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erial Twilight
A Tibetan Perspective on China after Deng
Xiaoping
来源：嘉央诺布文集《影子图伯特》（Shadow Tibet）
作者原文发表于1991年，文中作者的注释为后来文集发表时添加。为便于发帖，原文中以脚注出现的注释现改为尾注，序号以阿拉伯数字标注；译者所加的注释以罗马数字标注。——译者
大约公元七世纪时候，在唐朝都城长安，有一个吐蕃使团向中国朝廷索要一些中国典籍。一位忧心忡忡的中国大臣恳求皇上说：
这些书籍是否真的提高了吐蕃人的军事技能，《旧唐书》（Tang annals）没有给出答案，但是相比于后来的漠不关心，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当时的吐蕃人对中国事物的好奇心。按照我们自己史书的记载，吐蕃国王不仅派遣学生去印度，也派遣学生去中国。很多派往中国的学生和那些在印度学习的学生同样出类拔萃。公元672年，有一位以中文名字“仲琮”（ Zhong-Zong）[II]行世的吐蕃大臣，他在中国语言和文学方面的渊博知识让中国的皇帝都感到震惊。
但是在帝国时代结束之后，图伯特人一直令人费解地对中国一无所知并且毫不关心对中国的研究。和我们敏锐的先辈们不同，我们没有费心思去研究中国典籍《孙子兵法》——这本书可能就包括在那位大臣带回吐蕃的典籍当中——里的一个重要原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今，尽管有个别图伯特人精通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但是在国家和官方层面上，对研究中国令人担忧的漠然则相当普遍。
从过去若干年图伯特政府制定的所有各种中国政策的接连失败，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漠然带来的后果。虽然已经成立了几个针对中国的研究部门，但是这些研究依然是散漫无章，而且政府对这些项目并没有给予真正的关注和资金支持。
当然，这种冷漠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中国政权持久性的误判而产生的自暴自弃心理。在60和70年代，我们和西方世界有一个共同思想弱点，即假定无法在最近的将来预见的事情便是不存在的。而在苏联、东欧，甚至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已经说明了我们是何等的错误。
历史的变迁
中国人自己传统上从来不以静态的和直线的观点看待他们的历史进程。相反，在最受欢迎的中文小说《三国演义》的一开头，便以一个现在几乎已经成了谚语的句子概括了小说的主题，同时也恰当地体现了中国历史中一个恒久不变的真相：
“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那么，中国现今正在发生什么？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启示？邓小平和其他的中共老人一旦寿终正寝，中国是否会像很多在西方的中国年轻异见人士相信的那样出现民主？或者，中国是否真的像过去的王朝和帝国一样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陷入动荡和内战，同时还伴随着常人无法想象的饥荒、屠杀和流离失所？
传统的中国史学认为，绝大多数王朝崩溃是源于“内乱”和“外患”的双重打击。尽管后者的出现似乎无法预计，而前者的出现则往往有自然灾害、奇异天象或是出现类似千禧年信仰以及出现“救世主”（ messiahs）等等先兆。
在四川省的一些偏远的乡村，有一个教派迅猛发展，它宣称将有一位救世主成为新的皇上。这使得有关当局非常担心，在沱江沿岸众多村镇的行政中心内江，当地警方拘捕了被查禁的教派的若干“首领”和成员。警方弹压的主要目标是一个自称为“一贯道”的团体，这个教派团体在1949年以前也一直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头疼不已。尽管政府宣称已经粉碎了这个组织，但其实这个教派在农村依然根深蒂固。而这个教派的出现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迹象，预示着即将出现新一轮全国范围的各种宗教信仰、古代教派和稀奇古怪民间艺术的狂热复兴。
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准宗教运动往往出现在王朝的危机时期，有时甚至会导致王朝的崩溃：西汉末年的赤眉军、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反抗元朝的白莲教和红巾军、明代末期的白莲教东山再起、清代晚期的太平军和义和团等等。即便除开这些历史上著名的起义不算，各种奇异的教派所激发的农民暴动在中国历史上也比比皆是，共产党有充分的理由认真对待这种现象。
各种神秘教派和秘密社团在1951年遭到无情取缔，取而代之的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毛泽东思想。但是当今，由于中共的有目共睹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破灭，不难预见为什么尽管官方不遗余力地同“反革命封建迷信”做斗争，在中国民众当中依然可能出现各种教派和宗教的狂热，而且可能带来难以预计的后果。1
现代化的极限
随着中国领导人试图实现现代化和中国部分地向西方开放，越来越多的人对共产党的幻想已经日渐破灭。同西方和日本进行的对比给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提供了一个参照点，也更加深了人们心中的怨气。这种对比还让中国民众清楚地看到了共产党除了巨大失败之外一事无成，而遭受苦难、暴力和道德沦丧则都是民众需要为党的惨败所要付出的代价。
