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6日 星期一

嘉央诺布:《那一天,我见到了曼德拉》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从罗本岛(Robben Island)获释仅仅四个月之后,纳尔逊曼德拉来到波士顿——以此作为他美国九城之旅的第一站。他或许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感谢波士顿——美国反对种族隔离第一城。波士顿以及她所在的马萨诸塞州曾经在早先不顾美国当时的政治主流,起而反对种族隔离。
我那时正在波士顿进行由我的朋友和学者华伦史密斯(Warren Smith,著有《图伯特民族》和其他一些有关图伯特的专著)组织的巡回演讲,波士顿恰是巡回演讲的最后一站。就在一年以前,即1989年的6月,天安门大屠杀震惊了世界,华伦觉得这是一个就图伯特问题教育美国公众的良机。尽管当时图伯特运动正处其受关注度、实力和影响的巅峰时期,但是由于达赖喇嘛尊者的斯特拉斯堡讲话,这场运动已经变得有些底气不足。尽管如此,当我和拉藏次仁坐着华伦破旧的克莱斯勒旅行车进入他们的城镇或大学时,我们还是受到为数不多的北美博巴社区的人们和一些外国朋友的欢迎。
不过,还是言归正传。曼德拉在波士顿河边的艺术中心(the Esplanade)发表演讲,据说有25万听众到场。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州长威廉威尔德(William Weld)和其他一些波士顿名流在讲台上列坐。说来奇怪,我已经记不起曼德拉说过什么,但是我清楚地记得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容、与众不同的音色和抑扬顿挫的口音。当然让我最难忘怀的是现场听众们的那种非同一般的,甚至是感人至深的集体情绪,那天我们在人群中被这种情绪深深地感染。我当时就在想,如果图伯特赢得独立,如果尊者回到祖国,就应该是这样的场面,就应该是这样的感觉。我曾经在几次公开演讲中提到过这个难忘的经历,至少还没有人嘲笑我的想法。
我知道绝大多数博巴现在都无法确切地感知当时的那种愉悦。但是他们应该记得,当时的西方主要国家的——尤其在冷战时期——对反种族隔离事业的不支持,使得曼德拉和他在非国大的同仁们该是如何地沮丧压抑。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还认为,对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经济制裁只会伤害到贫困南非黑人的经济利益。曼德拉本人还被谴责为共产主义分子和恐怖分子。迪克切尼(Dick Cheney)至今还坚持认为曼德拉是恐怖分子。尽管反种族隔离事业在世界各地有众多的支持者,但是转变西方世界(和日本)的公众舆论还是花费了很长时间——这些国家和南非做生意,并且把南非看做防止共产主义在非洲渗透的壁垒。在身陷囹圄27年之后,终于实现了转变——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由于曼德拉个人的勇气和毫不妥协地坚持,迫使南非政府还他以自由,最终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并且举行了多种族选举。
先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经解读图伯特自焚者所呼喊的达赖喇嘛回归图伯特,认为这个口号在其象征意义上正如同南非反种族隔离游行中的口号释放纳尔逊曼德拉。这两个口号当然都是象征性政治语言运用的典范。很显然,非国大里没有人会说,只要释放了曼德拉,南非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而图伯特的示威口号也同样其实是在要求结束中国的统治和要求图伯特的主权领袖回到他独立的祖国。而图伯特流亡世界的那些溜须拍马的政客们试图将此事完全归结于达赖喇嘛个人,尽管很多自焚者都在呼吁达赖喇嘛回归图伯特的同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让赞的要求。
 “流亡的君主或是被囚的君主是一个民族或国家 失去的自由的强有力典型象征。被囚禁在奥地利的理查一世(Richard I)在英国的通俗历史中代表了(多少有点不太准确)总有一天会回归祖国、拨乱反正的好国王。苏格兰的雅格派(Jacobites)有他们在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的历史小说中被传奇化的隔水相望的国王(詹姆斯二世)。在奇幻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王者归来》(The Return of the King——托尔金(J.R.R. Tolkien)伟大的奇幻三部曲《指环王》的终结篇,其中被流放的艾希铎(Isuldur)的后裔阿拉贡(Aragon)重新登上王位并解放了中土世界的人民。
 “释放纳尔逊曼德拉的讯息在80年代,不仅仅通过抗议者的呼喊和标语牌,而且也通过非洲歌手和歌曲作者的歌曲,有效地在全世界传播,其中包括约翰尼克雷格(Johnny Clegg)、休麦赛克勒(Hugh Masekela)、布兰达法赛(Brenda Fassie)和马耶克法谢克(Majek Fashek)等人。英国音乐家杰瑞丹马斯(Jerry Dammers)在1984年创作了《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并由他的乐队特别之队 The Specials)进行演唱。这首歌曲荣登英国音乐排行榜前十名,而且风靡非洲。艾米怀恩豪斯(Amy Winehouse)在曼德拉90寿辰庆典上也演唱了这首歌曲。
有一天在车里收听NPR的节目,我听到了这首熟悉的旋律送他回家 Bring Him Back Home),演奏者是南非爵士号手、作曲家和歌手休麦赛克勒(Hugh Masekela)。在我看来,这首歌也呼应着来自图伯特的恳求——让达赖喇嘛回归故里。

