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9日 星期三

罗伯特•巴内特:藏人为何自焚?

 
——亚洲协会(Asia Society)采访著名藏学家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

采访者:亚历克斯奥托莱尼(Alex Ortolani
发表时间:2012224
译者:John Lee
 

本文根据对罗伯特巴内特先生的电话采访整理。——采访者

2012年2月8日,流亡藏人在印度纪念自焚者

本周的早些时候,一位西藏僧人成为过去一年中反抗中国统治西藏的至少第22位自焚者。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现代西藏研究所(Modern Tibet Studies Program)所长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说,这是藏人一种新的政治抗议方式,如果中国政府不改变在该地区的有些政策,这种行为还将作为一种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继续下去。

为何僧人和尼师决定采取(自焚)这种特殊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

他们选择这种抗议方式的原因还不完全清楚。西藏境内的民众,尤其那些生活在边远地区的人,有时能收听到一些境外媒体的藏语新闻广播,比如“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但未必对去年的突尼斯自焚事件有所了解,更不用说50年以前的越南僧人的一系列自焚事件。但是,他们应该听说过导致“阿拉伯之春”( Arab Spring)的抗议示威,这或许在一个广泛的意义上鼓励了人们把群众抗议当做一种寻求改变的手段。

但是,他们之所以选择这种抗议方式或许是由于上一次2008年发生在藏区的抗议活动最终演变成为骚乱和暴力事件,当时发生了大约150起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暴力事件则给了中国政府借口去回避认真处理事件背后隐藏的问题和抗议者的不满,而自焚则似乎可以避免传统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的负面作用:它以一种难以漠视的方法向政府传达抗议者的愿望,这种方法不会对其他人员或财产造成损害,也不涉及骚乱。

这些抗议都是要求“自由”和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1994年中国政府西藏政策的突变似乎激发这一系列抗议,当时中国政府决定首先要集中精力攻击达赖喇嘛,并且强迫僧人和尼师谴责达赖喇嘛,同时还大大加强了对寺院和宗教的管制。这一政策最初是在西藏高原西半部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自治区(TAR)实施,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这项政策逐步一个寺院接着一个寺院地推行到西藏高原的东部地区,这里居住着西藏人口的大多数,也正是最近的抗议示威发生的地方。这些政策包括在寺院里实施“再教育计划”、禁止崇拜达赖喇嘛、降低藏语在学校里的地位、鼓励向藏区移民和其他一些限制措施。没人会知道他们为何把这些政策推向东部藏区,这些地区从上世纪70末直到最近一直相当宽松平静。

在佛教文化中这种特殊的抗议方式有无类似传统?

中国新闻媒体一直在指责这些抗议违背了佛教原则和戒律,但实际上这些行为与佛教传统有着强烈的共鸣。如果是为了个人原因,佛教是不接受自杀的,但是为了高尚的目标进行的自我牺牲是受到高度认同的。有很多佛本生故事讲述了佛陀进行这样的自我牺牲,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佛陀牺牲自己用自己的身体去救助垂死的母虎,这样它才能哺育她的虎仔。因而,一个行为如果是为了团体的利益,那么这样的行为便被认为是高尚的,尤其如果这样的行为是出自一个出家人。

由于自焚者都是僧人、尼师或还俗的僧人,这使得中国政府很难对这些抗议者进行贬损,如果是俗人那么情况会很不一样。2001年,有5名中国人据中国政府说是法轮功信徒在北京进行集体自焚,中国政府对他们的诋毁几乎大获全胜:这一事件提供了证据说明这些人受到法轮功的“洗脑”和操纵。尽管中国新闻媒体也试图对这些西藏僧人和尼师进行同样的诋毁,但是他们的这些努力失败了,主要是因为这些自焚者受到了藏区大众的广泛尊敬。

为何双方在西藏治理问题上无法找到共同点?

着眼检视西藏地位问题是理解藏中关系问题的一条路径。西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是,西藏应该享有多大程度的自治?这个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当时中国军队第一次试图吞并西藏并将西藏纳入中国领土。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

但是,还有一个容易与第一个问题混淆的相对次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有关中国最近以来在藏区实行的政策,尤其是1994年宣布达赖喇嘛为敌人的决定,还有一些是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而出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再教育”运动、语言的使用以及经济过快发展等等。最近还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与环境保护相关的问题,比如对牧民的强制性安置和滥采滥挖等问题。因为,这些次要因素还不是一成不变的,还在不停地以新的形式出现,他们对于中国而言代表了某种机遇,一个可以相当容易地用来讨价还价的机遇。如果他们这么做,则可能产生某些缓和并获得更多时间去梳理那些关于自治和地位的主要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即便是在这些次要问题上也没有任何进展的迹象。中国的领导体制是软弱的、以“一致意见”为基础的和高度保守的,这使得它的领导人很难在事关国家主权和荣誉的核心问题上同意任何大胆举动,因而,几乎不可能做出什么让步。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看到自焚行为的结束吗?

