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7日 星期日

莫拉•莫伊尼汉:印度是我无法割舍的爱


The Rediff Interview/Maura Moynihan, writer 



翻译:更桑东智(@Johnlee1021
原文发表于:2006825


译者按:
莫拉莫伊尼汉(Maura Moynihan)是美国作家和著名的有关图伯特难民的人权活动人士,同时还长年担任自由亚洲电台顾问。本博客曾经翻译登载了莫拉女士有关流亡博巴的数篇文章,其中包括《博巴在尼泊尔:消失的庇护所》、《群雄逐鹿蓝毗尼》、《流亡的图伯特:难民还是公民?》、《博巴在印度:一个有关国籍的案例》、《难民拖延综合症的高昂代价》以及《流亡中的博巴:谁人怀揣护照,谁人仅得RC?》。
这些文章使得读者对于流亡博巴的生活现状和面临的无国籍危机得到一个全景式了解。读者也可以从文中感受到作者针对目前的无国籍危机所做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及作者对于流亡博巴所抱有的深切的人文关怀。我从网上搜索发现,这些文章的中文翻译在中文世界得到了不少关注,有不少博客和媒体对这些文章进行了转载和评论。
当然,很荣幸的是,尤其《流亡中的博巴:谁人怀揣护照,谁人仅得RC?》一文还入了《环球时报》的法眼。125日,《环球网》登载了一篇署名环球时报记者益多 王跃西的评论文章,题为《达赖集团被指为维护自身特权牺牲境外藏人利益》。文中断章取义地引用了莫拉女士这篇文章中的文字,用来说明大多数境外藏人仍在异国他乡艰难度日。那些愿意留下的人,完全可以依法入籍,成为所在国家的合法公民。流亡政府何以不许他们放弃难民身份,剥夺他们依自己的意愿追求幸福的权利?而所谓的噶伦们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在国外购置房产,获得外国国籍而不受限制?联系到近年来藏区发生的自焚事件,那些怂恿鼓动他人自焚自己却不自焚者,其虚伪自私的面目昭然若揭!
《环球时报》这样的中共官方媒体在涉及图伯特的问题上,恶意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此我也无意对其逐一加以批驳。任何完整阅读过莫拉女士文章的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判断。不可否认,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图伯特流亡政府还面临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改善流亡博巴生存境遇和克服无国籍危机的问题上还需要有更多实质性的作为。
但是,流亡博巴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拷问的是造成这一人间悲剧的罪魁祸首。是谁让十多万博巴被迫在五十多年前背井离乡流落海外?是谁在图伯特大地上执行殖民主义和文化灭绝政策?是谁在继续制造更多的人间悲剧,逼迫更多的博巴不惜冒着在边境线上被枪杀的危险逃往境外?是谁逼迫100多名博巴不惜以自焚的方式反抗中国的统治,呼唤图伯特独立自由和达赖喇嘛尊者的回归?
今天贴出的这篇译文是印度最大的门户网站Rediff对莫拉莫伊尼汉女士在2006年进行的一次采访,希望读者能从中获得对莫拉女士更多的了解。

