结构性危机，流亡基地会受到贩卖人口的腐败的地下犯罪团伙和中国间谍的进一步削弱。

一旦流亡基地土崩瓦解，那么谁还会为图伯特声言？一个冬日的午后，在达兰萨拉的一个庭院里，与诗人和自由战士拉藏次仁（Lhasang Tsering）共享着下午茶和咖喱角。他凝视着康格拉山谷上空金色的阳光，说道：“我们踏上流亡之路不是为了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难民。我们来到这里是为图伯特境内的兄弟姐妹们继续战斗。永远不能忘记我们的目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