中国至少从上世纪80年初以来,就自认为对藏人一直宽宏大量,一方面是因为它为促进藏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补贴,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把这些抗议看成是达赖喇嘛和其他流亡藏人的阴谋策划,而目的是在于通过实现西藏独立来“分裂”中国。流亡藏人否认了这些指责,但同时就像人们可以预计的那样,使用是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的修辞语句。所以,尽管双方领导人的谈判协商从来没有彻底断绝,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看来难有可能获得进展。

于此同时,东部藏人对过去一个世纪中国人多次对他们地区和寺院的进犯有着长久而痛苦的记忆,这些怒火中烧的民众立场坚定、意志坚强,他们是在捍卫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所以,除非共产党做出一些让步,当前的紧张局面将不会结束。其实,要让人们决定不再自杀并无需巨大的让步——西藏境内的藏人,甚至包括活动人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非常温和而有节制,并且通常也很务实。所以,中国政府方面哪怕是采取一些象征性的姿态都会产生显著的作用。比如,共产党可以停止强制性的政治“再教育”,可以停止针对达赖喇嘛的妖魔化运动——这些政策在中国内地已经停止数十年了,还可以像在香港一样管制内地向西藏移民。如果他们不采取措施,目前的紧张局势还将恶化,而如果有更多人丧生,局面将会逐渐失控,并将变得难以用任何有意义的手段处理。

据报道在最近的一次自焚事件中,有上千民众围拢在自焚者遗体周围阻止警察抢走遗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在西藏文化中,当一个人去世了,你应该尽量避免在其死后扰动遗体。相反,应该举行一些特别的仪式和宗教程序以期逝者的灵魂得以安息并获得一个更好的往生机会。但是和任何其他宗教一样,其中有很多层面的解释。例如,通常有一种观点认为用适当的方式处理遗体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用遗体去喂鸟或者鱼,因为这是一种慷慨,而不是用中国政府规定那种世俗的火化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民众肯定不是把这些自焚看成是一个绝望的个人的自杀行为,而是当成一种利他的献身行为,所以,当地民众希望由僧侣举行适当的仪式来想死者表达尊重。因此,除了表面上的反对警方带走死者的遗体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全文完)

2012年2月28日 星期二

英国《每日电讯》:忆拉萨老城保护者安追(安德烈•亚历山大,André Alexander)①

作者:佚名
翻译:John lee
原载:英国《每日电讯》,2010225
原文网址:
安德烈亚历山大
(André Alexander,1965.01.172012.01.21),致力于拉萨老城保护的德国著名学者。