莫拉•莫伊尼汉,这位曾说过愿意生生世世出生在印度的女作家,最近推出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封面女郎:一个不完美的享乐主义者的自白》(Covergirl: Confessions of a Flawed Hedonist),之前她曾经出版过畅销的短篇小说集《瑜伽酒店》。新出版的这部小说糅合了真实和虚构成分,随意描绘了她作为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朋友的生活经历以及在亚洲多年从事与图伯特难民有关的工作。
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
作为几年前去世的纽约州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独生女,46岁的莫拉•莫伊尼汉说,大约三十年以前他的父亲被任命为美国驻印度大使是她的人生转折点。
上世纪70年代,在印度读中学的莫拉一下子就被瑜伽、乌尔都语诗歌以及“所有关于印度的一切”所吸引。
在亚瑟• J •派斯(Arthur J Pais)对她进行的一次采访中,这位作家回答了有关哪些因素对她的写作产生影响以及她对印度的忠贞爱恋等等问题。
您什么时候开始想到写作?
从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一直喜欢讲故事。你知道的,我有爱尔兰血统。我想在我还不到六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东西了。
在您从事写作的早年,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我的父母给我的鼓励最大。但是我的父亲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影响。他让我阅读世界文学名著,他让我准确地理解词语的意义,并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教会我欣赏文学之美。
但是不知为何,到了40岁的时候我不想再把一些短篇故事拼凑成集。我曾经一直拖延实现写一部小说的梦想,因为我同时还在做着很多其他让人兴奋的事情,其中包括在尼泊尔开办了一间公司(为美国市场生产时尚饰品)以及在印度从事有关图伯特难民的工作。
您从您的父亲身上继承的最多的是什么?
是他对学识和社会正义的强烈关注。他写了19本书。他认为写作是最高的艺术。我一直希望成为作家。他还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过去常说,印度有严重的贫困问题,而美国虽然不那么贫困却有更多严重的不良习性。
他还是一位非常有幽默感的人,是吗?
哦,是的。我记得有一次美国要卖掉一幢属于美国驻新德里使馆的大楼。但是华盛顿的一些官僚对这个决定感到不快。人们对此争论不休。有一次,我的父亲说:“他们这些人有迷恋大楼情结(edifice complex)。”
他是不是还经常给年轻作者一些有趣的建议?
我的父亲对待写作非常认真,他每天早晨都要写作数小时。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曾经在我父亲手下工作。他有一次收到一笔可观的预付稿费去写一本书,他来问我父亲,“您是如何写作的?”
我父亲说,“在早晨写。”
您能想象在没有印度背景的情况下创作一篇故事或是一部小说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困难。我对印度的爱要超过任何其他地方,我在这个国度最能感受到心灵的欢愉。
您在开始创作《瑜伽酒店》里的故事时,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打算?
已经有很多英美作家写过英属印度,写过印度王公,写过猎杀老虎、驯蛇人以及性灵追求。但是我想写的是我所熟知的印度——一个属于流亡者、性灵探索者、宗教上师的印度,一个有迪斯科舞厅、三等列车的印度,一个可以在德里的鸡尾酒会上与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和银行家们觥筹交错的印度。我在印度所了解到的世界是一个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交融碰撞的地方,这种交融碰撞往往会产生出人意表、错综复杂的结果。
您如何描述您自己的宗教信仰?
在我的生命中,印度教和佛教对我产生的影响最大。我非常尊崇印度教的宽宏大量和佛教的慈悲为怀。
佛教中还有什么让您崇敬的东西?
那便是人们无需求助于上帝的名义就可以过上一种善良的、合乎道德的和诚实的生活。
您从何时开始对佛教产生兴趣?
我想大概是在1989年,我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的时候。我也是从那时开始从事有关流亡博巴的工作。我的父亲给了我很多鼓励。他坚信不应该再次出现反犹大屠杀那样的悲剧,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过上好的生活,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保有自己的文化特性。
在印度生活多年是不是也有助于您成为一名素食者?
是的,不过请记住我生下来就是一个素食者。
生下来就是?
确实如此。是我身边的人让我变成了一个非素食者。但是不久我就明白了成为一名素食主义者的重要性,无论是从健康的角度还是从道德的角度。
但是达赖喇嘛自己不是一名素食者,大多数博巴也不是。是不是这样?
达赖喇嘛说过,他吃肉是由于在图伯特严酷的气候条件下无法得到合适的蔬菜。但是近来,他一直告诉人们在饮食中摄入大量蔬菜的重要性。
《封面女郎》英文版封面
那么您是什么样的素食者呢?
你看我喝的这杯奶,这是豆奶。我拒绝任何动物产品。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吃肉,不是吗?
很多印度的素食者发现在美国要做一名素食者很难,尤其在旅行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我想,这在20年以前肯定是个问题,但是现在你可以在美国全国各地找到很多素食餐厅。实在不行,你还可以去商店买到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做一名素食者并不存在真正的困难。
说到健康问题,很多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由于担心会生病,在决定是否去印度时总是犹豫不决。
无论什么时候你要出门旅行总要做些预防措施。但是我感觉,有些人生病恰恰是因为他们过于担心会生病。我到印度的任何地方旅行都感觉像是在家一样。
您相信轮回转世吗?
绝对相信,而且随着岁月流逝我对转世再生的信念越来越坚定。我还莫名其妙地觉得我以前的生生世世一直和印度有着某种关联。
对于前往印度的外国人你最为反感的是什么?
我最反感的是那种自以为是去拯救印度民众的人。不过话说回来,确实有很多人在印度做了很出色的工作,而这些人并不带有多大的野心,也不试图让当地民众改变信仰转而信仰他们的宗教。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爱上了印度?
我想,就是在我走出飞机触碰到印度土地的那一刻。当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袭遍我的全身,我感觉很久以来我就属于这个国家。我的感觉就像是游子回乡。我当时才13岁,虽然我出生在美国,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在印度,在印度各个不同的地方生活了几个世纪。一定是我的善因缘将我带回了印度。
您有自己的印度名字吗?
有时当人们觉得我的名字很难读的时候,我会说我叫玛雅(Maya)。在布拉杰Braj,有人称我为玛杜(Madhu)。我也喜欢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布拉杰这个地方。我相信当我在那里祈祷、冥想时,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克利须那神Krishna“为玛雅摘掉了遮蔽视线的面纱”。这个很难解释,但是在那一刻我真的看到一切都如同幻象,然后这种感觉又消失了。修行地的那位大智者对我说,克利须那神有时会让他所喜欢信徒获得这种洞察力。