实现现代化的计划还迫使中共面对一个复杂而几乎无法调和的两难局面：中共最近决定要禁止西方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创新自由进入中国，同时又要创建一个本质上依赖于所有各种思想观念自由流动的经济结构。中共为了应对这个两难悖论而编造了一套意识形态解决方案，从而可以在接受西方技术知识的同时拒绝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尽管从表面上看，这套方案似乎是可行的，但是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方的科学发展源自西方的哲学，而这两者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内在联系。
西方现代科学思想的巨大进步发生在一种政治和文化自由的氛围中。因而，在中国这样一个连真理都有“阶级性”（或者是执政者的意识形态所要求的任何特性）的社会里，毫不奇怪西方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即“真理的客观性”，会成为一种对当政者具有危险性的病毒。像方励之这样杰出的科学家在中国成为要求人权的领军人物并非完全出于偶然。每一项技术进步，尤其通讯领域的进步，都可能让这样的两难局面更加尖锐。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发生之后，中国人用传真机传播来自香港的异见人士的宣传或许暗示了一些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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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十九世纪晚期也面临类似的困境，当时的西方殖民主义列强依仗他们的军事和技术优势迫使相对落后的中国作出妥协让步。像张之洞这样的儒家学者和康有为这样的乌托邦主义的维新派，都倾心于当时广为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说，试图以此扭转困局。这一通常简称为“体用” 的学说，在那个前途未卜同时还时常面临痛苦转变的时代，在文化上有抚慰人心的作用。这个学说确信存在着一个建立在中国道德和哲学价值观基础上基本结构，此一结构赋予中国文明以连续性和存在意义，在此结构的基础上可以嫁接西方技术和科学发展成果。但是，这个学说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实际作用，现在也难见其成，尤其是由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础，也就是所谓的“体”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共产党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整个国家的能量都花费在一系列野蛮的“破四旧”运动上——“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取而代之的是最为冷酷无情和毁灭灵魂的中国版的斯大林主义，其“成果”连斯大林自己都望尘莫及。这难道就是当今的中国领导人所寻求的用以抵挡“西方腐朽思想”的“国粹”？
社会与经济崩溃
当今的中国领导人试图迫使这个国家回到“更加纯净”的意识形态道路上的种种努力，注定会遭到失败。过去，中共对民众的掌控主要是由于民众自身所拥有的一种简单的理想主义，以及他们宁愿相信党告诉他们的任何事情，无论是多么虚妄不实。但是这层精神上的“竹幕”早已被挑开。中国的民众已经看穿了中共的谎言，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地被愚弄，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对美好未来的期盼，被中共所利用而变成了奴役他们的工具。
犬儒主义成了当下的社会规则，而党对社会的控制正在慢慢衰落。当然，关于这一点最为引人注目和有说服力的例证便是1989年5月学生和工人们在天安门广场对中共权威的蔑视和挑战，以及后来在六月份发生的大屠杀。但是，即便是在没有如此戏剧性的层面上，中国各地数量庞大的流动工人的出现也显示了“单位”体系的崩溃，因为这一现象明显违背了中共有关非法迁徙的禁令。“单位”体系是传统的“保甲制度”的共产主义升级版，这套体系植入了城镇、街道、办公室、工厂和大学等等各级团体。这是一个包罗万象而近乎完美的系统，监控和规范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单位”不仅限制个人的人身活动不得超越所允许的区域，以及工作分配、住房、教育和旅行的机会，甚至还包括结婚和生育的权力。这一套由4800万党员组成的体系，是世界上最为无孔不入的社会控制网络。
甚至在农村，也开始出现藐视官方权威的明显征兆，近来发生的税收员遭到人身袭击的事件正说明了这一点。一年以前，有5名税收员被杀，有超过3000千人在履行职务时受伤。这些袭击相当暴力，受伤者中有353人因伤终身致残。有关当局也只好承认这些事件，从而暴露了整个农村地区日益增长的冲突和紧张局势。《人民公安报》最近报道了在福建省的两个村子之间因一条狗被盗而发生的一起暴力械斗。这似乎只是更大范围的未经报道的中共官僚体系崩溃和社会动荡的冰山一角，而在中国农村到处都出现了这样的征兆。所有这些冲突的起因往往是非政治的，甚至是鸡毛蒜皮的（例如，在四川省发生的一起骚乱的起因是为了一些西瓜），这似乎不仅显示了中共权威的衰败，同时还显示了个人社会秩序感的丧失。
