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RROGANCE OF TREASON
PHUNTSOK WANGYAL & HIS ADMIRATION
SOCIETY-IN-EXILE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原文发表于：
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4/04/03/phuntsok-wangyal-and-the-arrogance-of-treason/
佛陀和耶穌都曾經說過，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臉，就將右臉也伸給他。但是，迄今為止也沒有人曾經說過，如果有人強暴你，你容忍強暴者并且對他倾注愛意和贊許也是一件正當的事情（请原谅我以此为例）。
那么為何這些天來流亡政府（CTA）和其他流亡團體都對巴塘人平措汪杰的去世給予了如此多的哀悼？且不管他是一位多么“迷人”的人、多么“優秀的共產黨員”或是“達賴喇嘛的朋友”，博巴們必須記得汪杰是中國軍隊入侵圖伯特的時候走在前列的大人物。他不是字面意義上所說的中立的或被動的“向導”，而是親身介入了入侵圖伯特的籌劃和組織，在他的自傳中對此都自證其實。事實上，他承擔了組織騾子和牦牛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通過康區運輸物資的關鍵任務。如果沒有這些運輸，連入侵行動都難以進行，因為當時汽車公路尚未建造。
我無意為這個妄自尊大、自欺欺人和頭腦簡單的可憐蟲訴諸任何筆墨。對于我們的文明所遭受的摧殘和我們的人民所遭受的超過百萬的生靈涂炭，他都难辞其咎。這實在是令人沮喪。不過不管怎樣，還是有資深印度記者和圖伯特的友人維賈依·卡倫蒂（Vijay Kranti）在“故鄉網”發表了一篇出色的文章《另类悼词》“alternate tribute”，反駁了達蘭薩拉在這個問題上的“奴性思維”。這絕對是一篇值得一讀的文章。
我在此給諸位提供一段我八年前的一篇文章的摘錄，這篇文章由四個部分組成，內容有關圖伯特語言的現代化問題。我想這段文章（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為平措汪杰的叛國行為提供一個政治心理分析，當然同時還針對他的那些當今崇拜者們为他进行的可笑的“偽理智”（ pseudo-intellectual）和“偽革命”（ pseudo-revolutionary）的辯解。
“最近出版的，由梅因戈爾斯坦主筆的平措汪杰傳記《圖伯特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上堪稱是一部為左派分子歌功頌德的‘圣徒傳’，盡管行文風格比較低調。其中并沒有對平措汪杰的性格和他背叛祖國和同胞的動機進行認真剖析。事實上，貫穿全書的是一種親密的感覺，因為戈爾斯坦一直稱平措汪杰為‘平汪’，而這是在家人和朋友之間使用的愛稱。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民族主義者、詩人、科學家以及達賴喇嘛的朋友（達賴喇嘛稱他為“忠心耿耿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是一位殉道者——主要是由于試圖拯救圖伯特人民，而被偽馬克思主義者陰謀構陷遭受了長達18年的牢獄之災。此書并非一部非常高明的著作。《紐約書評》登載了一篇不乏溢美之词的評論文章，在文章的結尾，作者喬納森·米爾斯基（Jonathan Mirsky，中文名梅兆贊）指出：戈爾斯坦和他的合著者，……‘沒能看出平汪以忠誠的列寧主義方式支持中國在西藏的權威本身所蘊含的諷刺意味，其實當時馬克思主义和列寧主義在中國已經日漸過時……’而‘……無論是平汪還是傳記作者們，都不愿意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是在以暴力為后盾的沙文主義統治西藏。’
“檢視平措汪杰的生平和思維模式，有助于理解在‘進步’和‘改革’的名義之下，有些人是如何地任由自己不仅仅是对一种语言而是对整个文化和社会造成极大伤害。汪杰是典型的这样一种干部，他研究并信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便是对自己知之甚少的问题也敢于信心满满地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
“有关于他的个性，一个怪异而富有启发性的例证是平措汪杰的煌煌巨著《天体新探：月球存在液态水》（外语出版社，北京，2002。在美国可以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免费获取）。汪杰从监狱获释后写作了这本书，体量相当巨大，用小号字印刷还长达500多页。他宣称此书是有关宇宙的科学论述，虽然参考了哥白尼、美国宇航局以及当代一些西方科学家的理论，但是最终导致‘证明’月球蕴藏液态水的思想‘有力武器’是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准确的说是他们的‘辩证法’。书名中对于‘液态’的强调有着有趣的象征意义。去证明月球存在‘固态’水或许更加容易一些，但是这样的保守和妥协是没有必要的。这种辩证法拥有足够的力量证明你想证明的一切。