2013年1月23日 星期三

嘉央诺布:谦谦君子索朗多杰

A MOST UNASSUMING MAN

前噶伦赤巴索朗多杰(1941-2012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johnlee1021
原文发表于:2013121


去年夏天,准确的说是在625日,我见到了老朋友索朗多杰(Sonam Topgyal)。他的身体状况很差,已经确诊为癌症。我怀疑是胃癌之类的,但是没忍心去问。他由于接受化疗身体非常虚弱,但似乎很高兴见到我。和往常一样,我们谈起图伯特和独立斗争。我给他讲起2012年初(311日到12日)我们在纽约组织的“让赞圆桌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图伯特爱国人士和来自美国、加拿大、瑞士、德国、日本和印度的各国友人齐聚一堂,并决定启动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图伯特国民大会(Tibetan National Congress)或Bhod Gyalyong Rangzen Lhentsok我给他解释了我这次来达兰萨拉的原因之一是参加另一个类似的让赞会议,我们希望建立TNC的南亚分部。我问他能否参加会议。他回答说,由于他目前的身体状况,他也做不了什么贡献,但是只要对让赞事业能有所帮助,他一定会参加会议。
2012627日,会议位于岗吉(Gangkyi)的图伯特文献档案图书馆(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新落成的大厅举行。有五十多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10名图伯特流亡议会议员,还有学者、作家、研究人员、活动人士、一名医生,与会者还包括资深让赞活动人士拉藏次仁啦(Lhasang Tsering la)、流亡议会前议长卡玛群培啦(Karma Chophel la)、让赞活动人士Shingza仁波切以及图伯特青年大会(TYC)和自由图伯特学生会(SFT)的领导人。索朗多杰啦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了复兴图伯特独立斗争的紧迫性。他说:“同在座的很多人相比,我算不上让赞活动人士,但是让赞一直以来都让我魂牵梦绕。我在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讲,我想说的只是我们必须重新唤起争取图伯特独立的民族志气。”由于身体过于虚弱,在上午的会议结束后,他只好离开会场。我陪着他走上等候的汽车。临别前,我邀请他成为TNC的会员,并在他的衬衫上别上图伯特国民大会的标志,一柄“文书菩萨的火焰之剑”*。未曾想,此别竟成永诀。
2012627日,让赞会议部分与会者在图伯特文献档案图书馆前合影,
前排左起第五人为索朗多杰啦。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6935日——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在摩洛甘济(McLeod Ganj)。我此前一年曾经在孟各(Mundgod)为瑞士技术公司(Swiss Technical Corporation)工作,担任定居点的拖拉机作业组长,后来被要求来到达兰萨拉协助新杂志《知识》(Sheja)。这份杂志是由丹增德佟(Tenzin Tethong)、丹增Gyeche啦和索朗多杰啦共同负责出版发行,索朗多杰啦还担任杂志的主编。这是一份内容新颖、引人入胜的杂志。它不仅刊登有关当前事件的新闻报道,还刊登有关科学、历史和名人小传之类的普及性知识。它着意推动图伯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图伯特民众中广受欢迎。当时,在所有博巴的心中,对于我们遭遇的失败都依然记忆犹新。大家,甚至包括那些捍卫“宗教权利”的强硬派人士,都有一个信念——要想作为一个国家幸存于世,我们的社会必须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我在以前的几篇文章中曾经提到这一点,当时的思想和政治氛围可比20世纪初期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中国。革命家陈独秀坚持认为,“现在可以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I]
这份杂志有很长时间都是通过钢板油印的——先由一位年老的刻字工辛苦地将内容手工刻到纸模板上,然后“印刷工”南杰旺珠(Namgyal Wangdu)摇动基士得耶(Gestetner)油印机的手柄将杂志印出来。这种方法无疑很原始,但是没关系。丹增德佟绘制了精美的插图、漫画和地图,与索朗多杰啦用优美而又简单明了的博语写成的文章相得益彰。