把纳尔逊曼德拉送回来,
送他回家,回到索维托,
我想看到他漫步在
南非的街道上
就在明天。

2013年11月20日 星期三

莫拉•莫伊尼汉:《西班牙法院的种族灭绝判决: ——说得清博巴的苦,解不了博巴的困》

Genocide Ruling Vindicates Tibet’s Suffering, Offers No Relief
By Maura Moynihan | October 16, 2013

作者:莫拉莫伊尼汉(Maura Moynihan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原文发表时间:20131016

2013109日,西班牙最高刑事法院以在图伯特地区犯有种族灭绝罪行,对中国前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进行裁决。这项裁决宣告了在2005年申请立案的图伯特原告方赢得了诉讼。原告团队中有些人曾经在中国人的监狱中遭受若干年的囚禁和酷刑,而“罪名”只是他们拒绝背弃自己的佛教信仰。
这并非是中国第一次被认为在图伯特地区犯有种族灭绝罪行。1959年那场失败的起义之后,达赖喇嘛和成千上万的图伯特难民流亡印度、尼泊尔和不丹,当时印度著名法学家、甘地主义自由战士和律师Purushottam Trikomdas,前往设于日内瓦的“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证明和陈述中国对图伯特民众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在毛泽东的统治下,图伯特地区有超过百万人死于武装冲突、囚禁和饥荒。
这个委员会的报告称,“证据显示(中国在进行)系统性的策划以根除图伯特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生活。”
胡锦涛在升迁至政治局首脑之前曾经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其间他对图伯特民众继续执行毛泽东时代的“严厉打击”政策,加强对图伯特佛教的打压。
20083月图伯特起义期间,胡锦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当时距离中国举办夏季奥运会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在奥运会结束之后,他对图伯特地区实施了残酷报复。被偷偷带出图伯特地区的照片和军方影像资料向人们展示了当时挨家挨户的搜捕、殴打、行刑队和乱葬坑。
政治宣传
尽管西班牙法院在上周做出了裁决,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盟友和辩护士们依然可能继续听信中国政府版的图伯特故事。中国的政治宣传一直相当有效。多年以来,西方各个大学的汉学家们都在对学生们讲授,图伯特过去的社会组织形态是 “落后的农奴制”,只有在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之后,现在才享有新型的和曾经求之不得的繁荣昌盛。
中共的官员们一直以来将达赖喇嘛这位杰出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说成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凶手”、“反革命匪徒”和“口蜜腹剑的刽子手”。虽然这种弱智的斯大林主义式的宣传是荒唐可笑的,但是它却让达赖喇嘛再三提出的与北京方面谈判的努力变得前景黯淡。
达赖喇嘛在两个方面,对胡锦涛和现任政府首脑习近平这样的中国领导人构成威胁:他是图伯特民族的化身;他是图伯特佛教信仰的活着的象征。
 “需要根除的病症”
审视中国在图伯特的作为便可揭露出它对佛教实行的强硬政策。千年以来,图伯特的寺院在游牧文化中一直担负着地方教育、艺术和商业中心的职能。
