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2012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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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儿童在达兰萨拉，摄于1961年 |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检视流亡博巴如何受到联合国难民署（UNHCR）所定义的“难民拖延综合症”（ protracted refugee
syndrome）的伤害。
由于达赖喇嘛尊者的领导，以及印度政府和2001年比兰德拉国王遇刺前的尼泊尔王室的慷慨支持，流亡博巴传统上与接待国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曾经走访过很多设在喜玛恰尔邦（Himachal Pradesh）的流亡博巴定居点，那些简陋不堪的办公室里放置的达赖喇嘛尊者与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在菩提树下的真人大小的画像让我深受感动，这幅画像象征着佛祖的教诲千年来把印度和图伯特联系在一起。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图伯特流亡者都曾经遭遇因中共占领图伯特而出现的屠杀和流离失所，他们的故事让我痛心疾首。我也非常钦佩我们的印度朋友对达赖喇嘛尊者所表现的高度尊重，同时感觉到照顾流亡博巴是一项神圣的托付。
博巴们在印度依然受到印度共和国的保护、教育和供给，达赖喇嘛尊者是印度最尊贵的积极参与各种事务的荣誉公民之一。但是，由尼赫鲁总理（Pandit Nehru）创立的陈旧的流亡博巴安置体系，已经不适应印度1959年以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人口和经济变化，也不能满足在流亡期间出生和长大的第三代流亡博巴的各种需求。
无国籍危机是所有困扰流亡博巴的种种障碍和焦虑的根源。由于中国不断增加在中印边界地区的军事压力，加剧喜马拉雅地带的冲突，这使得流亡博巴越来越容易受到伤害、越来越不受欢迎、越来越在政治上让人们避之犹恐不及。尼泊尔图伯特流亡基地的崩溃是对印度流亡博巴的一个警告：他们的明天将会如何？没有国籍就没有权利，没有权利便无法为他们身陷图伯特境内的同胞们有所作为，甚至自身难保。
难民拖延综合症
经历53年的流亡之后，流亡博巴们深受联合国难民署（UNHCR）所定义的“难民拖延综合症”（
protracted refugee syndrome）的困扰。一份由联合国难民署执委会提交的报告指出：“将如此多的人封闭在一个静止的状态中，其结果将导致生命的荒废和资源浪费……难民营可以在紧急时期拯救生命，但是，年长日久，这些难民营也同样会慢慢地磨蚀生命。一个难民或许可以得到援助，但这也让他（或她）无法享有那些应得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可以让他们成为一个社会中富有贡献和作为的成员。久拖不决的难民状态还会因长期的贫困空耗生命：没有收入和财产、在国家和社会体系中不能发声也没有权力，还容易成为敌对冲击的受害者……一直依赖外部援助的难民状态还会浪费接待国、捐赠者，以及难民自身的宝贵资源。有限的资金和日益减少的捐赠承诺只能拖延而不是解决这种状态。”
2012年5月，设在新德里的“防务研究与分析研究所”（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es）发表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题为《图伯特与印度安全》。报告作者访问了很多印度的流亡博巴定居点，并广泛采访了“藏人行政中央”（CTA）官员。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流亡博巴对印度心存感激而且人口不多，因此不会对接待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而这种现象在很多长期拖延的难民案例中是屡见不鲜的。不过，作者也注意到，“由于无国籍的压力以及坚守图伯特身份同时又不能作为自由人回归家园而付出的代价，使得流亡博巴一直生活在沮丧和疲惫之中。但是CTA却宁愿流亡博巴保持流亡或难民状态，他们认为如果放弃难民身份，则第一会对争取图伯特自由的斗争事业造成打击，第二会失去图伯特文化，第三会因为失去难民身份进而失去国外资金援助。”
沦为难民为了谁？