我在《知识》杂志工作的时间不长。由于图伯特表演艺术协会(TIPA,当时称“图伯特剧团”)正经历生存危机,我被叫去从事重组工作。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每月一次(也或许是每两星期一次?)大多数我们这样的年轻志愿者或像人们所称的“indrungs”(英语官员),都会聚集到《知识》杂志社帮助装订、包装和递送最新一期的杂志。杂志社会用茶和kogun bhaley招待我们所有人,但其实真正的回报是大家一起聊天和开玩笑,往往会一直持续到晚上。
第二年由于组建图伯特青年大会(TYC),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索朗多杰啦在一起共事。他和丹增德佟、洛第嘉日、丹增Gyeche都是TYC的创始人,而我是协助组织TYC第一次会议的召集人之一。多杰啦和我,还有另外五人被选为TYC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一起工作多年。多杰啦比我们其他人都要年长。他是1941年出生于康区察雅Dagyab,现“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察雅县)的扎曲仓(Zachutsang)家族,尽管他很少用这个家族名。他曾经在哲蚌寺出家为僧,流亡后求学于瓦拉纳西(Varanasi),在那里他掌握了印度语和其他一些学科。他经常订阅印度语报纸Navbharat Times和文学及政治周刊 Dinaman,通过这些了解最近的国际新闻和变化曲折的印度政局。我很高兴与多杰啦同在TYC中央执委,我是中央执委中最年轻的成员,总是和其他成员产生争论。多杰啦并不总是同意我的观点,但他总是有他自己的方法让我得到公正的表达机会。在很多事情上,他都是一位稳健温和的人,正是由于他稳健踏实的影响力,使得TYC即便是在最动荡不安的岁月里都能运行平稳。然而,在需要求助于他的时候,他总能在面临艰难的选择和做出困难决定的时候成为值得依靠的人。
他在《知识》杂志以及后来在信息部(他开始在这个部任秘书,后来成为噶伦)的同事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公正而平易的领导人。他们和甘成吉松(Ganchen Kyishong)的其他人也都知道他是流亡政府中最为谦和而不装腔作势的官员。他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他从不试着把额前蓬乱的卷发梳平。他还因为穿着两只不一样的袜子(一只蓝的一只红的)进办公室而成为大家的笑谈,但是他自己却从来不会介意。即使是当上了噶伦,他也总要找时间和岗吉的汽车司机一起打扑克。我不知道在工作了一辈子最终当上噶伦赤巴之后,他是否放弃了这个业余消遣。我估计不会。
让他成为一名优秀领导人的不仅仅是他的诚实和公正。他还一贯善于倾听民众的意见,并将得到的信息结合到自己的工作中。在一个由大多数都是孤陋寡闻、不学无术、满嘴废话的如同赫尔曼•凯恩(Herman Cain那样的右翼政客们组成的群体中,他是一个卓尔不群的例外。由于他带着真正的兴趣耐心地倾听来自图伯特境内的新流亡者的讲述,对于图伯特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岗吉这个圈子里是最见多识广的人:行政管理、政党机构、领导人个性等等。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组织也有非常渊博的知识。
索朗多杰(左)与作者嘉央诺布(右)
在他最终成为噶伦赤巴之后,我觉得索朗多杰啦不仅可以用他的知识和忠诚,而且可以用他的坦诚与“犯言直谏”的能力很好地为达赖喇嘛尊者服务。尽管他供职于一个倡导“中间道路”的政府,但是他从未发表过任何接受中国对图伯特统治的言论,也从未以任何方式赞扬过中国在图伯特取得的“发展进步”(比如,铁路建设),而在他之后的很多其他噶伦则屡屡发表类似的言论。身为噶伦赤巴,索朗多杰啦也从未对让赞主张表示过反对。他相信让中国同意进行真正的谈判的唯一方法是对其施加足够的压力,而所有让赞的主张都是形成这种压力的来源。我不同意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但其中确有一定的道理。最终在屡次谈判失败之后,多杰啦站出来公开表示博巴们永远不应该放弃争取独立的目标。他在若干次由“自由亚洲电台”(RFA)主办的讨论中一再重申了这个信念,我也参加了这些讨论。他是一名忠诚的政府官员,同时也是诚实的和勇敢的人。在他去世前几天,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去他在西达巴瑞(Sidhbari)家中去看望他。多杰啦告诉他,病痛让他苦不堪言,但是他并不害怕死亡。索朗多杰啦于20121230日与世长辞。