他于1965117日出生于柏林,出生时名叫安德烈泰克曼(André Teichman)。从他的家庭背景几乎看不出他将来可能成为一名学者。他的父亲是一名烟囱清扫工,而他的母亲在结婚前是一名美发师;安德烈曾经在柏林的一所大学学习过历史和建筑,但是他并没有完成学业。他对连环漫画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并希望将来成为一名连环漫画家。他最喜欢的漫画人物是七海游侠柯尔多Corto Maltese,终其一生安德烈的穿着打扮都半像一名海军船长半像一个穿花衬衫嬉皮士。
不过,在1987年的时候他看上去更像个嬉皮士,当时西藏刚开始对游客开放,他是去西藏旅行的西方背包客之一。那年的101日,他在拉萨的一个中心广场刚巧遭遇了西藏开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抗议示威,当警察向示威人群开枪时,他险些被子弹击中,那次有至少10名示威者丧身。
泰克曼(他开始是用他祖父的姓亚历山大作为笔名,后来干脆用做自己的姓)数次盘桓西藏并关注藏式建筑的建筑结构,逐渐对西藏产生了严肃的兴趣。他甚至有一次借用了派出所的大印来让自己的签证获得延期——拘留一周。
那个时候,拉萨旧城的风貌依旧大体完好:粉刷成白色的低矮的石头房子,狭窄弯曲的街巷,人们很容易在里面迷路,他写道。但是,当他再回来,情况就变了。每一回来都会发现老房子在消失——一块石头跟着一块石头,一个街区跟着一个街区,一条巷子跟着一天巷子地消失。
于是,亚历山大决定把拉萨老城的建筑画下来并标明他们的特征,1993年和他的英国朋友安德鲁布洛南一起,他制作了一份拉萨每一座现存的有历史意义的房屋建筑的完整名录清单。他们还将这些资料与彼得·奥弗施奈特(Peter Aufschnaiter)和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在1948年制作的拉萨手绘地图上的建筑图画进行了对比。彼得·奥弗施奈特和海因里希·哈勒在拉萨的生活经历后来被记录在著名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一书中。
亚历山大和布洛南的这个现代创举,后来被称为拉萨档案项目Lhasa Archive Project),被证明是非常及时的:1993年,他们绘制记录了超过400幢建筑,而到了2001年这些建筑仅剩下大约150幢。而其他的建筑都在城市建设的狂潮中被扫荡一空,这也是那些年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特征。正如亚历山大向我们展示的,人们错误地认为那种千篇一律的混凝土建筑能更加适应气候,也要比那些经过修复的传统的庭院式建筑更受人欢迎。
亚历山大并不满足于仅仅是记录西藏遗存的损毁,他下决心要恢复这些遗存。1996年,他与葡萄牙艺术家萍萍•德•阿泽维多(Pimpim de Azevedo)一起,在英国学者希瑟斯托达德(Heather Stoddard)的帮助下,创立了西藏遗产基金会Tibet Heritage Fund)。在这个组织的名义下,亚历山大成就了很多其他西方专家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任务:通过他的人格魅力与坚持不懈,说服了拉萨市政府的几位主要领导允许他们进行遗产保护工作,尽管在西藏的中国官员通常不愿意与外国人合作。
亚历山大的工作方法完全不同于其他绝大多数的文化遗产保护者,他的关注点不在于那些纪念性的公共建筑物,而是当地藏人日常使用的建筑。他向人们说明,这样修复工作可以让整个社区和建筑物一起重新焕发青春。他们找到了拉萨硕果仅存的几位西藏工匠,并且资助一些年轻藏人向他们学习西藏古老的建筑技艺。到1998年,他们已经建立了一支由将近300名西藏工匠组成的工作团队,修复了20座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并且说服当地政府将另外93座建筑物列入了保护名单。
随着西藏遗产基金会的工作日益广为人知,它得到了德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以及其他一些组织的资助。但是到了2000年,可能是由于国际社会对拉萨旧城改造计划的日益关注,拉萨市政府突然将亚历山大驱逐出西藏,同时用自己的人马取代了亚历山大的工作团队,还禁止西藏遗产基金会继续在西藏工作。
亚历山大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相反,他投身到其他藏文化地区的建筑保护工作中,包括宗教建筑和世俗建筑。他和德阿泽维多启动的建筑修复项目涵盖了东部藏区(中国青海省和四川省的一部分)、蒙古、拉达克和锡金,还有包括涉及北京老城三个居民区的一个保护项目。
2010年,“西藏遗产基金会”还参与协助青海玉树地震和拉达克(印度西北部)洪水的灾后恢复重建。他们因出色工作而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最佳实践奖(Best Practice Award)以及教科文组织(UNESCO)颁发的三个遗产保护奖(Heritage Awards)和全球视野奖(Global Vision Award)。
亚历山大一反重宗教,轻民用的文化遗产保护旧习,成为了一名建筑学权威。他出版的著作包括《拉萨的寺院》(The Temples of Lhasa2005)、《蒙古传统建筑手册》(A Manual of Traditional Mongolian Architecture,合著,2005)、《北京胡同保护研究》(Beijing Hutong Conservation Study 2004)、《拉萨旧城》(The Old City of Lhasa,两卷本,19981999),还有无数的田野调查报告和论文。他的博士研究课题是关于拉萨的本土房屋与建筑,预计将于2012年完成,而与佩尔•索伦森(Per Sørensen)合著的《吐蕃时代的建筑》也即将完成。2011年,亚历山大还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BBC的系列电视节目《遗产保护群英谱》(Heritage Heroes)。
安德烈亚历山大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但却因突发心脏病于2012121日在柏林去世。“西藏遗产基金会”(THF)的成员扎西接替了他的工作。 

译者注:




拉萨当地的藏人亲切地把这位钟情于拉萨老房子的德国人称为“安追”,关于安追在拉萨工作的更多详细情况请参见唯色博客《看不见的西藏》中的纪念文章《隆达,隆达,请带安追回家……》(201221日)。
七海游侠柯尔多Corto Maltese,是一个著名的漫画英雄人物,出自意大利漫画家Hugo Pratt(雨果普拉特 1927-1995)的创作,Corto Maltese是一名水手,亦是一个冒险家,他热爱自由,随性不羁,为了追寻梦想,游历世界各地。他在旅途中遭遇战争、邂逅爱情,甚至经历九死一生的考验,在优雅与放浪之间尽现他的绅士魅力。