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些让超过10万的流亡博巴陷入无国籍困境的理由是否依然成立了。
关注点之一：流亡博巴必须保持难民身份才能支持争取图伯特自由的事业。众多的CTA领导人现在已经不再是难民，他们是加拿大、瑞士、美国或印度公民。那么相比那些生活在孟各（Mundgod）和克莱蒙顿（Clementown）的汗流浃背的贫穷商贩们，这些官员们是否已经不那么爱国了？这些商贩们手里持有的“RC”可只是连难民卡都不如的居住卡。那些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图伯特移民可以游说各国政府或者举行抗议示威。同挣扎在博卡拉（Pokhara）或是拜拉库比（Bylakuppe）的亲戚们相比，这些移民难道也不那么爱国，不那么“图伯特”了？2012年9月，在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访印期间，印度警察突袭了德里的学生公寓。这一事件令人痛心地显示了，生活在尼泊尔和印度的无国籍流亡博巴是何等的脆弱，何等的难有作为。如果是印度公民，博巴们便有合法权利举行抗议，便可以设法得到更多有价值的支持。图伯特的地位和因中国在图伯特高原大规模的军事存在而施加于南亚地区的政治和战略危险，对于印度要比对于美国或欧洲有更大的利害关系。
关注点之二：印度拯救了图伯特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而今天图伯特佛教已经拥有了全球性的信众。在印度的很多研究机构都设有很好的图伯特文化研究项目。但是由于没有国籍，图伯特教师和学生无法进入这些机构从事研究或得到深造。很多人迫切地希望移民西方，这又导致了流亡社会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的流失。西方大学的图伯特研究部门依赖分布于南亚地区的图伯特流亡社区进行研究和语言训练，因此在印度的图伯特流亡基地的衰落将会减少田野研究的选择余地，就像在尼泊尔已经发生的情况。（中国几乎不允许西方学者进入图伯特地区，而签证也只会颁发给那些与中共的路线保持一致的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对西藏的占领给西藏带来了利益，比如医院、公路、卡拉OK厅和军事基地等等。）至于那些移民西方的博巴，他们必须让自己尽快地适应一种异质文化，难得有时间去保护他们的语言和文化。
关注点之三：博巴们必须保持难民身份才能继续保有“外国的资金援助”。印度社会学者进行的大量调查研究证实，绝大部分生活在印度的流亡博巴都很贫穷，自从印度开始经济自由化以来，他们的经济地位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下降。相比其他难民团体所得到的援助，生活在南亚的博巴们得到的国外捐赠少的几乎不值一提，而且很多的援助项目都是短命的和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的。持续的依赖外国捐赠已经导致了一种——如尼泊尔的一位流亡社区领导人顿珠次仁（Dhondup Tsering）所说的——“pango心态；我们像乞丐一样，对于我们得到的任何东西都要感恩戴德，因为作为难民，我们无法自力更生。这对年轻人造成的伤害尤其严重，因为他们受过教育，他们希望去工作而不是去乞讨。”
洛桑森格先生还没有对无国籍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一再声明他不寻求图伯特独立，同时也没有显示任何迹象表明他在积极地为生活在印度的流亡博巴寻求获得国籍。这就使得流亡博巴面对极为困难的选择：回到图伯特就将生活在中国的铁蹄之下；留在尼泊尔或印度就要继续生活在贫困和无国籍的状况中，还会因为参加反对中国在自己祖国的暴行的公众抗议而遭受逮捕或侵扰。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博巴一直在说，他们感到沮丧和苦恼，他们不能举行抗议，但如果是在西方国家就可以。由于没有合法渠道移民，有很多人只好冒险去找那些活动在玛玖卡提那（Majnu ka Tila）或是泰米尔（Thamel）的后街背巷里的签证掮客，受骗于犯罪分子得到绿卡的承诺，而结果常常不是债务缠身便是身陷囹圄。
寻求庇护的地下交易