*文殊菩萨的火焰之剑象征着斩断愚昧、冷漠和恐惧的锁链,让一切获得解放。

【译注】




[I]《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1号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

2013年1月22日 星期二

自由亚洲电台:博巴面临的护照困境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翻译:更桑东智(@johnlee1021
时间:2013-01-20


此译文已交由唯色女士在她的博客《看不见的西藏》中首发,此处文字略有改动。——译者



按照新的审批程序,中国当局几乎不再给博巴签发旅行文件。


有关修改博巴护照申请护照程序的
“西藏自治区”文件(左)和中国针对所有公民
申请护照程序的政府文件(右)
据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将近一年前“西藏自治区”(TAR)中国当局实施了严格的旅行管制,几乎任何博巴都得不到可以出国旅行的护照。
按照20124月“西藏自治区”当局颁行的护照审批办法,想要出国旅行的博巴必须完成极为严苛的——有些甚至是歧视性的——审批程序,而这些程序的实施明显是由于北京方面试图压制博巴出国旅行。
 “自由亚洲电台”博语部(RFA's Tibetan Service)得到的一份“西藏自治区”的政府文件记载了这些审批办法。在20121月很多博巴去印度参加时轮(Kalachakra)法会之后,TAR当局实施了新的护照审批办法。这次时轮法会由流亡的图伯特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主持,中国领导人污蔑他是一个“分裂分子”。
这一变化是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图伯特地区发生了质疑中国统治的自焚抗议之后,中国当局强化安保措施的一部分。
图伯特驻台湾办公室的研究人员索朗多杰(Sonam Dorjee)告诉RFA博语部:“从去年的二三月以来,就没有对博巴签发过新的中国护照,这个变化对TAR的博巴是一个沉重打击。”
另一个不愿透露姓名在图伯特境内有关系的消息来源说,他只知道在中国政府当官的博巴可以得到中国当局签发的护照。
这位消息人士说:“在TAR没有任何博巴个人能拿到新的中国护照,除了少数博巴官员因公派原因能够拿到护照,而这些人回来之后还要把护照上交。”
与汉人不同,博巴们要想得到护照需要面临“非常复杂和困难的程序”,索朗多杰说。“为了让申请得到通过,他们可能需要等上好几年,过程中或许还得进行种种贿赂。”
 “对于绝大多数没有官方关系的博巴而言,他们根本拿不上护照,”索朗多杰说。

矛盾
他说,“西藏自治区”的护照审批办法与中国政府颁发的有关规定存在矛盾,中国政府的规定要求有关部门在申请人提出申请后的15天之内签发护照,如果申请未获通过,则要求在6天内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在一个国家应该对所有的公民实施同样的规定和程序,但是在中国,事实并非如此,”多杰说。
博巴们要首先把他们的护照申请递交给他们居住地的地方政府官员。这些申请文件要经过村、乡(区)、县的各级审核,最终才能送到“西藏自治区”公安局。
 “即便是通过了漫长的审核过程,申请人还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保证在出国之后不会从事任何‘非法活动’和‘危害国家’的活动,”多杰说。
博巴们即使最终拿到了护照并出国旅行,他们必须在回家之后的七天之内将旅行文件送交有关当局。
他们还必须向当地警方报告并接受询问——而对于汉人则没有这样的要求,他们的护照有效期通常是510年,并且无需在从国外返回之后交还护照。
多杰说:“这说明尽管大家都被认为是中国公民,但是‘西藏自治区’的护照申请人并未拥有中国赋予其他申请人的同样的权利。”

困境
那些已经拥有护照的博巴也同样面临困境。
观察人士贡布(Gonpo)说,由于中国当局从去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实施电子护照计划,“西藏自治区”的博巴必须上交他们的护照,哪怕护照还没有到期,并且要接受彻底调查和甄别。
他说,很多拥有护照的博巴在从尼泊尔回到图伯特时,因更换电子护照而被滞留在边境。
一位在一月的第一个礼拜从图伯特来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博巴商人说,很多一年前在印度参加时轮法会的博巴们的护照被当局收缴,至今也没能拿回来。
他说,“所有参加完时轮法会回来的人的护照都被收走,当时保证会换发新的护照,但据我所知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拿到新护照。”
那些往返于拉萨和尼泊尔之间的博巴商人们也担心他们的护照会被收缴。
一位住在尼泊尔的博巴居民说,事实上,持中国护照前往尼泊尔的博巴的人数近期明显下降,已经影响到了博巴在尼泊尔的生意。
有大约20000名图伯特难民住在尼泊尔,北京方面已经要求加德满都限制他们的活动。

由自由亚洲电台博语部报道。博语翻译多吉达珠(Dorjee Damdul)。英文编写帕拉梅瓦朗•潘努都瑞(Parameswaran Ponnudurai)。

2013年1月20日 星期日

莫拉•莫伊尼汉:流亡中的博巴——何人怀揣护照,何人仅得RC(居住证)?