在达赖喇嘛1959年逃往印度之后,毛泽东的追随者们劫掠并摧毁了超过6000座图伯特寺院。众多僧尼遭受公开的酷刑,甚至因“成分不好”而被迫害至死。
1966年至1977年之间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在图伯特地区尤为残酷。所有各种形式的宗教和民间文化,从舞蹈到烧香,都被禁绝。图伯特男女都爱留的长发被贴上“肮脏的农奴制的黑尾巴”的标签。而这些故事在时隔30年之后才为国际媒体所知。
毛的“破四旧”是共产主义变态症的巅峰。“红卫兵”们焚毁寺庙、书籍和艺术品,并且屠杀学者、僧侣和艺术家——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破除“旧思想”的名义之下进行的。
当东南亚国家在1990年代逐渐走出极权主义的束缚之后,佛教重新出现,僧团组织迅速得以重建。但是图伯特是一个在中共奴役之下的被占领的国家。
毛式狂热在图伯特要比在中国内地来得更加突出。共产党人们说,图伯特独立将会“分裂祖国”。
苏联的崩溃已经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教义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将克服阶级和民族的社会区别。中共的国旗也宣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间的一颗大星星代表汉族,而周围的小星星则代表“蒙、满、维、藏”。
在毛泽东的社会和经济实验中,中国6000万“少数民族”被强制性转变为“又红又专”的中国“公民”。
博巴和其他“少数民族”因表达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特性而遭受惩罚。在1995年实施的“严打”运动,对图伯特的僧侣们进行了极端严酷的惩罚。当时正逢克林顿政府决定将贸易同人权问题相分割之后不久。
指望习近平带来一些真正有意义的改革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妄想,因为中国共产党是这个国家官僚体制的组织原则。在上台后的第一年里,习近平在图伯特地区加强了毛泽东式的“再教育”和“思想改造”。
在强制性的“爱国主义再教育”过程中,那些拒绝谴责达赖喇嘛的博巴们会受到尤其严厉的惩处。1996年以来,中共禁止悬挂达赖喇嘛的各种照片和图像,称之为“非法印刷品”,而且佛教还被官方称为“需要根除的病症”。
灾难的描述
20世纪对于佛教而言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然而几乎没有学者去研究佛教与现代性之间的这场灾难性遭遇。20世纪的各个极权政府毁灭了上百万个佛教团体。
因此,该如何来描述佛教在20世纪的悲剧呢?《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这样给“genocide”(种族灭绝)下定义:“该词源自希腊语genos,即种族和cide,即蓄意杀害大批民众,尤其是那些属于某个特殊族裔或民族的人。”
 “征服”是否更为准确?“征服”一词被定义为“使用武装力量对一个地区或民族进行镇压并获得控制权。”
总之,当图伯特遭受中共的入侵并被封闭在“竹幕”之后的时候,国际社会没有任何作为。
印度律师J.S. Verma后来写道:“当中国在1951年入侵时,如果国际社会及时采取行动,图伯特肯定是能得以保全的……中国当时正在从灾难性的内战中逐渐恢复,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应付两场冲突:东面的朝鲜和西面的图伯特……印度为这个错误付出了代价——中国在1959年全面掌控图伯特之后,在1962年入侵了印度。”
在以第一人称写成的有关中国如何占领他的祖国的记述中,达赖喇嘛回顾了他1955年的北京之旅。在国宴上,毛泽东对达赖喇嘛说:“你明白,宗教是毒药。它有两个大缺陷:首先它削弱了种族,其次它阻碍了社会进步。图伯特和蒙古都是受了宗教的毒害。”
达赖喇嘛低下头,浑身发抖——“说到底你还是佛法的敌人。”


