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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UNASSUMING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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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噶伦赤巴索朗多杰（1941-2012） |
原文发表于：2013年1月21日
去年夏天，准确的说是在6月25日，我见到了老朋友索朗多杰（Sonam Topgyal）。他的身体状况很差，已经确诊为癌症。我怀疑是胃癌之类的，但是没忍心去问。他由于接受化疗身体非常虚弱，但似乎很高兴见到我。和往常一样，我们谈起图伯特和独立斗争。我给他讲起2012年初（3月11日到12日）我们在纽约组织的“让赞圆桌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图伯特爱国人士和来自美国、加拿大、瑞士、德国、日本和印度的各国友人齐聚一堂，并决定启动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图伯特国民大会（Tibetan National Congress）或Bhod Gyalyong Rangzen Lhentsok。我给他解释了我这次来达兰萨拉的原因之一是参加另一个类似的让赞会议，我们希望建立TNC的南亚分部。我问他能否参加会议。他回答说，由于他目前的身体状况，他也做不了什么贡献，但是只要对让赞事业能有所帮助，他一定会参加会议。
2012年6月27日，会议位于岗吉（Gangkyi）的图伯特文献档案图书馆（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新落成的大厅举行。有五十多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10名图伯特流亡议会议员，还有学者、作家、研究人员、活动人士、一名医生，与会者还包括资深让赞活动人士拉藏次仁啦（Lhasang
Tsering la）、流亡议会前议长卡玛群培啦（Karma Chophel la）、让赞活动人士Shingza仁波切以及图伯特青年大会（TYC）和自由图伯特学生会（SFT）的领导人。索朗多杰啦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了复兴图伯特独立斗争的紧迫性。他说：“同在座的很多人相比，我算不上让赞活动人士，但是让赞一直以来都让我魂牵梦绕。我在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讲，我想说的只是我们必须重新唤起争取图伯特独立的民族志气。”由于身体过于虚弱，在上午的会议结束后，他只好离开会场。我陪着他走上等候的汽车。临别前，我邀请他成为TNC的会员，并在他的衬衫上别上图伯特国民大会的标志，一柄“文书菩萨的火焰之剑”*。未曾想，此别竟成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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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6月27日，让赞会议部分与会者在图伯特文献档案图书馆前合影， 前排左起第五人为索朗多杰啦。 |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69年3月5日——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在摩洛甘济（McLeod Ganj）。我此前一年曾经在孟各（Mundgod）为瑞士技术公司（Swiss Technical Corporation）工作，担任定居点的拖拉机作业组长，后来被要求来到达兰萨拉协助新杂志《知识》（Sheja）。这份杂志是由丹增德佟（Tenzin Tethong）、丹增Gyeche啦和索朗多杰啦共同负责出版发行，索朗多杰啦还担任杂志的主编。这是一份内容新颖、引人入胜的杂志。它不仅刊登有关当前事件的新闻报道，还刊登有关科学、历史和名人小传之类的普及性知识。它着意推动图伯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图伯特民众中广受欢迎。当时，在所有博巴的心中，对于我们遭遇的失败都依然记忆犹新。大家，甚至包括那些捍卫“宗教权利”的强硬派人士，都有一个信念——要想作为一个国家幸存于世，我们的社会必须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我在以前的几篇文章中曾经提到这一点，当时的思想和政治氛围可比20世纪初期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中国。革命家陈独秀坚持认为，“现在可以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I]
这份杂志有很长时间都是通过钢板油印的——先由一位年老的刻字工辛苦地将内容手工刻到纸模板上，然后“印刷工”南杰旺珠（Namgyal Wangdu）摇动基士得耶（Gestetner）油印机的手柄将杂志印出来。这种方法无疑很原始，但是没关系。丹增德佟绘制了精美的插图、漫画和地图，与索朗多杰啦用优美而又简单明了的博语写成的文章相得益彰。
