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原文发表于：2013年7月22日
古希臘人將自問自答的修辭手法稱為“設問”（ hypophora）。爲了達到修辭效果，答案應該順暢地跟隨問題，或許還應該有一個恰到好處的停頓以增加效果。例如：“你們問，我們的目標是什麽？（停頓）我可以用一個詞給予回答：是勝利，不惜一切代價取得勝利，克服一切恐懼取得勝利，儘管獲勝的道路可能是漫長而艱辛的。”（溫斯頓•邱吉爾於1940年6月4日的講話）
“國際聲援西藏運動”（ ICT）的布瓊次仁啦（Bhuchung Tsering
la），今年3月在明尼蘇達發表了一次有關“中間道路”的講話。在他自己獨具一格的設問句式中，可能是把這個停頓掌握得过分了。
問題為：“當我們談到圖伯特在中國佔領之前的獨立時，我們真正表述的是什麽呢？圖伯特的三個省份（three provinces）是否都是中國人在1949年所佔領的圖伯特的一部份呢？”
答案是：（在幾段話之後）“當我們談論圖伯特獨立時，我們所說的僅僅是那些共產黨佔領時在拉薩政府統治下的地區……”
接著，為了讓語義變得完整，他道出了核心意涵，“……而‘中間道路’政策則涵蓋了所有圖伯特人。”
布瓊啦給明尼蘇達的年輕圖伯特聽眾們提出（並且回答）的這個問題，現在似乎成了“中間道路”政策的主要理由，用來證明為何博巴們必須放棄獨立的目標並欣然接受圖伯特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圖伯特三個傳統地區（cholkha）的團結統一。相比我前一篇文章中討論的“中間道路”經濟學觀點，“中間道路”的追隨者們似乎更加看重這種荒謬的偽歷史學（pseudo-historical）論點。尊者自己今年5月14日在威斯康辛州麥迪森縣（Madison）的一次講話中，強調了這種理論的極端重要性。故鄉網（Phayul）以頭條文章報導了這次講話：“達賴喇嘛尊者今天說，圖伯特三區——康、安多和衛藏——的團結統一，比我們的靈魂更加神聖。”
簡而言之，“中間道路”政策聲稱，獨立的圖伯特當時只包括圖伯特中部和紮曲（Drichu，即金沙江）以西的一小塊康区，而不包括大部分康區和整個安多地區。因而，按照“中間道路”政策的說法，“確喀松”，即傳統的圖伯特三區，只有通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內實現“真正的”自治和接受中共的統治，才能達成團結統一。或者如同布瓊啦信心滿滿地宣稱的：“中間道路政策涵蓋了所有圖伯特人。”
首先，我們必須問一問布瓊啦，他是否真的認為中國現在已經同意了三區所有博巴可以統一在一個自治實體之中？沒有，當然沒有。刨除他言辭中無關緊要的誇張成分，布瓊啦的真正意思是說，達蘭薩拉已經請求，或者毋寧說是央求中國考慮它的提議——圖伯特作為“一個真正自治的實體”存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內。
布瓊啦當然從來沒有提到過，在雙方差不多25次不同的會談**中，北京方面已經25次斷然並一再回絕了這一請求。因而，“中間道路”不僅遠遠未能“涵蓋所有的圖伯特人”， 甚至這個漏洞百出的政策都不能庇護我們的兩位推銷“中間道路”政策的會談代表洛第嘉日（Lodi Gyari）和格桑堅贊（Kalsang Gyaltsen），讓他們在北京的國際媒體面前，免遭中共統戰部卑鄙骯髒的官員朱維群的無情羞辱。
其實從未有過真正合適的時機要求中國將“西藏自治區”擴大到目前面積的將近三倍，並由我們博巴自己來管理。 不過，如果說曾經有過那麼一次差不多的機會至少觸及到了這個問題（並且沒有人因此受到侮辱和責駡），那或許就是在中國首次向圖伯特領導人提出建立“西藏自治區”（TAR）構想的時候。
此事發生在達賴喇嘛尊者1956年正式訪問中國期間。在傳記《吾土吾民》（My Land and My People）中，達賴喇嘛提到在他與毛澤東的第二次私人會面時，這位主席告訴他，最初曾經決定“……由中央政府直接治理西藏，但是他現在認為沒有這個必要。相反，他說，他們已經決定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他還徵求我的意見。”