来自印度的虚假庇护申请的增长不仅损害了流亡博巴的名声，而且这个问题已经摆上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案头。最近在2011年7月，尊者在访问拉达克期间提到了这个问题。在以下这段视频中，尊者谈到了申请加拿大和美国签证中的欺诈行为，以及自己如何为此向美国驻德里的大使道歉：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像达赖喇嘛尊者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学者、作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竟然不得不为从事犯罪活动和谋取暴利的骗子们收拾烂摊子，这些骗子在试图欺骗美国领事官员和移民官员时滥用尊者的良好声誉。流亡博巴们渴望得到国籍从而获得安全与保护，骗子和窃贼们恣意利用他们的焦虑与脆弱从中渔利，这些人玷污了图伯特运动的形象和真实性，也更加削弱了所剩无几的国际社会对图伯特的支持。
住在华盛顿的一位美国退休外交官说：“人们对图伯特民众抱以很大的同情，但是在过去20年，很多持旅行或学生签证来到美国的流亡博巴刚一入境便申请庇护，或是使用伪造的文件，或是用这样那样的方式违反规则。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他们为何觉得有必要通过撒谎和欺骗的方式来到美国？这看起来像是（流亡社会）领导层的失败，当事情变得绝望的时候，善良的人也会做出坏事。”
假尼师索朗曲珍（Sonam Cho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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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朗曲珍 |
在广为人知的索朗曲珍一案中，这位“假尼师”损害了在美国合法寻求庇护的博巴的信誉。曲珍女士在2003年抵达华盛顿特区杜勒斯国际机场时，她持有的是被注明已经使用过的护照。她承认从尼泊尔的一个护照掮客手中购买了一本假护照，她后来在弗吉尼亚的一所监狱里被关押了6个月。关押期间，在一些图伯特支持团体和弗吉尼亚州民主党议员里克•波切（Rick
Boucher）的帮助下，她发起了一场颇为戏剧性的寻求政治庇护的活动。曲珍女士登上了《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她声称自己曾经是一名尼师，为了躲避占领图伯特的中国军队致命的酷刑而逃亡尼泊尔。最初，她获得了政治庇护并被释放出狱。但是，两年以后，美国调查人员发现她的故事是一个骗局，指控她提供伪证并将她列入在逃人员名单。
2005年3月24日，《华盛顿邮报》报道：“图伯特尼师是个冒牌货——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上周以伪造护照、伪造文件和提供伪证等罪名起诉31岁的曲珍……联邦官员说，生长在珠峰附近的一个图伯特村庄的曲珍编造了自己曾经是一名尼师的故事，这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最终让她在美国获得庇护……事实上，美国政府官员说，曲珍是一个伪造护照团伙的成员……曲珍从2003年起曾经在弗吉尼亚被关押将近6个月，后来下落不明。联邦官员说，他们相信曲珍一直住在纽约……人权工作人员和图伯特活动人士担心这些指控会导致美国忽视那些数以千计为躲避中国的宗教迫害而寻求庇护的人所遭受的苦难。”
索朗曲珍案所引起的公共关系上的尴尬局面，并没有阻止那些签证掮客们指使他们的客户去编造耸人听闻的遭受虐待的故事，但确实让美国的官员们心存戒备。2006年，一批寻求庇护的博巴刚刚抵达芝加哥奥黑尔（O’Hare）国际机场，就遭到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部门的拘捕，并被带上手铐送往伊利诺伊州的一座县立监狱，他们在那里被关押了几个月。参见：“Chicago’s New Asylum Seekers”
被Facebook曝光的案例
2009年，一名图伯特男子持印度护照从大吉岭飞抵澳大利亚，他告诉海关官员他来自一个有名望的图伯特活动人士家庭，这个家庭为躲避中国的迫害逃亡到了尼泊尔。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这名男子对难民甄别法庭（Refugee Review Tribunal）说：“如果我回到尼泊尔……我担心会被送交图伯特的中国当局。……如果这样，中国军队会把我折磨死。”
但是在移民官员检查了他的Facebook和Hi5的记录之后，他的陈述露馅了。这位寻求庇护的男子在这些网站的记录中有大量他在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一所学校中穿着校服的照片，以及和同学们一起进行体育活动和蹦跳的照片。在对这名男子庇护请求的回绝中，难民甄别法庭认为他的陈述内容“牵强附会并且有明显的欺诈成分”。