中国的经济形势同样相当严峻，甚至连财政部长王炳乾在去年都承认了这一点，并且由于从1988年末开始实施的意在控制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的影响更加雪上加霜。而沿海地区相对的经济成功导致了这些地区同中央，以及内陆贫困省份之间产生了令人担忧的裂隙。去年秋天，“五年计划”的起草甚至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和过去无法想象的拖延，原因是某些省份的领导人拒绝接受一个提议，其内容是由比较富裕的地区去补贴中央企业部门形成的巨额亏损，从而避免中央自身面临破产。这样的分歧只会日益扩大，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试图掌控权力，并且不可避免地要掌控经济。每一个能感觉到的挑战其权威的苗头都会让这样的企图更加强化，无论这样的苗头是如何地无足轻重。
同它岌岌可危的“苏联老大哥”相比，中国的经济在此刻看来或许还算光彩夺目，但是其优势从根本上讲都是短期的，正如在八十年代末期发生的种种事件所有力说明的那样。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发展只能同因根本的和充分的政治与社会改革而形成的稳定与信心相伴而行，这或许正是苏联做对决策的地方，尽管目前他们正为此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
领导权继承的危机
同很多中国异见人士的预计相反，中国的问题或许会因为邓小平的离世而更加糟糕，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一个独具特色的缺陷——无法形成领导权的有序继承。这种缺陷的根源在于中共实际行使权力时的“线状”安排，即高层领导团体被划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第一线”领导人是指定的权力继承者，负责党的日常工作，包括一些政策的制定；而“第二线”领导人则是永远不会真正退休的最高领导人，但是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只参与有关战略和政策的重大议题。这种理念的形成部分地是源自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早期对权力继承问题的考虑，部分地则是“大跃进”运动失败的结果。
很显然，这样的安排势必会在这两线领导人之间造成摩擦。作为第一线领导人，他们要承担绝大部分的工作，但却得不到同他们的责任相应的充分的权力；而处于半退休状态的第二线领导人，享受着真正的权威并时常干涉第一线领导人的决策。这种体系还会让新领导人承受巨大的，有时甚至是难以忍受的压力，他们为了生存必须要建立独立的权力基础，但是这样做的人又势必要冒得罪和疏远第二线领导人的风险，而这些第二线领导人过去又曾经是自己的靠山。
这正是在中共历史上为什么所有事先安排的领导权继承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的原因。毛泽东的头两个正式制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和后来的林彪，不仅没有成功地继承权力，而且被赶下台遭受羞辱、监禁，甚至死亡。邓小平的两位门徒，胡耀邦和后来的赵紫阳也经历了类似的厄运，虽然赵紫阳要比他的前任幸运一些，至少人还活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邓小平在最后时刻选择了相对默默无闻的江泽民，正如毛泽东在临终时最后选择了另一个无名之辈华国锋。
复仇的政治
存在于中国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危机不仅局限于领导权的继承问题。这一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一系列自毛泽东死后便已经出现的体制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在中国有时会因为中国的政治权力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而被掩盖。
然而我深信，中国的政治行为若想取得任何进步，必须面对的决定性的难题在于中国人的文化和心理特性。早在毛泽东掌权之前很久，中国人的民族和个人精神世界已经开始腐朽溃烂。不幸的是，就我目前所知，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乐意承认这一点。然而，中国政治文化的这种潜移默化、无孔不入和中心枢纽的作用，影响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长安街边有一幢灰沉沉四处漏风的混凝土建筑，是北京一处主要的剧院[III]。今年一月，在这里连续三个晚上再次响起了《红灯记》尖厉的革命唱腔，这部戏是由江青在充当中国文化最高代表的巅峰时期所推出的几部“样板戏”之一。演出的结果超过了下令上演这部戏的官员们的预想。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得到的似乎不是革命热情和服从命令的教育，相反，他们从中听到了更具颠覆性的讯息，一种呼唤复仇的讯息。当戏中的主人翁唱到“你杀不光中国人民，血债要用血来偿”的时候，观众一片欢呼。
中国政治文化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顽疾便是痴迷于复仇。这一顽症使得中国的领导人和民众无法抓住任何可以重建社会和匡正不公的机会，他们总是自认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从而将针对过去做过错事的人或是压迫者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暴力复仇行为合法化。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革命—镇压—再革命”的恶性循环。在这样的循环中，妥协和常识成为了第一受害人。