延伸阅读:

西班牙法庭因藏人案件寻求逮捕江泽民



2013年11月5日 星期二

嘉央诺布:《图伯特民主:一个让人扼腕唏嘘的玩笑》

THE SAD PAINFUL JOKE OF TIBETAN DEMOCRACY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不丹新任总理伦钦泽仁多杰(Lonchen Tshering Tobgay
步入就职典礼会场。廷布,2013727日。(法新社)
当不丹王国在2008年开始其民主实验时,说实话我是带有一些怀疑态度的。我以为这个龙的王国将会步尼泊尔(由马亨德拉国王在1962年开创的)潘查雅特 Panchayat)民主之后尘。在尼泊尔这个受指导的无政党民主体制下,民众可以推选代表组成了一个驯服的议会,而实际权力依然牢牢地掌握在国王手中。
但后来让我吃惊的是,不丹王室采取了坚决的步骤,允许甚至坚持成立真正的政党。为了让不丹民众走出传统的封建心态,深受拥戴的国王决定退位并任命他年轻的儿子成为一位低姿态的立宪君主。从那以后不久,不丹各地涌现出若干独立政党,但是通过整合和淘汰,最终有两个政党参加竞选:人民民主党(PDP)与不丹和平繁荣党(DPT)。后者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选举,尽管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该党的胜利是由于它在两党中更倾向于君主制。
但是两个月以前,在不丹的第二次全国选举中,弱势的在野党人民民主党(PDP)一举获得政权,赢得了议会47个议席中的32席。投票人数骄人地占全国人口的80%。不丹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它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振奋富有活力的民主国家。PDP不仅击败了保皇派不丹和平繁荣党(DPT),而且还抛弃了不丹官方的全国幸福指数GNH)理论。在早先,像这样抛弃由国王晋美·森格·旺秀(Jigme Singe Wangchuk)在1972年倡导的不丹核心国家政策,肯定会被当做是大不敬 lèse majesté),甚或是亵渎神明的行为。
法新社的一次采访中,新任总理伦钦泽仁多杰(Lonchen* Tshering Tobgay)表达了自己对全国幸福指数GNH)的不同看法:我怀疑有些人是如何过度地使用了这个概念,同时却没有对亟待解决的问题予以足够重视。在竞选期间,泽仁多吉经常是徒步走村串户,关注那些他认为是不丹亟待解决的问题:经常性失业、贫困、腐败以及民众对政治家们的疏离感。伦钦最近在纽约参加了一个联合国会议,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长篇访谈中,他重申了他的批评意见。回到不丹之后,生活一如既往。天没塌,地没裂,王国没有被吞噬。王室家族继续保持着他们体面的沉默。而事实上,有人告诉我,不丹王室成员甚至都没有参加投票选举,因为把选票投给任何一方,都会显示出王室对某一政党的支持从而影响选举的公正性。
老一辈博巴对不丹人有这样一种令人遗憾和绝对毫无根据的偏见,他们瞧不上不丹人,认为不丹人有点原始和不通世故(好在年轻一代的博巴似乎没有这样的偏见)。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拿来比较和评测谁是开明的民主主义者、谁是迷信的蛮夷lalo),那么比较一些我们这两个政治制度的相关进程或许是最恰当的。
今年9月在达兰萨拉,就在庆祝完图伯特民主日之后不久,流亡议会对那些伤害了达赖喇嘛尊者感情的人,发动了堪称文革式的批斗 thamzing)。这场运动起始于对议员噶玛群培(Karma Chophel)的谴责,莫名其妙地指控他妄自猜测达赖喇嘛在写作《真言祷文》(Words of Truth Prayer)时,内心想着的是独立(在《图伯特政治评论》网站可以看到有关的详细报道。)这种荒谬的指控让人不禁想起中国文革时期的一个故事——当时,一位老实本分的农民怀疑(或许声音有点太大了)把《毛主席语录》插在地里促进庄稼生长或许不是一个有效的农业技术。这位农民遭到批判、斗争和殴打——最后可能被整死。
图伯特流亡议会议长
边巴次仁(Penpa Tsering