2012年2月20日 星期一

嘉央诺布:2月18日来自拉萨的报道

作者:匿名

翻译:John Lee

来源: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的博客


一位刚从拉萨回来的朋友给我发来这份报道。报道内容令人忧心如焚。
 ——嘉央诺布


来自拉萨的报道2012218


我刚从拉萨回来。不断有藏人失踪,每个人都对看来不可避免的血腥镇压感到惊恐。
拉萨现在有大约120万中国人和大约20万藏人。这些藏人中的大多数现在都居住在用高达1016英尺的围墙完全包围起来的区域,周围部署了很多军事岗哨,有些墙上还装有铁蒺藜。这种隔离给人的感觉是到了波兰华沙的犹太人集中区。在这些“隔离区”,全服武装的军人、特警和警察24小时在街上巡逻。整天都能听到军人操练时唱的歌声。每天都能见到特警的卡车和615辆一组的装甲车辆经过这个区域。在每辆装甲车顶部敞开的炮塔上都有34名军人,配备冲锋枪或机关枪对着藏人。
所有藏人必须随时携带身份证。住在拉萨的藏人必须去派出所登记。在拉萨新增了大约134处警察的检查站,对行人和车辆进行随机检查。除了拉萨市内和周边地区的军队兵营,城里还到处建立了配备110名武装士兵的永久性军事哨所。
201111月,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的菩提伽耶举办了时轮金刚灌顶法会,有大约10000名来自中国的藏人参加。据报道,其中大约有3000人是中国政府的眼线。另外7000名来自中国的藏人,取道印度、尼泊尔或香港等地回到藏区。所有这些人都被带去参加 “学习班”,接受至少三个月的“再教育”。上了年纪的人因为寒冷请求在晚上回家住,但是这样的请求都得不到批准。很多时候,这些老人的家人给他们送去毯子,家人都被告知这些老人已经不再原处而且也没人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参加“再教育学习班”的7000名藏人,接受中国警方的讯问是家常便饭。藏人们被要求公布自己的工作单位,然后就会被单位开除,失去养老金和类似的福利;还要公布亲属的姓名和他们的联系方法,包括地址和职业。军警还进行随机的身份核查和入屋搜查,家庭成员也被叫来接受“问询”。
有大约50名尼师正乘大巴去一处隐修地,结果遭到拘押和讯问,因为有线人诬告她们有反政府的言论。这些尼师至今下落不明。
一位藏人艺术家画了一幅题为“等待”的画,画中一位藏人抬头仰望自己头顶上一座钟,结果因为画中的寓意而遭到逮捕。
有人告诉我,很多藏人被“国保”带走后便失踪了。
西藏自治区公路边的检查站是为了阻止那些非拉萨藏人进入拉萨。另外,如果有僧人或者尼师是乘车来的,警察或军人会强迫他们步行回到自己的寺院。所有驾乘这些交通工具的藏人必须带好所有的规定证件。布达拉宫是藏人朝圣的地方,尤其在藏历新年期间,但是公路边的检查站阻止藏人前往,并限制拉萨的藏人人数。
过去有大约300400名僧人住在布达拉宫,现在只有大约36人。军人和其他军事人员现在住在过去僧人们住的地方。尽管布达拉宫早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政府现在把布达拉宫变成了一个军事岗哨。离布达拉宫几个街区的地方还驻扎有一个大型的军事机构。地处布达拉宫广场对面的尼姑寺现在部署修建了军事堡垒。
大昭寺地区里里外外部署了大量军警,当他们在熙熙攘攘的周围市场街道上巡逻的时候,你必须小心不要撞上他们。
哲蚌寺曾经有700010000名僧人,而现在只剩下500700人。据说,有大约100名僧人正在进行绝食抗议。
色拉寺一度有大约6000名僧人,现在只有200300名。色拉寺周围遍布警察的检查站和军事岗哨。军人和警察不断在寺院里巡逻,甚至包括僧人们辩经的地方。
罗布林卡僧人的人数从以前的大约300人下降到如今的610人。尽管罗布林卡整体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达赖喇嘛的小型私人动物园被卖给了一个中国商人,需要单独买票才能进去看那些动物。
请将此报告送达任何能够提供帮助的人士,尤其是美国政府官员、报纸和人权组织等等。
 感谢您提供的帮助!
(完)


唯色女士在她的博客《看不见的西藏》中转载了此译文,并对报告中不甚准确之处添加了按语,现将唯色女士的按语引录于此:


          对于了解拉萨实情的我们来说,这篇关于拉萨近期状况的报告基本属实,但有两处需要说明:
1、“拉萨现在有大约120万中国人和大约20万藏人”,这句话中的藏人人数与事实相近,但“120万中国人”显然太多,如果说这个数字包括了在拉萨的军队人数,但也似乎不应这么多。
2、“其中大约有3000人是中国政府的眼线。另外7000名来自中国的藏人……都被带去参加 ‘学习班’,接受至少三个月的‘再教育’”,这句话中,3000人是眼线的说法委实夸张,而被带去参加“学习班”的藏人事实上是拉萨的藏人,安多和康去参加法会回来的藏人是否也被带去“学习班”,目前尚无这方面的消息,所以被带去“学习班”的藏人不可能是7000人,我听到的人数是上千人。至于被教育的“学习”时间是不是三个月这么长,尚无获知,但据知是直到今年3月底。

外交政策:关于苏联的崩溃你知道的每件事都是错的


原文作者:莱昂阿伦(LEON ARON
发表时间:《外交政策》2011年七八月号
翻译:John Lee
原文刊登于:


此文最初发表于去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第六期,网上已有译介。后通观全文,发现现有的译介尚有错误和遗漏之处,特将全文重新翻译。目的不在于中国的执政者能从此文得到某些警醒,而在于希望被执政者能从文中看到某些希望和思考现实问题的理路。中俄这两个欧亚大国,大概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为微妙的伙伴关系。因地域毗邻,且各具野心,此二国永远不可能是朋友,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因文化和体制相近,此二国常常是互为帮凶榜样,比如在最近的叙利亚问题和俄罗斯换届选举问题上(历史上的问题就不说了,那应该是另一部巨著了)。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类似的转型困境。本文无疑是论述苏联解体原因的最具启发性的文章之一。——John Lee 
 