有很多国际上著名的汉学家曾经对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这一特性做过评论，其中包括像梅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IV]、白杰明（Geremie Barmé）[V]和卢西恩•W•派伊（Lucian W. Pye）等人。2 派伊感觉当今的中国每个人都“有一笔帐要算”（ scores to settle）。在领导层，强硬派人士想要报复那些在前些年羞辱过他们的改革派，说这些改革派不懂如何管理中国的经济；反过来，那些改革派人士也寻机报复将他们推到一边的强硬派，说这些人会将中国引向混乱。当然，异见人士们也要报仇雪恨，而那些曾经蒙羞受辱的官员们也有帐要算。
白杰明指出，当今中国公共生活中复仇情绪的泛滥将肯定会破坏中国的社会结构。他注意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报告称，截至到1989年7月底，他们的举报热线共收到大约16000次来电举报“反革命分子”，其中有4000起举报涉及到举报人的邻居、丈夫或妻子，他们试图利用警方来相互“算账”。在过去允许个体经营发展的十年里，那些输钱亏本的人想要报复那些发家致富的人。实际上，在办公室、工厂、学校和大学，那些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中飞黄腾达的人成为了“新道德”的卫道士，因为他们“是一帮除了背叛一无所长的庸才。”
恐怖的循环
有一种错误的观点，把所有这些可能肢解帝国的力量看成是一种新现象，或是一种对天安门大屠杀的反应，甚或是因“文化大革命”而产生的突变。这些力量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共产党刚一掌权时的种种政策，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那些仅仅知道（或者假装仅仅知道）天安门大屠杀和“文革”的人应该了解，这两个事件只不过是中国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恐怖和大屠杀罪行中的两起而已。
大规模的屠杀从1949年就已经开始，首先是“土改”，然后是1950年 “镇压反革命”运动，还有从1949年到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1955年的“肃反”大清洗，1957年在“百花齐放”运动之后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73年到1975年的“批林批孔”运动，1976年到1978年的揭批“四人帮”运动，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运动都导致了数万甚至数十万民众被杀害，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永远都无法得知。
由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1971年7月发布的《沃尔克报告》（Walker Report）估计，自1949年以来的死亡总人数在3225万到6170万人之间。这个被害人的天文数字使得臭名昭著的纳粹大屠杀（Nazi
Holocaust）和柬埔寨的“杀戮战场”（ Killing Fields）都至少在规模上相形见绌。在其统治并没有遭遇真正威胁的相对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谋杀的自己国家的公民要比死于“二战”的中国平民和军人的总数都多。
“改革派”与“强硬派”
尽管中国领导人极力显示中国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麻烦，但是很难预计当前这种维持光鲜外表的努力能持续多久，即便是通过举办亚运会这样精心设计的铺张华丽的公关展示。共产党领导人操控中国公众思想的高明手段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正如1989年的事件所揭示，这两者都存在自己的局限。
中国文化本身憎恶个人表达、理想化集体意志还“死要面子”，尽管这些特性或许可以避免那种正在苏联发生的嘈杂、混乱和不知遮掩的“家丑外扬”，但是除此之外剩下就只有遗憾了。一旦中国人最终打破沉默而诉诸“控诉”和“革命”，这种愤怒和绝望的爆发势必是惊人的，也肯定是暴力的。而中国没有任何有效的宣泄手段可以缓解这种爆发。
无论多少中国人是多么地希望，那种渐进的改革和变化，哪怕是这种充满不确定性和混乱的苏联模式，也很难想象会在中国出现。在中国的政治地平线上，还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在未来的很长时间我也看不出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很多西方分析人士看好上海市长“一刀切”朱镕基和负责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等“改革派”官员或许能起到类似的作用。但是在中国，一旦稳操大权，“改革派”的业绩记录实在让人无法安心。