在议长边巴次仁的率领下,我们的议员们开始向那些坦率表示(言辞或许激烈,但绝无不恭)不赞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而是要求独立的博巴们(包括我自己),展开激烈批判。我们的积极分子 hur-tsunpa)议员们要求,这些坏分子不仅要受到揭发,而且要把他们赶出流亡社会——尽管流亡议会实际上没有任何合法权力做任何此类事情。当然,他们秘而不宣的真实意图在于煽动那些更加狂热和无知的流亡社会普通民众自行其是——这种煽动在过去曾经导致若干起暴民对著名批评人士的攻击和公开侮辱。甚至有一位批评人士遭到谋杀。
或许是为了争取印度民众对他的运动的支持,边巴次仁议长接受了《印度斯坦时报》(the Hindustan Times)的一个简短采访,在采访中他引述尊者的话说,尊者本来打算活到113岁,但是由于一位图伯特青年大会的官员、一位自由亚洲电台的职员以及一位图伯特作家所表达的不满……”尊者已经决定只活到108岁。这个采访非但没有引起印度民众的同情,反而成为了大家的笑柄。来自印度读者的评论异口同声地表示了鄙视。一位名叫库尔希德阿拉姆(Kurshid Alam)的读者写道,图伯特流亡政治家们,你们干的好!你们终于把整个图伯特运动变成了笑话。继续干下去!继续把你们的政治和古老的宗教混为一谈,你们的民众只能回到家中垂死挣扎。你们失去一个坚定的支持者!
即便我们尊敬的议长先生真的是打算破坏在印度的图伯特问题,他也不可能做的比这次采访更出色了。
代表北美地区的图伯特议员诺布次仁
议长允许议员们不限时发言,每人都试图用比别人更为凶猛的方式进行批判。代表北美地区的议员诺布次仁言辞尤为偏激,他声称,我们必须把这些人赶出去,就好比要趁蛀牙还没有开始疼之前就将它们拔掉。多数议员们基本上只是老调重弹,但也有些人力图别出新意,他们抨击《图伯特政治评论》(Tibetan Political Review)的编辑,这是图伯特社会硕果仅存的一份严肃政治刊物,甚至还谴责电影人丹增索朗(Tenzin Sonam)制作的纪录片《乌云背后的太阳》(Sun Behind the Clouds),而这部影片在2010年获得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Havel)亲自颁发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和平奖 Vaclav Havel Freedom Award)。
代表卫藏地区的图伯特议员
萨琳
丹增达珍
Sharling Tenzin Dhardon
然而,正当议会打压图伯特社会言论与思想自由的举动似乎已经势不可挡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些相当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位年轻的议员达珍萨琳(Dhardon Sharling),从她的座位上站起来平静地说,议会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没有尽自己所能去理解尊者的意愿而拷问自己的良心(当时她用了英文“conscience”),不应该对那些(表达自己观点的)博巴横加指责。达珍啦的发言可以在 youtube看到。另一位没能参加这次议会会议的议员琼扎科仁(Chungdak Koren),委托她的同事向议会宣读了她对议会提出的问题和观点。琼扎啦还将这些内容贴在了她自己博客上。以下是一段摘录:“……不应该排斥那些批评者,我们应该包容他们并欢迎他们发表和交流自己的观点。这些人或许会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他们提供的观点也可能拥有巨大的价值。当面对批评的时候,我们必须永远保持开放的思想。我听说,还有其他一些议员没有参加批斗会
与以往不同,那时政要们能纠集大批暴民甚或是暴徒和狂热分子殴打和恐吓批评人士。而这次,议会仅能召集为数不多的应雇而来的老阿爸和老阿妈,举着一模一样的标语绕着岗坚吉松(Gangchen Kyishong)蹒跚而行,那些标语几乎可以肯定是出自CTA办公室的宽幅打印机。
甚至那些试图在世界各地的图伯特社区推行批判运动的努力,也似乎没有受到什么成效。我听说在瑞士召开了一次社区会议批判那些伤害了衮顿感情的人,但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类似集会的报道。在纽约,有人试图阻止我在105日对图伯特公众的一次公开演讲(让赞,势在必行),这次演讲是图伯特国民大会(TNC)为我安排的。