每次革命都是一次惊奇。不过,最近的这次俄罗斯革命肯定是其中最出人意料的一次。1991年之前的几年,当时在西方专家、学者、官员或是政治家,都没有预料到整个苏维埃联盟及其一党独裁制度、国营经济体,以及克里姆林宫对于国内和东欧帝国的控制会在一夜间分崩离析。同样,从后来的回忆录中看,当时苏联国内异见人士和未来的革命者们自己也没有预计到这一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1985年就任苏共总书记时,他的同代人完全没有预计到将会出现一场革命危机。虽然对苏联体制中存在问题的规模和深度有着各种争论,但没人想到这些问题会威胁到体制的存亡,至少不会这么快。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普遍的短视?西方专家没能预计到苏联的崩溃或许有部分原因是由于某种形式的历史修正主义——或可称为反反共产主义——这种理论倾向于夸大苏维埃政权的能力和合法性。然而,另外一些几乎完全没有对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同样对其突然覆灭感到迷惑不解。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写道,在全面回顾现时代的国际事务历史时,认为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件事更加诡异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的事件——先后以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联盟面目出现的一个强大国家,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美国最为著名的研究俄罗斯历史的专家,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顾问之一,理查德帕普斯(Richard Pipes)称这场革命出乎意料1993年,保守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的一期特刊以《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诡异灭亡》为题,发表了关于苏联灭亡的论文集。
如若这场革命是容易理解的,那么这样的集体误判就应该好好地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稀奇古怪、反复无常的案例一起,归入精神病档案库,然后被人遗忘。然而,甚至在今天,20年过去了,那种认为苏联会继续它当时的状态,顶多是最终陷入一个长期持续的衰退的设想,依然看起来是一个合乎理性的结论。
实际上,1985年的苏联与10前相比拥有差不多同样的自然及人力资源。当然,其生活标准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低得多,更不用说西方。物资短缺、食品配给、商店门口的长队,以及严重的贫困都是典型的苏联病症。不过,苏联经历过比这远大得多的灾难,而且没有为此牺牲哪怕一点点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国家控制,更别说是放弃权力了。
1985年之前,没有任何关于经济状况的关键数据表明这个国家会面对一场迫在眉睫的灾难。从19811985年,该国GDP增长与19601970年代相比虽然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平均每年1.9%的水平。这种没精打采但很难构成灾难的增长模式,一直持续到1989 年。财政预算赤字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就一直被认为是出现革命性危机的突出先兆,而在1985年的时候,苏联的财政赤字还不到GDP2%。尽管增长迅速,到了1989年的时候这个差距依然保持在GDP9%以下——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会认为这完全是一个易于控制的水平。
石油价格从1980年的每桶66美元急速下跌至1986年的每桶20美元,这对苏联的财政状况带来沉重打击。不过,扣除通货膨胀因素,1985年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依然高于1972年的水平,而比整个70年代的平均水平也仅仅低了三分之一。与此同时,苏联的财政收入在1985年增加了超过2%,而在随后的五年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工资水平也以超过7%的速度持续增长。
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和异见人士安德烈•萨哈罗夫
不错,经济停滞有目共睹,令人担忧。但正如卫斯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教授彼得洛特兰(Peter Rutland)所言:说到底,慢性病未必置人于死地。甚至专门研究导致革命的经济原因的学者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Åslund)也注意到,从19851987年,局势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
在政府看来,政治环境甚至不像以前那么棘手了。经过此前二十年对政治反对派不间断的镇压之后,几乎所有突出的异见人士都已被监禁、流放(比如安德烈萨哈罗夫1980年起被流放)、强迫移民,或是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
这个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爆发革命的迹象,包括另一个传统上典型的国家灭亡的原因——外部压力。恰恰相反,之前十年间,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与外交官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Stephen Sestanovich)所言,苏联人已经实现了所有主要的军事和外交目标。当然,阿富汗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场长期战争,但对于拥有超过五百万人的苏联军队来说,这点损失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尽管维持一个帝国的庞大的财政负担在1987年之后的讨论中成为了一个主要话题,但是阿富汗战争本身的费用远非决定性因素:这场战争的总消耗估计在1985年的时候大约是在4050亿美元之间,在苏联的GDP中所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美国也不是催化剂。如果可能的话,试图遏制和扭转苏联在第三世界挺进步伐的里根主义”( Reagan Doctrine,也只是在苏联帝国的外围地区形成了值得关注的压力,比如在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然而,苏联面对的这些困难同样也远远不是致命性的。