直到最近，甚至像费正清这样比普通人会有更多了解的著名学者，都还把毛泽东看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者。尽管邓小平在我们眼中现在只是一个恶毒的矮个子老人，但是我们一定还记得，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之后，敢于直言的“改革者”邓小平遭到贬黜。当时“成千上万的警察和民兵”暴力镇压了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和平群众。时隔仅仅13年，邓小平对另外一位“改革者”赵紫阳做了同样的事情，并且在天安门广场用更加致命性的武力镇压了又一群参加和平示威的民众。
但是，同样无需为赵紫阳浪费眼泪。尽管他在示威者面前痛哭流涕并且被赶下台，可以相当肯定的是，一旦他大权在握并且受到示威者同样的挑战，他会和邓小平做出同样的反应。1989年3月发生在拉萨的屠杀事件是由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直接下令的。屠杀之后，他致信拉萨方面表彰武警“勇敢顽强”。那些指望中国出现改革者的中国的朋友，当然还有中国民众自己，应当牢记鲁迅对这种模式说过的话：“掌过权的人希望复辟，正在掌权的人赞成维持现状，还没有掌权的人号召改良。情况大抵如此。”
民族性
鲁迅对中国人政治性格上的弱点的绝望在当今得到了一位台湾中文作家柏杨的回应。在他所写小册子《丑陋的中国人》（1986年出版）中，他谴责了中国人的冷酷无情和目光短浅，他相信中国人的这种失衡的人格会体现在两个极端上。“在他自卑的时候，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奴隶；在他自大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暴君。这两种极端的结果是让中国人成为一种个性分裂的奇怪的动物。”甚至那些身居西方的中国民主人士似乎也不能免俗。他们希望为自己争得自由和正义，却不愿意将其延及他人，比如博巴。
去年我曾经和我的朋友拉藏次仁（Lhasang
Tsering）谈到，很多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他们都直言不讳地反对共产党政权。但是当讨论回到图伯特问题上的时候，那种“分裂人格”便表露无遗。这一分钟还在强烈谴责共产党在天安门事件上的种种谎言，下一分钟又把共产党最赤裸裸的谎言拿出来名正言顺地为中国占领图伯特做辩护。这些中国学生当着我们的面，夸夸其谈各种在种族和文化上对图伯特和博巴进行总体性恶劣歪曲的言论，类似的言论若是说给犹太人和黑人听，他们或许早就昏倒了。
在苏联军队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有一位俄罗斯青年帕维尔•李维诺夫（Pavel
Litvinov）和他的几位朋友在莫斯科红场打出一条横幅，表达他们对一个大国压迫小国感到羞耻。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同样谴责了苏联对捷克的侵略，并且同李维诺夫和他的朋友们一样，因为他们的勇气而遭到迫害。从来没有中国人在中国曾经抗议过对图伯特的侵略，更不用说为此蹲监入狱。
至于数百万生活在中国之外的中国人，也无人表达过对他们的祖国犯下的罪行有任何道德上的关注和担忧，很多人在内心实际上是赞成这些罪行的，而像台湾的国民党这样的政权则是试图利用图伯特的悲剧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被说成是遭到镇压的民主运动幕后主使的王军涛指出，中国人不能对不公正的事情仗义执言是一种失败。在最近偷偷带出北京的一封来自最为戒备森严的秦城监狱的信件中，他说，这反映了一种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不仅是中共领导人，所有中国人都要为此承担责任。
在我听到方励之在爱丁堡大学对中国学生的讲话之前，我一直认可媒体将这位中国最著名的异见人士和天体物理学家比作萨哈罗夫。方励之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说者，他的讲话带有一种嬉笑怒骂而又吸引人的幽默感，这种风格在他自己的国家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他的真诚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他对中国领导人进行的有力抨击也不像很多其他中国异见人士通常发表讲话时那样拐弯抹角，这些人还要给自己带上一副扭曲的爱国主义面具。但是当有人问到他一个关于图伯特的问题时，方励之回答说，他对图伯特的了解非常少，但是他觉得博巴们应当同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就是这样。他的回答让我很震惊。如果中国政府是如此地愿意接受谈判，那么为什么他自己不去就自己的处境同政府谈判而是选择逃亡西方呢？
在其最近的历史中，中国人的心理上不知在什么地方接受了某种特殊的切断手术，因而除了自己亲身所经历的，之外就感觉不到真正的痛苦、屈辱和苦难。除非中国人“民族性”上的这一病症得以纠正，否则很难看到任何真正的和平、自由和幸福会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
帝国的终结
由于，正如人们通常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对诸如基本人权这样的问题反应迟钝是由于他们对集体意志的尊崇，因此我相信中国的道德和文化重建只能是出现在“超级集体”，即帝国的解体之后。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劝告俄罗斯人（在他最近发表于《共青团真理报》上的文章《我们必须如何重建俄罗斯》）放开波罗的海共和国，以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还有四个中亚共和国。他的劝告同样适用于中国。索尔仁尼琴说：“我们不需要帝国，是帝国毁了我们。”