這或許是個時機向毛建議康區和安多應該成為擬議中的“西藏自治區”的一部份。這個建議具備其正當理由。首先，毛曾經向達賴喇嘛徵求意見；第二，中國方面當時承認絕大多數，或者至少承認很多所謂的“少數民族地區”在民族和文化上屬於圖伯特地區；第三， 當時通往拉薩的公路尚未完工，中國對圖伯特的控制遠未穩固。
當然，中國不可能接受任何类似這樣的反制提議，但最起碼可以形成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另外，這或許至少可以成為一個討價還價的策略，從而使得中國人在有關圖伯特政府權威等問題上做出些许讓步。也或許還能成為一個有效平臺，以提出有關共產黨在康區和安多地區的鎮壓問題。達賴喇嘛和他的政府在56年起義之前，就已经收到了很多來自這些地區的寺院和地方領袖的抱怨。
但是達賴喇嘛在北京並沒有提出這個建議，而甚至在後來，圖伯特政府也從來沒有提出過將康區和安多與“西藏自治區”合併的問題。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在他的圖伯特現代史著作《龍在雪域》（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中說：“看上去達賴喇嘛和圖伯特領導人似乎樂於接受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的決定。這至少是推遲了迫在眉睫的‘民主改革’。”而所謂的“民主改革”，換一種說法只不過共產黨在康區和安多實行的，攫取地方頭人和寺院傳統權威的暴力行動。
茨仁夏加還提到，“這標誌著中國人和藏人之間關係最好的一段時期。”
但是在拉薩有一個人準備打破這種關係。恩珠倉•貢保紮西（Gompo Tashi Andrugtsang）實現圖伯特獨立宏大戰略的第一步，就是號召在圖伯特傳統三區的古老邊界之內，形成康區和安多與衛藏的統一。爲了象徵這種統一，他想到一個主意，用來自三區民眾的捐獻打造一個華麗的黃金法座，敬獻給達賴喇嘛。
這是一個天才的計劃。儘管在表面上，尤其對於共產黨而言，這只不過是一個鋪張的宗教儀式，但實際上它是一個政治宣言，是一個獨立宣言，而且更是一個圖伯特三區在達賴喇嘛和他的噶丹頗章政府主權統治之下，實現團結統一的宣言。貢保紮西還利用黃金法座項目的籌備和管理結構，將其當作秘密組織“四水六崗”抵抗運動的一個掩護。
貢保紮西還曾利用歷史事實和宗教儀式推動一項武裝抵抗中國人的計劃。但是在後來的流亡社會，尤其是在達蘭薩拉，實際的爭取自由鬥爭很快變得了無生氣並且拘泥於形式。富有活力的“確喀松”概念，很快固化成為一個官方教義，一再出現在圖伯特表演藝術協會（TIPA）的歌曲、學校教科書和國歌當中。在達賴喇嘛的“3.10”講話以及其他的講話和文章中，這個概念也被奉為神聖。
“確喀松”還成為了流亡社會組織選舉的一個框架。這個體制無視流亡社會人口的實際組成結構，也不考慮流亡博巴很快分散到南亞各地和後來散居歐美各國所帶來的問題，而這種散居本身當然並非是按照原本所在的地區。毫不令人吃驚，流亡議會實際上變成了流亡政府的一個部門和議員們的傳聲筒，他們去各處的流亡定居點和社區，向人們傳達流亡政府這樣那樣的決定和政策。總而言之，議會並不代表流亡博巴的實際利益，而是一種象徵性的機構，或許可以說是代表在共產黨統治下沒有民主表達權的圖伯特傳統三區的民眾。
無人在知識領域付出努力去探討或解決“確喀松”這一提法內在的混亂和矛盾。所有博巴都瞭解，康區的大片地區和整個安多地區若干世紀以來並不在獨立的圖伯特的管轄範圍之內，而其他民族的民眾，諸如蒙古族、漢族、回族和其他民族，和博巴共同居住在這些地區。歷史學家夏格巴在他早先耶魯版的《圖伯特政治史》中，曾謹慎地將“確喀松”定義為“民族意義上的圖伯特”（ ethnic Tibet）。（第12頁）。在經過增補的博語版中，他寫道，在薩迦統治者卓根秋吉八思巴（Drogon Chogyal