作为一场潜在的耗资巨大的竞争的先导,里根提议的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是它还远远不能预示着一场针对苏联的现实的军事胜利,克里姆林宫非常清楚太空防御系统的实际应用还得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同样,尽管在1980年发生的波兰工人反抗共产党统治的和平起义的新进展让苏联领导人感到相当头疼,也表露的苏联欧洲帝国的不稳定,但是到了1985年,波兰团结工会(Solidarity)看上去已经筋疲力尽。而苏联似乎已经适应了在东欧国家每十二年进行一次血腥维和行动——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1980年的波兰——而且不太在乎国际社会的看法。
换句话说,苏联当时正处在它的全球化势力和影响力的巅峰时期,无论是它自己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是这么看的。历史学家亚当乌拉姆Adam Ulam后来说,我们似乎忘记了,在1985年的时候,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国的政府像苏联政府那样政权稳固、政策明确、目标坚定。
当然,苏联的崩溃存在大量结构性理由——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等等,然而这些理由都无法彻底解释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和发生时间。19851989年间,无论经济、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结构性环境,都没有发生急剧恶化,为何这个国家及其经济体系突然间就被广大民众看作是可耻的、非法的和不能忍受的,并最终走向灭亡?
就像所有现代革命一样,最近的这次俄罗斯革命始于上层对于自由化的犹豫不决——其理由已经超越了对于经济的必要调整,以及让国际环境更加有利。戈尔巴乔夫的创新思路的核心不可否认是理想主义的:想建立一个更加有道德的苏联。
尽管他们以经济改良为旗帜,但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无疑首先着手改正道德,而不是经济上的错误。在苏联改革的最初的那段时间,人们公开谈论最多的事情,现在看起来也就莫过于对精神上的堕落和斯大林主义过往的腐蚀作用表达他们的痛心疾首之情。以此为契机,人们开始迫切地寻求一些重大问题的答案,每一场大革命开始之际人们都会问起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好的和有尊严的生活?哪些因素构成了一个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什么样的国家才是一个值得尊重而合法的?这样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辞职,1991
19871月,戈尔巴乔夫对苏共中央委员会说,在这个国家,一种全新的道德氛围正在形成。他当时宣布“公开性”运动和民主化将成为这次俄式改革,或者说苏联社会重构的基础。人们已经开始对价值观进行重估,同时进行创造性的反思。他说,我们绝不能再那样继续下去,我们必须彻底改变生活,与过去玩忽职守的行为分道扬镳。后来在回忆当时说这番话的感觉时,他将其称之为自己的道德立场
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被称做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回忆说,1983年他结束了在加拿大10年的大使任期回到苏联,他感觉到一个重要时刻即将到来,因为他听到人们声言:“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方法,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明白根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种无法忍受的、蒙羞受辱的生活。”
在戈尔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来(Nikolai Ryzhkov),1985年的道德社会国家”( moral state of the society有着极为惊人的特征:
(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告、报纸还是在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戈尔巴乔夫那个最初的人数很少的自由化小圈子的另外一名成员,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据他回忆,19841985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
早在19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前辈,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就亲眼目睹了斯大林建立在恐怖和谎言基础上的高楼大厦如何地摇摇欲坠。但这些第五代苏联领导人对政权的康复能力比前辈们更有信心。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团体似乎相信道义上正当的事情在政治上也应该是可控的。戈尔巴乔夫宣称,民主化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这场改革的精髓。许多年后,他对采访者说:
 苏联模式失败了,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甚至在文化层面上它也失败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绝大多数受教育者,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都在文化层面上拒绝这种模式,因为它不尊重人,而且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人。