在历史上，中国的边疆从来没有扩张到现在这样的范围，而“中央帝国”的社会、道德和文化生活也从来没有堕落到如此贫瘠和无情的地步。在中国的帝国野心和残酷无情之间、疆域与幸福之间设想存在某种关联是不是有些简单化？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朝代，不仅是因为它有意识地放弃了帝国主义，而且因为它的统治效能和始终坚持人道主义。宋朝的统治以公众认同和法治为基础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从未试图将自己的疆土扩张到长城以外，也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严重的国内叛乱的威胁。宋朝的外交策略有意识地鼓励，有时甚至资助边疆地区很多的缓冲国的发展。这些国家为中国有效抵御了成吉思汗的蒙古游牧骑兵势不可挡的进攻长达半个多世纪。中国的文明在这段时期也到达了一个巅峰，很多艺术领域，尤其在绘画方面，没有任何其他朝代可以比肩。宋代也是科学和技术取得伟大进步的时期。中国的传统医学似乎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
在宋代，另外一个重要而显著发展的领域是司法审判方面。在哲学理论的发展方面，宋代是除了封建时代以外，中国所经历的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
中国的封建时代，即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诸侯林立。然而，这个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是一个各种伦理和哲学理论体系兴起的时代，对整个远东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类似于古希腊对欧洲文明的影响。这个时代是“诸子百家”的时代，出现了像孔子、孟子、老子、墨子和其他一批哲学家和圣人，他们在道德和政治探索方面的成就达到一个罕见的高度，使得直到现今这个世纪的后世所有的思想成就似乎只能是这个时代的注脚。即便是北京政府当前的御用文人何新也用抒情的笔调将春秋战国时期描绘成，中国历史上“充满活力和民主精神”的时代。（见《北京周刊》，1990年8月20~26刊）
理解未来
中国无疑正处在一场巨大危机的边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帝国光鲜外表上的裂痕，尽管还难以估计这座大厦到底何时土崩瓦解。这个国家广大的疆域和漫长的年代赋予了这个国家的历史一种非常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韵律节奏。孔子的一位信徒问这位圣人，有没有可能预计到十代以后的未来？孔子回答说，悉心研究中国的过去就能揭示未来朝代的生活真相，“甚至是百代之后的事情。”
必须承认，那些“中国问题专家” 们在中国问题上基本上没有能成功地做出任何同最终发生的事件相称的预测。不过还是有少数几个例外，比如玛丽安和伊万•伦敦夫妇（Miriam and
Ivan London）、西蒙•莱斯（Simon Leys）和已故的拉兹洛•拉丹尼（Laszlo Ladany）神父等等，他们切实遵循了孔子“悉心研究”的教诲，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有关中国各种事件的发展路径的深刻洞见。
至关重要的是仔细鉴别同中国有关的各种信息。除了所谓“专家”们的贪欲，“中央帝国”的真相太过经常被中国领导人老练的操纵技巧和中国人“死要面子”的特性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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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唯色啦编著《杀劫》封面 |
“文化大革命”曾经将中国带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能够让图伯特当局稍感安慰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当时中国发生的一切同样一无所知。当时的中国不仅仅是很多地区，甚至包括毛泽东家乡的省会长沙，都实际上发生了内战，而且面临非常现实的再次回到军阀割据状态的危险。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出现了从中央分离出去的警讯。李井泉不仅是四川省委书记，还领导着中共西南局，控制着贵州、云南和“西藏自治区”。毛派人士指控他搞“独立王国”。经历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一系列谋划运作之后，他最终被另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物张国华所替代。而张国华在此之前一直主管“西藏自治区”，并把那里实际上当成了自己的私人领地。“四人帮”就此对他进行了指控并说他在“西藏自治区”大权独揽。
我经常听到曾亲身经历了图伯特地区“文化大革命”无政府状态的博巴，对图伯特流亡领导人没能利用当时的局势感到惋惜。很难说如果我们抓住了当时的机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样的推测还是留给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们吧。我的遗憾不仅是我们没有能够利用“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势，而且在于我们没有根本没有花力气对中国进行充分认真的研究，从而可以明白那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3