防务研究与分析研究所（IDSA）的研究还注意到在流亡博巴中出现的一种增长迅速的“绿卡婚姻”趋势。报告指出：“在摩洛甘济（McLeod Gunj），博巴们更倾向于同外国人结婚，尤其是西方游客，这些婚姻通常不会长久。婚姻提供了一条移民西方国家的渠道。”那里有数不清的故事讲述图伯特男子放弃自己的妻子儿女而同西方女人结婚，而在获得绿卡之后又同西方妻子分手。
难民的老套故事
“难民拖延综合症”的另一个症状便是过分依赖讲述自己的悲惨故事，这已经成了一种获取同情和推卸责任的手段，以及向捐赠机构寻求捐赠的模式。长期维持在印度已然过时的定居模式，还将图伯特难民刻意塑造成一种“穷并快乐着”的形象，这些作为歪曲了流亡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实际需要。对于那些已经在文化上同印度和尼泊尔社会融为一体的年轻人而言，这些做法尤为有害。“外国人”的身份让这些年轻人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蒙羞受辱。
南亚人权文献中心（South Asia Human Rights Documentation Center）新近发布的一份题为《印度的图伯特难民：同情的衰减与权利的丧失》（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Declining
Sympathies, Diminishing Rights）的报告指出：“图伯特社会牢固的文化传承——他们的认同、记忆和叙事——已经通过一种日益强化的‘宏大叙事’为世人所知。这种‘宏大叙事’重点强调博巴们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所遭受的苦难。图伯特流亡政府（TGIE）和很多受到国外协会机构资助的组织刻意地和有系统地建构了这种叙事方法。其本意是为了支持博巴和保护他们丰富的文化和传统，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这种‘宏大叙事’同时也压抑了个人体验的独立性，从而使得各种记述走向同质化。
“TGIE的官员表示对流亡博巴的经济状况感到满意。但是博巴们自己的看法则与之大相径庭。他们对自己贫困的经济状况表达了深切的关注。由于职业的不确定性和临时性，他们没有正常和稳定的收入。这要归因于他们的难民身份，人们普遍觉得获得国籍将会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1999年，在印度的图伯特难民的人均年收入是150美元，而印度公民是359美元）。
“除了不断缩减对图伯特难民的援助，印度政府近年来还似乎把目光投向东方，寻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或许会给印度的博巴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借来的土地和时间
2012年8月，西姆拉（Shimla）高等法院下达的裁决可能真的会给在印度各地靠开小商店和摆摊卖馍馍维持生计的图伯特家庭带来灾难。这个法院以“侵占土地”的罪名给居住在从巴克宿（Bhagsu）到图伯特表演艺术协会（TIPA）所在地道路沿线的210名博巴下达了驱逐令。在观光客和求法者的眼中，印度的图伯特社区或许看上去是繁荣和安全的，但是在一个资源短缺和人口过剩的时代，他们的谋生手段越来越岌岌可危。
图伯特正义中心（Tibet Justice Center）报告称：“作为‘外国人’，博巴们如果没有印度储备银行的许可就不能合法购置房产。由于通常而言申请许可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只有CTA的高官才会花时间去申请。绝大多数博巴根本买不起房产。即便是那些买得起的人也常常觉得把钱付给一个印度公民并以他的名义购买房产会更加容易……一旦，这位名义上的所有人断言自己拥有合法的房产所有权，则博巴们没有任何法律补救手段。”
没有合法所有权，那些佛法修习中心和寺院也得不到保护，2011年发生的噶玛巴法王的财产争议正说明了这一点。一项针对噶玛巴法王在喜玛恰尔邦所拥有的财产的官方调查驳回了所有违法指控，但是这一事件引发了各种荒唐的谣言，包括指责噶玛巴法王和他的随员从事洗钱活动和为中国充当间谍。
流亡博巴风雨飘摇的地位实际上给了中国间谍制造重大危害的机会，他们可以传播谣言、煽动暴力、引诱年轻人吸毒和犯罪、让来自图伯特的酷刑幸存者和其他新来的逃亡者闭口噤声。很多就他们在中国的监狱中所受到的酷刑和虐待提供过证词的新来的逃亡者说，他们从手机上收到过死亡威胁，而这些进行威胁的人对他们在德里、德拉敦或是达兰萨拉的行踪了如指掌。有人向印度警方报告了此事，而印度警方在印度和尼泊尔各地的博巴定居点都追踪到了这样的电话。这说明中国间谍在整个流亡社会活动相当广泛。
毒瘾与绝望
