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7日 星期五

莫拉•莫伊尼漢:《共產圖伯特與希望之死》


Communist Tibet and the Death of Hope


作者:莫拉•莫伊尼漢( Maura Moynihan 
翻譯:更桑東智
發表時間:2013516


最近中國對拉達克(Ladakh)地區的軍事入侵勾起了人們對失去圖伯特的痛苦回憶。這周,中國官員還宣佈了“拆除改造”圖伯特古老首都拉薩舊城區的計劃。儘管拉薩位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世界遺產名錄,但這座城市依然是圖伯特民族特性的一個象徵,因此中國的政治局爲了確保“穩定”的需要,決心清除圖伯特的文化、宗教和身份認同。
2013年5月8日,CTA司政洛桑森格在美國外交委員會發表講話
58日,美國外交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華盛頓為圖伯特流亡政府領導人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舉辦了一次晚會。洛桑森格對與會的新聞記者、學者和律師們發表了講話,這些與會者熱切希望討論圖伯特境內日益嚴重的危機(整個過程有全程記錄,并可以在網上看到有關視頻)。絕大多數聽眾都估計這位哈佛法學院的畢業生會對中共的統治進行否定,但是洛桑森格的言談在會場造成了震動,後來在網絡博客上也引起軒然大波。
當被問及,他是否希望看到不久的將來在真正自治的圖伯特能進行自由選舉時,洛桑森格回答道:“我們不挑戰或尋求推翻共產黨。我們不質疑或挑戰執政黨目前的結構。”來自紐約大學的著名法律學者孔傑榮(Jerome Cohen)在要求洛桑森格澄清他的言談時說道:“如果圖伯特境內的民眾沒有言論自由,那麼會出現什麽樣的結果是一件非常令人關注的事情。”洛桑森格進行了進一步說明:“我們不尋求在圖伯特境內建立一個博巴的民主體制,……我們要求得到依據中國憲法所擁有的權利。”
洛桑森格的言論在網絡上招致了鋪天蓋地的質疑,尤其是針對他嘲笑圖伯特和中國民眾的民主訴求,忽視那些勇敢簽署《零八憲章》的中國知識份子,這份文件要求在中國實現法治和進行民主改革,并批評中共“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接受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意味著拋棄圖伯特境內那些60多年里爲了生存和反抗而進行決死鬥爭的人們。那些以自焚作為終極犧牲的男男女女也是爲了獲得獨立才以身浴火,他們令人動容的遺言證明了他們的意願。這同時也直接背離了達賴喇嘛曾經聲明的目標。尊者著意效仿印度的民主體制而不是毛澤東式的一黨獨裁,來構建他的流亡政府。達賴喇嘛在1988年提出“中間道路”政策時,曾經設想保持圖伯特作為中國和印度之間的緩衝國地位,並且成為一個非軍事化的“和平區”。洛桑森格聲明的立場則掏空了圖伯特運動的精華所在,同時也貶低了印度同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國之間維繫一個漫長而緊張的邊界所承受的負擔。
當晚有印度記者出席了外交委員會的晚會,不過沒有人對洛桑森格提出任何為難或嚴肅的問題。當有人提起最近的拉達克軍事入侵問題時,洛桑森格漫不經心地說,中國在印度邊境地區的軍事地位應該由“中國自行裁定”。拜託!洛桑森格住在達蘭薩拉,最近還得到一輛印度政府提供的有紅色頂燈的特別車輛,以顯示他在喜瑪恰爾邦(Himachal Pradesh)的VIP地位。大概可以假設這些特權也是出於“南樓”(印度政府行政大樓南樓,印度政府的別稱——譯者)的“自行裁定”。
洛桑森格正在積極部署打造他個人的神話,其中帶有不少前共產黨時代圖伯特的政治文化特徵。他的官方Facebook主頁宣稱他是達賴喇嘛和古如仁波切的“世俗體現”(secular emanation)。同樣,在華盛頓的外交委員會晚會上,他說,“圖伯特境內很多藝術家譜寫歌曲向競選和我的勝利表達敬意,他們還將這些歌曲傳到了YouTube網站并陪上英文翻譯。有些人還給我送來通常繪製各種神佛唐卡,不過這次他們在唐卡上繪製了我的畫像,還到處散發。”若不是圖伯特境內攀升的抗議死亡人數,和隨著推土機開進拉薩神聖的大昭寺而日遭破壞的圖伯特古代文明,他的這種說法或許還能博得大家一笑。
北京的幹部們無意或者無力廢除一黨統治,因為他們依然攀附於毛澤東主義陳腐的世界觀——妖魔化達賴喇嘛,把佛教信仰稱做“需要根除的疾病”。圖伯特文化是一種讓 “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感到震撼的力量——由於毛澤東教義感染,他們的仇外、偏狹而崇尚暴力。洛桑森格明確表示拒絕民主并贊同共產黨在圖伯特的統治或許是一個諷刺性的政治攻勢,也或許是他認同“強權即真理”和“槍杆子裏面出政權”。但如果是這樣,他又如何能宣稱自己是圖伯特的保護神——慈悲為懷的觀世音菩薩——的“世俗體現”?
受人尊敬的美國駐印度大使切斯特•鮑爾斯(Chester Bowles),在1969年出版了題為《新德裡之見》(A View from New Delhi)的回憶錄。以下是書中的一段摘錄:“印度把個人尊為發展過程中的一部份,中國把個人當做國家的工具……印度尋求保護和充實她的古代文化并在尊重傳統的背景下實現社會的現代化,而共產黨中國試圖用一種全新的和外來的社會體制取代傳統的中國文化和體系。印度努力將發展過程導致的社會變動降低到最小程度,中國則追求將這種變動最大化……中國人相信他們可以解讀未來,而印度政府則顯然堅持未來的不可知性。當中國的制度在災難之下分崩離析的時候,印度的制度能夠彎而不折。……飽受苦難和剝削的中國農民和工人必定想知道這樣恐怖的日子還要持續多久,他們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徹底擺脫共產黨專制各種變動不定的奇思怪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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