我在《知识》杂志工作的时间不长。由于图伯特表演艺术协会（TIPA，当时称“图伯特剧团”）正经历生存危机，我被叫去从事重组工作。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每月一次（也或许是每两星期一次？）大多数我们这样的年轻志愿者或像人们所称的“indrungs”（英语官员），都会聚集到《知识》杂志社帮助装订、包装和递送最新一期的杂志。杂志社会用茶和kogun bhaley招待我们所有人，但其实真正的回报是大家一起聊天和开玩笑，往往会一直持续到晚上。
第二年由于组建图伯特青年大会（TYC），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索朗多杰啦在一起共事。他和丹增德佟、洛第嘉日、丹增Gyeche都是TYC的创始人，而我是协助组织TYC第一次会议的召集人之一。多杰啦和我，还有另外五人被选为TYC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一起工作多年。多杰啦比我们其他人都要年长。他是1941年出生于康区察雅（Dagyab，现“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察雅县）的扎曲仓（Zachutsang）家族，尽管他很少用这个家族名。他曾经在哲蚌寺出家为僧，流亡后求学于瓦拉纳西（Varanasi），在那里他掌握了印度语和其他一些学科。他经常订阅印度语报纸Navbharat Times和文学及政治周刊 Dinaman，通过这些了解最近的国际新闻和变化曲折的印度政局。我很高兴与多杰啦同在TYC中央执委，我是中央执委中最年轻的成员，总是和其他成员产生争论。多杰啦并不总是同意我的观点，但他总是有他自己的方法让我得到公正的表达机会。在很多事情上，他都是一位稳健温和的人，正是由于他稳健踏实的影响力，使得TYC即便是在最动荡不安的岁月里都能运行平稳。然而，在需要求助于他的时候，他总能在面临艰难的选择和做出困难决定的时候成为值得依靠的人。
他在《知识》杂志以及后来在信息部（他开始在这个部任秘书，后来成为噶伦）的同事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公正而平易的领导人。他们和甘成吉松（Ganchen Kyishong）的其他人也都知道他是流亡政府中最为谦和而不装腔作势的官员。他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他从不试着把额前蓬乱的卷发梳平。他还因为穿着两只不一样的袜子（一只蓝的一只红的）进办公室而成为大家的笑谈，但是他自己却从来不会介意。即使是当上了噶伦，他也总要找时间和岗吉的汽车司机一起打扑克。我不知道在工作了一辈子最终当上噶伦赤巴之后，他是否放弃了这个业余消遣。我估计不会。
让他成为一名优秀领导人的不仅仅是他的诚实和公正。他还一贯善于倾听民众的意见，并将得到的信息结合到自己的工作中。在一个由大多数都是孤陋寡闻、不学无术、满嘴废话的如同赫尔曼•凯恩（Herman Cain）那样的右翼政客们组成的群体中，他是一个卓尔不群的例外。由于他带着真正的兴趣耐心地倾听来自图伯特境内的新流亡者的讲述，对于图伯特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岗吉这个圈子里是最见多识广的人：行政管理、政党机构、领导人个性等等。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组织也有非常渊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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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朗多杰（左）与作者嘉央诺布（右） |
在他最终成为噶伦赤巴之后，我觉得索朗多杰啦不仅可以用他的知识和忠诚，而且可以用他的坦诚与“犯言直谏”的能力很好地为达赖喇嘛尊者服务。尽管他供职于一个倡导“中间道路”的政府，但是他从未发表过任何接受中国对图伯特统治的言论，也从未以任何方式赞扬过中国在图伯特取得的“发展进步”（比如，铁路建设），而在他之后的很多其他噶伦则屡屡发表类似的言论。身为噶伦赤巴，索朗多杰啦也从未对让赞主张表示过反对。他相信让中国同意进行真正的谈判的唯一方法是对其施加足够的压力，而所有让赞的主张都是形成这种压力的来源。我不同意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但其中确有一定的道理。最终在屡次谈判失败之后，多杰啦站出来公开表示博巴们永远不应该放弃争取独立的目标。他在若干次由“自由亚洲电台”（RFA）主办的讨论中一再重申了这个信念，我也参加了这些讨论。他是一名忠诚的政府官员，同时也是诚实的和勇敢的人。在他去世前几天，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去他在西达巴瑞（Sidhbari）家中去看望他。多杰啦告诉他，病痛让他苦不堪言，但是他并不害怕死亡。索朗多杰啦于2012年12月30日与世长辞。
*文殊菩萨的火焰之剑象征着斩断愚昧、冷漠和恐惧的锁链，让一切获得解放。
【译注】
[I]《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1号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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