在达兰萨拉，这种对中国事务令人忧心的冷漠在1976年到达了一个顶峰，当时在毛泽东死后，噶厦甚至若干星期都没有想到去开会讨论这个非常的事件会对图伯特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记得我当时在图伯特青年大会主办的杂志《让赞》上写了一篇带有些戏剧色彩的文章，谴责图伯特内阁的疏忽大意。内阁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就如同公牛见到了红布，随即在青年大会和图伯特政府之间发生了一场令人遗憾的严重冲突。
我的希望是，我们当今的领导人能够对中国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透彻的评估，不要只是为了从中找出一些信息来支持有关“联合地位”（ Associate Status）或“真正自治”（ Genuine Autonomy）的官方信条，而是要从中发现可以用来制定一项积极的行动计划的切合实际的基础，无论这一计划是如何的温和谨慎。即便是在当今这个我们历史上最为悲凉的时刻，也许我们的命运，或是因缘或是不管你如何称呼它，正在为我们准备最后一次机会去拯救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文化免于灭绝。
1991年6月
发表于《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
【原文注】
1. 1999年4月，数以万计的法轮功成员在北京中南海门前举行和平示威。中国在7月份作出反应，大规模逮捕了这个组织的成员。
2. 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复仇在中国》（Vengeance in China）,《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36;17（1989年11月9日）；白杰明（Geremie Barme），《复仇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venge），《独立月刊》，悉尼，（1989年9月14日）；卢西恩•派伊（Lucian W. Pye），《天安门与中国政治文化》（Tiananmen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亚洲观察》（Asian Survey），（1989年4月4日）
3. 通过一次最简单的调查，我们也因此至少可以知道在图伯特地区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和派性斗争的结果，是导致了图伯特民众民族意识的增强，其结果是在1967年到69年之间全区各地发生了暴动，中国当局将这些愈演愈烈的暴动称为“第二次西藏叛乱”。由阿尼玛卿研究会（Amnye Machen
Institute）1996年10月29日到30日在达兰萨拉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在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和发表的看法中，《无情的海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图伯特》（The Sea of
Inhumanity: Tibet i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一文，谈到了当时派性斗争的激烈程度，以及后来发展为反对中国统治的起义，其规模几乎可比五十年的全国起义。
【译注】
[I] 此事发生于八世纪初。金城公主于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赴吐蕃嫁与赤德祖赞。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十月，吐蕃使者使唐。使者说：“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时唐朝大臣于休烈上疏劝阻皇上，但未获采纳。见《旧唐书•吐蕃（上）》，P.4499,《二十四史全译》，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
另见苏晋仁、萧錬子著《册府元龟吐蕃资料校正》p35, p42，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
[IV]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一直在追寻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胚珠,长期以来一直倡议中国实行民主化。2006年,她指出,由下而上的民主化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
[V]白杰明（Geremie
Barme），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国际著名汉学家，反应“六四事件”的纪录片《天安门》和反映“文革”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的撰稿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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