作者:莫拉•莫伊尼汉(Maura Moynihan 
翻译:更桑东智(@johnlee1021
原文发表于:20121028

达赖喇嘛尊者在拜拉库比(Bylakuppe),摄于1963

达赖喇嘛尊者最近刚刚结束了一次对北美地区的成功访问,尊者在那里接受了几所大学颁发的荣誉学位并举行了很多场人满为患的公开讲演。然而,笼罩在这些喜庆的消息上空的却是已经得到“自由亚洲电台”(RFA)和“美国之音”(VOA)证实的来自图伯特康区和安多地区的更多自焚事件的新闻,这些消息使得自焚人数已经攀升至60人或更多。
这个月同时还是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50周年。这场战争持续时间不长,伤亡人数不高:战斗开始于19621010日,结束于1121日。双方士兵的阵亡人数据估计为中方1460人,印方3128人。然而,这场发生在阿鲁纳恰尔邦和拉达克地区为期一个月牵动人心的武装冲突带来的后果却是非同小可。这场战争给了毛泽东一个巨大的胜利,也给了尼赫鲁一个同样巨大的失败。战争打破了尼赫鲁在二战后的世界建立一个泛亚联盟(pan-Asian unity)的幻想,同时还大大激发了毛泽东通过巩固中国对整个图伯特的控制实现在亚洲大陆的霸权野心。这场战争虽然短暂,但其影响却不容小觑。
62年战争的遗产
印度媒体也出现了很多有关纪念印中战争50周年的文章和社论。其中一位作者认为,“我们当时没有做好同中国作战的准备,现在同样没有。”中国在整个图伯特高原部署的军事设施对南亚地区形成了巨大压力。图伯特难民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他们对于气势汹汹的中国却有着很大的政治影响力。那些自焚的图伯特民族主义者已经让中国感到困惑和愤怒,他们揭穿北京方面的谬论——“藏族人民像爱自己的父亲一样热爱毛主席。”
五十三年以来,图伯特流亡者一直是他们沦陷于图伯特境内的同胞们的见证人和发言人。在各国的新闻记者、人权监督组织和国会议员们搜集有关证词方面,流亡博巴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在更加岌岌可危的第六个十年,无国籍危机正在逐步削弱流亡基地。但是,今年图伯特流亡议会议长边巴次仁(Pemba Tsering)还在重申桑东仁波切长期秉持的政策:博巴们在印度应该保持难民身份,否则图伯特境内的同胞“会失去希望”。
为谁沦为难民?
CTA提出这种观点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时至今日,很多图伯特境内民众已经失去希望,同流亡社会也仅仅存在象征性的联系。对于那些依然保有强烈希望的人而言,支撑他们信念的理由并非是绝大多数流亡博巴依然是漂泊在印度的无国籍难民,或是很多人已经移居西方拿到西方国籍。(无国籍状态)“能够给图伯特境内的民众以希望”,这一假设的功能不能作为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用来剥夺成千上万的流亡图伯特家庭得到印度国籍从而获得安全和利益的权利。而且正如印度对62年印中战争死难者的纪念活动所显示的,印度这个国家尽了最大的努力帮助图伯特,并且同图伯特的命运有着最切身的利害关系。
很多印度国家安全分析人士支持给予流亡博巴印度国籍。新德里的一位资深外交官说,“拉达克、阿鲁纳恰尔和喜玛恰尔地区的民众都是我们最爱国的公民,他们了解中国的威胁并且为作为民主印度的一部分而感到骄傲。很多博巴曾经在印度军队服役并有着杰出的表现。博巴们人数不多而且已经很好地融入印度社会,他们会成为爱国的北方选区的一股强有力的声音,而这个地区的重要性正在与日俱增。”
对于散居印度各地的流亡博巴们而言最痛苦的莫过于清楚的看到,如果仅仅持有一张“居住卡”,就连委身于创建于上世纪60年代早期的日益衰败的定居点里也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了。
动荡的卡纳塔克
南亚最大的图伯特定居地位于卡纳塔克邦(Karnataka State),从上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在印度政府借给的土地上设立了4处定居点。我曾在1996年访问过拜拉库比,看到博巴们和他们的印度主人和邻居之间相处融洽。但是近年来,随着人口和城市化速度的激增,在卡纳塔克的印度和图伯特年轻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印度媒体报道了数起对图伯特寺院的袭击行为,以及在拜拉库比、郭勒噶(Kollegal)和浑苏尔(Hunsur)等地出现的新一轮针对年轻博巴的谋杀浪潮。