这些改革措施到1989年发展成为一场革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另外一个理想主义原因:戈尔巴乔夫个人对暴力的深刻厌恶,因此当改革的深度及规模超出他最初的预想时,他坚定地拒绝诉诸于大规模镇压。为了保护这个体系而采取斯大林式的镇压,是对他内心最深处某些信念的背叛。一位目击者回忆戈尔巴乔夫在80年代末的讲话,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用拳头砸在桌子上,他然后把手握成拳头。总书记接着说,一般而言,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人们不会喜欢这样。
如果我们放眼克里姆林宫之外,便会发现引发俄罗斯革命的那些理念和理想的作用发挥得更加突出。苏联著名记者,后来成为热情的公开性运动先驱者的亚历山大鲍文(Aleksandr Bovin),在1988年曾写道,随着人民对腐败、无耻的偷窃、谎言以及从事诚实工作所遇到的障碍日益感到无法忍受,改革的理想已经成熟。另一位亲历者回忆说,人人都在期盼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些期盼则给激进的改革带来了广大的支持者。同时,希望戈尔巴乔夫继续当政的呼声非常强大而且在持续高涨,这些期盼与呼声最后形成了戈尔巴乔夫的实际政策。转眼之间,这些理念本身成为了那场蓬勃展开的革命的现实的和结构性的要素。
用亚科夫列夫(Yakovlev)的话说,铁箍一般钳制着整个苏联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官方意识形态,正在迅速丧失其公信力。新的观念与认知逐步导致了人们对政权态度的变化和价值观的改变。最终,整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正如罗伯特墨顿(Robert K. Merton)不朽的托马斯定律 Thomas theorem)中所举的一个例证——如果人们把某种情形定义为真实,那么这种情形最终必将成为真实。由于人们对苏联政权的执政能力的认知和评价发生了根本改变,随后才出现苏联经济最终的实际恶化。
1987年,一本苏联杂志刊登的读者来信中,一位俄国读者将在自己周围看到的一切称为认知的剧烈转折。我们知道他是对的,这一次的俄罗斯革命是第一场几乎从一开始就有民意调查记录全过程的大革命。到了1989年末,在苏联已经经历了四代一党独裁的统治并且其他独立政党依然非法的情况下,第一次国民议会的民意调查就发现,差额选举和苏共之外的其他政党合法化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90年代中期,在一个俄罗斯地区的民意调查中,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应该是政府允许个人从事符合他们意愿的工作。六个月之后,一次全俄罗斯的民意调查显示,有56%的人支持迅速或渐进地向市场经济转型。又过去一年,支持市场经济的人数比例上升到了64%
与那些在现代历史上引发其他著名革命的人士一样,传播这类认识转变的人们主要是一些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正如亚历克西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言,这些男男女女帮助人们对社会缺陷达成共识,并形成稳固的舆情民意......由此造就了对于革命变革的有效需求。突然之间,一个国家所有的政治教育成了作家文人们的工作。
当时的苏维埃俄国也是如此。人们报刊亭前排起长队,有时甚至在早上六点就有来自周围街区的民众来排队买报纸,每天的报纸两小时之内便被一扫而空。著名自由化报刊杂志的订阅量猛增。这一切证明了那些最为著名的支持公开性的作家们所具备的毁灭性力量。用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话说,他们是真理导师:其中包括——经济学家尼古拉谢苗洛夫(Nikolai Shmelyov);政治哲学家伊戈尔克雷金(Igor Klyamkin)和亚历山大·齐普科(Alexander Tsypko),杰出的评论家瓦西里·谢柳宁(Vasily Selyunin)、尤里·切尔尼琴科(Yuri Chernichenko)、伊格尔维诺格拉多夫(Igor Vinogradov)和阿列斯·阿达莫维奇(Ales Adamovich),还有新闻记者叶戈尔·雅科夫列夫(Yegor Yakovlev)、莱恩·卡宾斯基(Len Karpinsky)、菲德尔·博拉特斯基(Fedor Burlatsky)等等,至少有二三十人。
对于他们而言,道德的复苏与重建是最为重要的。这不仅仅意味着需要重新检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也不仅仅意味着重建社会规范,而是需要进行一场个体层面上的革命:改变俄罗斯臣民的个体性格。米哈伊尔安东诺夫(Mikhail Antonov1987年在《十月》(Oktyabr)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题为《我们将会面临什么?》。他在文中宣称,俄罗斯民众需要得到拯救”——不是从外部的危险中,而最主要是从他们自身、从泯灭道德的体制所造成的恶果中把自己拯救出来。这些体制扼杀了人类最高贵的品质。如何拯救?要开始进行决定性的、不可逆转的自由化运动”——不是赫鲁晓夫(Khrushchev)那种短命的解冻,而是真正的气候改变。那么,如何保证这一运动的不可逆转?首当其冲的,是要出现自由的人,这样的人可以精神奴役症的复发具备免疫力。”“公开性运动的重要刊物《火花》(Ogoniok)周刊,在19892月写道,只有当人不再去充当警察的线人,不再背叛,不再说谎——无论以任何人和任何事的名义——我们才能拯救自己免于再次沦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奴隶。
这种论证逻辑有些迂回曲折——要拯救民众,必先保全改革,而惟有改革具备从内心改变民众的能力,改革本身才能得以保全。但似乎这样曲折的逻辑并没有让任何人感到困惑不解。那些对这些问题殚精竭虑的人似乎做了这样的假定:如果通过改革拯救这个国家和将民众从精神的泥沼中解救出来这两件事情是紧密联系的,甚至是密不可分、纠缠不清的,那么不如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当务之急是让民众摆脱奴隶奴役而重新成为公民。那一时期一部著名的二战题材小说的作者鲍里斯·瓦西里耶夫(Boris Vasiliev)宣称,够了!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是一个骄傲的国家的骄傲的公民!