Phakpa）統一圖伯特時，“有一種寬泛的劃分，將圖伯特分為三個‘起源’（ byung khungs khag
sum），這種劃分方法稱為‘確喀’。”（第26頁）
但是在達蘭薩拉，這些棘手問題被拋在一邊，傳統三區在那時被正式貼上“省”的標籤，似乎它們在共產黨入侵之前曾經是獨立圖伯特的實際的行政單位。請注意布瓊次仁啦和故鄉網的報導所使用的“省”（ province）一詞。從技術上講，州（nga-de）和省（zhing-chen）是一個國家的細分政治單位，並且形成了具有明確邊界的實際行政區域。基于這個原因，那些謹慎的學者一直以來更願意使用“傳統區域”（ traditional
region）來代指“確喀”（ cholkha），因為這個詞語不必像“省”那樣有明確的政治意涵，而只需要具備一些可以將其與周邊地區相區分的某些具體特徵（如地理的、民族的和歷史的等等）。
如果能邀請像衮沃夏格巴（Kungo Shakabpa，“衮沃”为博语中的敬称，意即“夏格巴阁下”）、桑丹卡爾梅啦（Samten Karmay la）和其他一些歷史學家（甚或是組織一兩次學術會議），來得出圖伯特的準確定義——這個定義應該涵蓋傳統三區，即符合實際的歷史事實，同時在國際法的角度也是合理和有說服力的——將會是一件明智而富有成果的事情。我想類似的事情當時完全是可以辦到的。在本文第二部份的結論中，我也將對“確喀松”給出我自己的知識方面的認定。
但是由於在達蘭薩拉，“確喀松”已經罩上了由達賴喇嘛親自賦予的官方教義的光環，所有惱人的細節都被這個光環所掩蓋。一旦歷史記錄和國家政策圍繞著信仰和宣傳來組織和制定，所有細微的差別和區分都總是會消失的無影無蹤。當然，這種貪圖省事的對歷史的簡單化招來了一些圖伯特和國外學者（包括敵對的和友好的）的批評。但是，達蘭薩拉的官僚和政客對此視而不見，對於這些人而言，“確喀松”教義那時絕對容不得任何批評，甚至討論。
不過這都是20年以前的事情了。現在，達賴喇嘛已經放棄了圖伯特獨立目標，現在有布瓊啦這樣的官員正在孜孜不倦地重寫官方教義，並且對新一代的博巴們解釋（用拐彎抹角的設問句）：一度被官方確立為獨立的圖伯特不可分割的三個“省份”的“確喀松”， 為何現在——至少是在有關獨立圖伯特的歷史法學（historico-legal）語境中看——是值得懷疑的，就如同中國街頭最近到處出售的怪異“羊肉”。這些“修正主義者”的表述最後總是以一種讓人寬心的樂觀的調子結尾：儘管遭遇目前的挫折，“確喀松”的寶貴統一依然——並且千真萬確——可以實現，但是只能在中國的主權範圍之內，而且只能是在所有的博巴，尤其是那些少數聒噪的流亡活動人士，都被迫放棄了他們無望的圖伯特自由和獨立夢想之後才能實現。
用一句神學的話講——一個曾經不可改變的教條現在已經變成了應當遭受絕罰的異端邪說。
【注釋】
*《22條軍規》（Catch 22）是約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所著的二戰諷刺小說，是美國20世紀最偉大的文學作品之一。這部小說批判了官僚主義論證方法以及經常由此產生的自相矛盾的循環邏輯。“22條軍規”一詞現在已經意味著這樣一種矛盾的局面：一個人不能或無力避免由種種相互矛盾的制約條件或規則而導致的問題。這樣的局面通常是，解決了問題的一部分，而結果只是導致了另一個問題，並且最終導致回到了原來的問題上。“22條軍規”經常是源自一個人必須遵守而又無法控制的規則、條例或程序。
**由於進行過的會談太多，而難以一一追溯。其中，洛第嘉日和格桑堅贊領銜了九次，嘉樂頓珠十三次，居欽圖登（Juchen Thupten）可能是三次，還有其他一些，我一時無法記起了。如果有人告知我確切数字，我將感激不盡。幾乎所有圖伯特談判者都時不時地受到過他們談判對手的謾駡和羞辱。實際上，衮沃嘉樂頓珠（Kungo Gyalo
Thondup）曾經在1995年親切地接受過我的一次採訪，他在採訪中強調說，中國領導人像對待小孩兒一樣對他講話和進行訓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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