“当今,由于土地非常的匮乏和昂贵,(当地民众)对流亡博巴心有怨恨,当年在60年代初拜拉库比开始建设的时候,这里全都是丛林,”父母还住在拜拉库比的美籍博巴扎白丹增(Tsepak Tenzing说。“营地一贫如洗。三个月前我在拜拉库比看望我的父母,还访问了很多没有亲戚在西方可以寄钱回来的人。我看到很多人身上长着褥疮,患有白内障、肺结核,没有食物,到处是老鼠和虫子。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帮助去补偿那些因持有居住证而无法得到工作的人。我遇到很多年轻人,只要有可能他们都乐于得到印度国籍。这些年轻人希望去服务中心、酒店、学校等部门工作,而他们的父母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他们一样去火车站卖毛衣。卖毛衣谋生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
签证掮客重出江湖
权利、选择、法律资源和透明度等等条件的缺失总是驱使流亡者去签证掮客们那里寻找机会,甘冒各种后果可怕的风险。2012101日,《印度快报》从新德里报道:“警察说,6名图伯特人在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IGI Airport)遭到逮捕,据称是由于他们试图使用伪造签证飞往罗马。这六名年轻人星期五在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的移民柜台前遭到拘捕……警察说,在查验旅行文件时,发现附着在他们护照上的申根签证(Schengen visa)是伪造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德国驻孟买领事馆的文件与护照顾问、航空公司联络官爱德华霍克的证实。这些年轻人告诉警方,一名他们不了解身份的孟买旅行代理人为他们安排了签证。他们打算在星期五搭乘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罗马。根据《护照法》,这起案件已经以欺诈和其他几项相关指控登记在案。”
国籍带来的益处
众多CTA高层领导都拥有外国国籍。考虑到施加在那些留在印度而手里仅有居住证的博巴们身上的种种法律和经济限制,任何有机会移民的人都会像他们一样争取外国国籍,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洛第嘉日(Lodi Gyari)多年担任达赖喇嘛尊者的特使,还长期担任“桥梁基金会”( The Bridge Fund)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的领导人。他最近应邀参加了一次美国国会决议会议,在会上他说他是“一名入籍的美国公民。”我的父亲,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帮助洛第嘉日的家人移民美国,在他担任美国国会参议院纽约州参议员的24年时间里,他在入籍手续上还协助过很多其他图伯特朋友和同事。
达赖喇嘛尊者的另一位特使格桑坚赞(Kelsang Gyaltsen)是瑞士公民。目前的CTA当局中,至少有三名噶伦拥有外国国籍。外交与新闻部噶伦德吉卓央(Dicki Chhoyang是加拿大公民,宗教与文化事务部噶伦Pema Chhinjor是美国公民,内政部噶伦多玛嘉日(Dolma Gyari)是印度公民。国籍可以带来安全,而安全正是他们那些无国籍的子民们所梦寐以求的。但是,很多在印度的博巴说,CTA想法设法阻止或妨碍他们取得印度国籍,其中据说包括不给申请人签发“无异议许可”。
司政的身份
最近劝说图伯特流亡议会将头衔由噶伦赤巴变为司政的洛桑森格先生,一直用他由一名西孟加拉邦的贫苦少年而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故事激励了很多博巴。在竞选期间,洛桑森格先生公开声称他已经选择不加入美国国籍,在美国居住15年之后,他依然持有他的居住证。他的竞选网站上说,时隔15年之后,他“现在已经应该是一名(美国)公民了。但是他决定依然使用印度的身份证,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终有一天职责使命会召唤他回到印度,服务于他的同胞。”洛桑森格先生还暗示他的竞争对手丹增德佟(Tenzin Tethong)在坚守流亡身份和坚持图伯特斗争事业方面不够诚实,因为他和他的家人已经获得了美国国籍。
我们不清楚洛桑森格先生是否确实持有美国护照或绿卡;也不清楚他是否确实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了超过15年,并且在各地穿梭旅行,还仅凭一张印度的居住证就在美国获得了银行按揭。但是清楚的一点是他在美国奠定了一个安全可靠的经济基础,而他的家人已经移民美国。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完成法学博士学位(S.J.D.)之后,他在哈佛大学担任研究人员,而台湾浩然基金会每年给他提供10万美元作为薪资和开销费用。