通过深入探究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托克维尔得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被革命推翻的政权往往不如它们的前任更加高压强制。为什么呢?托克维尔总结道,因为尽管民众“或许遭受的痛苦少了一些”,但是他们的“敏感度急剧加强了。”
1991年,站在坦克上的叶利钦
一如既往,托克维尔又说到了问题的关键。从(法兰西共和国)开国元勋到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们都几乎战斗在同一面旗帜下:提升人类的尊严。“公开性”运动的最具颠覆性的敏感点存在于通过自由与公民权寻求人的尊严——这个敏感点还将继续存在。正如《火花》和《莫斯科新闻》(Moskovskie Novosti)上的有关篇章必将和站在坦克上的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一起作为那次俄罗斯革命的象征而占据骄傲的位置,阿拉伯世界的互联网文章也将和所有起义的民众一起成为最近阿拉伯革命的象征,这些民众遍布在开罗解放广场(Cairo's Tahrir Square)、突尼斯卡斯巴广场(Casbah plaza)、班加西(Benghazi)的大街小巷以及叙利亚的冲突城镇。
卖水果的小贩默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自焚引发了突尼斯起义,并开启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一位突尼斯示威者告诉美国记者,他这么做“并非因为他没有工作,而是他想和负责他的问题的当地政府谈话,他遭到殴打……他的自焚和政府有关。”在班加西,利比亚人的反叛开始于民众的呼喊,“人民希望结束腐败!”在埃及,人们的诉求都在于“让长期受压迫的民众自己当家作主,他们不再愿意生活在恐惧之中,不再愿意自己的自由被剥夺,不再愿意忍受他们领导人施加的羞辱,”《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今年2月从开罗对当时的事件进行了报道。他应该也参与了1991年莫斯科的新闻报道。
突尼斯的抗议民众
 “尊严高于面包!”是突尼斯革命的口号。在革命发生前,突尼斯的经济在20年里保持了每年2%8%的增长速度。随着油价高启,身处革命边缘的突尼斯的经济依然相当繁荣。这二者都在提醒我们,在现代世界,经济增长无法取代一个公民的骄傲与自尊。除非我们牢记这一点,我们还将继续经历这类让人吃惊的事情——后苏维埃世界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或早或晚不可避免的中国民主剧变——正像我们在苏联所看到的一样。“万能的上帝赋予我们如此强大的尊严感,我们不能容忍对我们不可让渡的权利和自由的否认,无论任何‘稳定’的独裁政权许诺给我们什么样的现实或可能的利益,”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罗萨•奥通巴耶娃(Roza Otunbayeva)在今年3月这样写道。“这是民众创造的奇迹,不同宗教和政治信仰的男女老少聚集在城市广场上,并宣告,够了就是够了!”
当然,高尚的道德推动力以及对真理和善的追求,只是成功重塑一个国家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些条件对于推翻一套旧的社会政治制度或许已经足够了,但是,如果要想一蹴而就地改变一个根深蒂固的极权主义的国家政治文化则远远不够。若想在一个社会里长久维系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政体,由一场充满道德诉求的革命催生的民主体制就会显得根基太浅,尤其是在那种缺乏基层自组织和自治传统的社会里。这有可能会成为“阿拉伯之春”实现自己民主诺言的巨大障碍——正如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一样。70年的极权统治所造成的俄罗斯民间社会的分崩离析和互不信任重挫了俄罗斯的道德复兴。尽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瓦解了一个帝国,但是这个帝国留给俄罗斯民众的帝国思想遗产还是让他们易于接受普京的新极权主义——其宣传的主旋律仍然是“周边的敌对势力”和“俄罗斯的崛起”。更重要的是,斯大林主义造成的巨大的国家悲剧(和国家罪责)从来没有得到过全面彻底的探究和赎偿,这对于俄罗斯人的整体道德感具有腐蚀作用。那些“公开性”运动的倡导者曾经对此提出过严厉的警告。
这正是为何今天的俄罗斯看上去又一次慢慢走向另一场俄式改革运动。虽然,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和石油价格上涨共同为俄罗斯民众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统治精英们厚颜无耻的腐败、新式的新闻审查以及对公众舆论的公开蔑视已经在俄罗斯民众中造成疏离感和愤世心态,其严重程度即便没有超过也至少开始达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
俄罗斯人还要“欣赏”多久“梅普”二人转?
你只需在莫斯科要花上几天时间与知识分子们交谈,或者更好的办法是快速浏览一下LiveJournal网站上的博客,这个网站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网络平台,再或者是去看看那些顶尖的独立人士或反对派团体的网站,你会发现上世纪80年代的座右铭——“我们不能再这样活下去!”——又一次成为了人们的生活信条。不仅在那些有限的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在其他地方,自由的道德必要性也总是自我重申自己的存在。“当代发展研究所”(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智库,由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担任所长。今年2月,这个研究所发表了一篇文章,看上去像是梅德韦杰夫2012年参加总统竞选的纲领:
过去,俄罗斯需要自由是为了生活(的更好);现在俄罗斯需要自由是为了生存……彻底检视我们的价值体系并打造新的认知,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我们无法用旧思维建设新国家……(一个国家能够为民众做的)最好的投资便是自由和法治,以及尊重人的尊严。
是同样的关于自尊与自豪的知识和道德追问,以对这个国家的过去和现实进行冷酷无情的道德审视为起点,继而在短短的几年里凿空了庞大的苏维埃帝国,剥夺了它的合法性并将它变成一具被焚毁的空壳,随之在19918月彻底崩溃。这一段有关知识和道德的心路历程无疑是20世纪最后的这场大革命的故事的核心。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