“在谈话和采访中，平措旺杰一直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一切科学之母’和‘所有科学的终极科学’。无论现在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匪夷所思，他的这种想法的确是出自马克思科学专制主义的伟大传统。来自阿塞拜疆的半文盲农民、斯大林的首席农业专家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也曾运用过这一传统。他是‘斯大林自然改造大计划’（ The Great Stalin Pla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的始作俑者，这个计划实际上导致了苏联的‘大饥荒’。在中国，毛泽东的‘红色专家’和‘赤脚科学家’，在中国自己头号‘李森科式’的专家乐天宇的率领下，要求农民深耕（有时深达10英尺），并且进行‘龙鳞式’密集种植，还有其他一些疯狂行为。其结果是中国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死亡人数高达3000万至6000万。
“平措汪杰对宇宙的论述中充满了各种奇怪的和难以辨识的图表和表格，好像中世纪炼金术指南里面的插图，这些材料似乎更能揭示作者真实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和他的理论有关的科学信息。人们或许会觉得有必要对平措汪杰先生进行某种心理分析。甚至在经历官方的迫害、妻子自杀和自己深陷牢狱18年之后，平措汪杰对马克思、毛泽东和周恩来依然一片忠心。他这样表明自己的信念：‘无论发生什么，我一直坚定不移地相信，总有一天最高领导人会了解我案子的细节。我认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有关我过去所作所为问题上，我相信是汪峰和其他一些人对他们撒了谎。我一直抱有一线希望，期望有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明白我是无辜的并下令释放我。’
我必须承认，通过回想早年阅读过的一部政治小说中的类似描述，我也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汪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非同寻常的忠心耿耿。《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是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代表作，几乎直接取材于1930年代斯大林的那些审判秀，描述了对老布尔什维克卢巴雪夫（V.S. Rubashov）的监禁、审判和处决。尽管一个是小说，一个是真实生活，但是这两份回忆的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卢巴雪夫和平措汪杰对党和领袖的忠诚是何等地坚定不移，尽管事实上他们的领袖、党和信念早已残忍地背叛了这两位老党员。在卢巴雪夫的案件中，他到最后甚至承认了那些无中生有的罪行。汪杰没有认罪，而是采取了一个更加便捷的自欺欺人的行为——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那些小官员，而不是已经被偶像化的“伟大的舵手”本人。达赖喇嘛在《流亡中的自在》一书中，曾以赞许的口吻提到此事。乔治·奥威尔在评论库斯勒的小说时写道，他相信卢巴雪夫和其他类似的人“已经被他们所效忠的革命所腐蚀”，“对党的习惯性忠诚”已经摧毁了他们的道德和精神。
“库斯勒在小说中还暗指，如果卢巴雪夫掌权，也不会比那些现在迫害他的人更好——我想这个观点也可以稳妥地适用于汪杰。米兰·昆德拉在写到自己的童年时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总是把那些从政治犯监狱释放回来的人理想化。后来我发现绝大多数受害者也曾经是施害者。行刑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非常复杂。’汪杰固执的自以为是并没有因为18年的酷刑和单独监禁而受到损害——没有因悔恨而受到触动，没有因一点点怀疑而蒙上阴影——他引领敌对的外国侵略军进入他自己的祖国，也因此而对图伯特所遭遇的种族与文化灭绝以及正在遭受的压迫与剥削，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回到语言‘改革’问题上，或许应该注意，从保守的拉萨中心观点上看，平措汪杰、降边嘉措、喜饶嘉措和其他一些人都是主要是周边地区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强烈的（在社会、经济和语言方面）反对拉萨统治精英的倾向。尽管那些图伯特共产党人提出了‘改革与进步’等崇高口号，但他们的议程中很明显有相当大的报复成分。然而，唯一说不通的事情是，由于巴塘，尤其是安多地区，长年处于中国的行政管辖之下，我们的革命家们和他们的亲戚朋友，无论在早先遭受了什么样的不公与苦难，都无疑是由中国政府所造成，肯定不是来自于拉萨政府。
“有人或许从汪杰故作学术的姿态中，能隐约看到毛泽东的影子——这位乡村学者一生怨恨北京和上海的那些杰出作家和知识分子。或许这只是一闪而过的印象，但是毛泽东主义者，尤其是毛泽东主义的领袖们主要是一些乡土学者、二流诗人和落第文人，他们热衷于装腔作势到了让人难受的地步——从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到秘鲁的古斯曼，到尼泊尔的普拉昌达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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