2007年,洛桑森格先生申请(并获得)了给“有特殊才能的外国人”签发的01签证。这种签证的关键特征在于它允许持有签证的个人立即申请绿卡,并可以在三年之内申请美国国籍。
领导人的财务透明
同很多富布赖特奖学金学生和CTA官员一样,洛桑森格先生和他的妹妹和叔叔,都已经在美国为他们的家人挣得了财产。20078月,洛桑森格先生和他的妻子从他的妹妹赤列曲珍(Thinley Chodeon)手里以1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位于马萨诸塞州梅德福市(Medford, Mass.)的一套两单元的房屋,同时接手了这处房屋的大约227,000美元的房屋按揭贷款。在美国,所有的房产按揭信息都是公开的。根据他在2009820日获得的对这座房屋的再融资方案,洛桑森格先生每年需要为这座房屋偿还8000美元的按揭贷款,但是不知何故他在2011729日(就任噶伦赤巴前一个星期)偿清了所有211,000美元的余款。他现在在美国拥有一处无按揭的两单元房产,目前估计价值大约346,000美元(折合1850万卢比)
洛桑森格先生拥有美国01签证,还在马萨诸塞州拥有一处无按揭的房屋,因而已经在美国奠定了一处安全基地,同时可以轻易获得美国国籍(如果他还没有获得的话)。当然,没有人嫉妒他的成功,绝大多数困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博巴,只要有机会也会实现同样的成功。
在现代民主体制中,公共职位的候选人必须依法公布他们的财产。达赖喇嘛尊者着意在流亡社会中建立民主制度,因此彻底公布官员财产完全符合所有民主政府的标准法律程序。洛第嘉日先生、丹增德佟先生和德吉卓央女士和其他高级官员已经完全公开了他们国籍地位。通过澄清他在美国的居民身份以及帮助他的民众保全他们财产和获得正当的移民渠道,洛桑森格先生可以在至关重要的国籍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
何人怀揣护照,何人仅得RC(居住证)?
除了不让境内的民众“不失望”之外,CTA必须更加重视被“居住证”所困的流亡民众,尤其在很多CTA高层领导人已经在西方国家获得了安全的财产或者国籍的时候。包括CTA2010年发布的人口统计报告在内,所有的调查都证实绝大部分在印度和尼泊尔的流亡博巴都生活在贫困线附近。尽管得到印度政府以及NGO和国外基金提供的教育和培训,“居住证”带来的限制依然阻碍了流亡博巴的流动和机遇,使得他们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另外,由于没有国籍的保护,无国籍博巴尤其容易成为腐败和压迫行为的受害者。若想了解更多关于拜拉库比的情况,可以参阅图伯特政治评论网站上的这篇文章
扎白丹增(Tsepak Tenzing)说:“拜拉库比所有的有机农业项目已经彻底失败。有几个图伯特中间人迫使人们投资于一个玉米种植合作项目(maize co-op)。色拉寺(Sera Gompa)给这几个人投资了数百万美元,最终一无所获。有机农业项目让这些中间人发家致富,却让数以千计的家庭一贫如洗。这些受害者当然无法求助于印度警方,而CTA却说,对不起,我们帮不了你们。”
洛桑森格先生必须解释,为何他的政府相信印度的十万多博巴有必要继续保持难民身份(从技术上讲,他们只被列为“外国人”),而他自己的家庭则已经在美国安置妥当,他可以随时回到那里,可能是带着一张没有公开的绿卡或是美国护照,享受着成千上万散落在印度次大陆的流亡博巴家庭梦寐以求的生活。
在当今这个危机时刻,一再重复“图伯特境内的民众会因为他们在印度的亲人放弃难民身份而失去希望”这一咒语是不合逻辑和不切实际的。因为,流亡博巴也已经开始失去希望,失去得到安全和财产的希望,失去获得国籍成为公民的希望。
最近一次去博卡拉(Pokhara)时,在博卡拉四处最老的定居点之一强巴林(Jampaling),这里曾经繁华一时,现在已经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在这里我遇到一位年长的康巴。他坐在凳子上,手里摇动着一只古老的经筒,目光悲凉地凝视着一片荒芜的土地,那里曾经是一座生意红火的地毯厂。他说:“做一个难民已经让我心力交瘁。我在这里已经住了50年,我再看一眼图伯特的希望已经随着时光流逝了。所有的孩子们都想离开这里,他们想去印度或者美国。他们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留在一个没有未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