夏尔巴人联合会——TNC为演讲租用了他们的会议厅——的经理,接到了匿名电话,声称TNC和我都是反对达赖喇嘛的。还有一通电话指责夏尔巴人联合会将会议厅租借给雄天(Shugden)崇拜者。还有人威胁要举行公众示威和阻挠演讲,但实际上在演讲的那天上午并没有出现抗议行为。会议厅里座无虚席。TNC的志愿者们还在Livestream 网站对讲演进行了现场直播,迄今已经有来自世界各地,甚至包括图伯特境内和中国的观众超过16,500人次观看了视频。
图伯特媒体通常总是畏首畏尾、自我审查,但是这次出现了一个值得欢迎的例外,流亡议会的作为受到了一家当地博文(即藏文)报纸《图伯特快报》(Bod Kyi Bangchen)的严厉谴责。这篇由副总编卓尼沃色(Choenyi Woser)撰写的评论文章还被翻译为英语,并发表在 Tibet Sun网站上。卓尼沃色啦还是第一个把流亡议会的奇谈怪论同文革相比较的人。
另一篇英语文章《我对着图伯特旗帜庄严发誓》(I Solemnly Swear by the Flag of Tibet ),作者是登巴噶西(Tenpa Gashi)。该文不仅以辛辣入骨的机智和讽刺嘲笑了议会大员们的奇谈怪论,而且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登巴啦是已故噶西次仁多吉(Gashi Tsering Dorje)啦的儿子,他是7080年代著名的政治评论家,也是我的朋友。在那些日子里,他和我都撰文揭露邓小平自由化政策的局限性和达兰萨拉方面希望同北京进行谈判的天真幼稚。相比我在《图伯特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次仁多吉啦的文章对图伯特公众的思想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为他是用博文写作而且对中共及其口是心非、残酷无情的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
因而,尽管我们流亡议会议员们竭力效仿北韩最高人民议会议员们的阿谀奉承,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令人称道的新进展——图伯特的新闻记者、博客作者、让赞活动人士,甚至一些议员和越来越多有怀疑精神和关心时事的老百姓 mimang),都在公开对那些声称代表他们的人提出自己严厉的问题。
所以,尽管图伯特民主体制当前确实堪称岌岌可危,但还不至于说是一无所剩。不过,我们的政治是如何从一开始慢慢堕落到如此拆烂污的恶心境地的呢?我不打算在此详细探讨我们的所谓民主体制的历史。关于这个话题,我已经写作了若干文章,如果有读者希望对此有全面了解可以查看我博客上的分为三个部分的文章《等待民主》((WFM IWFM II WFM III )。
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揭示一些更为直接的原因,来说明为何出现今年9月在达兰萨拉的小文革,以及更早些时候对图伯特青年大会和九十三 Gu-Chu-Sum)前政治犯协会的破坏与削弱。我相信这些事件有其内在的联系,而且隐藏着一个削弱甚至是终止图伯特斗争的阴谋。我还将向大家说明一个简单的行动步骤,所有的博巴们都能以此来拯救我们的民主体制,并且可以使得流亡议会和行政当局对流亡公众负责,同时还要让他们切实关注在图伯特境内为了结束中国的统治而斗争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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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钦 Lonchen)是图伯特对总理大臣首相的传统称谓。司伦 Si-lon)是从1926年朗顿贡嘎旺秋(Langdun Kunga Wangchuk)担任总理大臣时开始使用。桑东仁波切开启了图伯特总理们为自己创造更加浮夸头衔的先河,诸如噶伦赤巴 kalon-tripa)、司政 sikyong)等等。


2013114日,译于BLOOMINGTON, INDI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