“难民拖延综合症”的另一个特征便是由于灰心和绝望而逐渐堕入滥用毒品和犯罪。最近几次去达兰萨拉时，我看到很多年轻的瘾君子昏倒在水沟里或是摇摇晃晃地走在摩洛甘济的大街上。由丹增色希（Tenzin Seshi）制作和导演的影片《Miliue仁波切：宝贵人生》（Miliue Rinpoche; Precious Human Life），记录了年轻的流亡博巴中滥用毒品的现象。他发现吸食海洛因成瘾的比例高的惊人，而且听到很多传闻说中国间谍——有时把自己打扮成僧人——在达兰萨拉把海洛因和针头分发给博巴。丹增说：“我制作这部电影是因为我看到了我们社会中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给达兰萨拉的卫生部送去很多拷贝，但是他们并没有采用这些拷贝。我曾经问过他们原因，我觉得他们真的应该严肃对待这个问题。我目睹了我很多在图伯特儿童村（TCV）的同学甚至老师，因为吸毒过量而死去。现在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愤怒的年轻人
“难民拖延综合症”的再一个普遍特征便是与接待国当地社会发生冲突。由于“外国人”的身份而被制度性地处于弱势和孤立状态，年轻的流亡者开始对接待国当地民众产生恐惧和怨恨情绪。因醉酒导致的酒吧争斗变成暴力事件，如果参与打斗的一方是难民，就会牵扯到政治和族群问题上。
1994年4月22日，一名加迪（Gaddi）男子在一次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板球比赛时发生的打斗中被一名博巴捅死。一群愤怒的民众杂碎了图伯特儿童村的门窗并烧毁了博巴的店铺。达赖喇嘛尊者说，为了防止未来的冲突，他要搬到德里或是班加罗尔（Bangalore）去。不过当地的社区领袖请求他留在喜玛恰尔邦。后来出现了更多的暴力冲突。1999年7月，一名年轻博巴在马纳利（Manali）杀死了一名印度学生，一群暴民随之焚毁了老图伯特市场的140间店铺。2005年5月10日，在迈索尔（Mysore）举行了一个大型群众集会，民众高喊反图伯特口号，要求印度政府驱逐所有博巴从而加强与中国的联系。2008年，由于当地媒体报道了在卡纳塔克邦（Karnataka）发生的博巴和印度人之间的斗殴和杀人事件，一群暴民捣毁了位于拜拉库比（Bylakuppe）的色拉寺（Sera Monastery）的窗户。
外来援助的利弊
看到这种让第三代流亡博巴痛苦不堪的间接伤害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年轻的博巴们成长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他们亟需得到一些新的选择和解决方案。桑迪•罗伊（Sandip Roy）在2012年4月写给《新美国媒体》（New America Media）的一篇文章中说：
“今天的年轻博巴已经不再像几十年以前的那些温顺的博巴一样，对于从新德里得到的粗茶淡饭和同情心存感激。而这个世界还依然沉迷在那种身着高贵的绛红色袈裟、永远逆来顺受的僧人的浪漫画面中。经过半个世纪的流亡之后，现在出现了另外一类博巴——他们灰心丧气，而且更加愤怒和好斗……温良宽容、循规蹈矩的形象在比佛利山会很受欢迎，但是这并不能给在无国籍的困境中长大的焦躁的年轻一代带来政治上的收益或是物质上的舒适。”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一个新项目承诺提供200万美元，用来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流亡博巴定居点进行有机农业和商业开发。美国副国务卿玛利亚•奥特洛（Maria Otero）说：“美国国际开发署预计，这个项目最终能够增加经济机会，从而鼓励年轻人留在定居点，并且可以增强社区间的联系和保护文化及语言传统。”（参见：“图伯特职业培养项目”）
但是，如果不能改变流亡博巴的“外国人”地位，这些旨在把博巴们留在老定居点的耗资200万美元的项目会有什么长远利益？那些受过USAID培训的年轻专业人员很可能不愿意留在定居点，而宁愿去班加罗尔或是孟买（Bombay）工作。再加上持有的“居住证”所带来的法律限制，很多人会想办法去西方国家。又由于持有“居住证”的博巴“缺少回归意愿”（意即容易因此遭到拒签——译者），很多人将会求助于签证掮客。
作为公民，博巴们可以成为印度佛教徒选民或喜马拉雅选区选民。而作为难民，博巴们只能越来越被看做是印度与咄咄逼人的中国关系之间的障碍。IDSA的报告指出：“我们进行的‘焦点团体讨论’（ FGD）几乎包含了来自各个阶层的代表——官员、学生（世俗的和寺院的）、僧侣、商人、教师以及普通博巴等等，这些访谈让我们相信现在博巴们不会对印度安全构成威胁。他们普遍拒绝把暴力当做斗争手段。他们对印度政府所给予的宽厚待遇深表感激和敬意。他们甚至乐于去印度安全部队服役。有些参加过1971年战争的人给我们讲述了他们的经历，有些人还谈到了‘蓝星行动’（ Operation Blue Star）。那些有见识的受访者甚至谈到在南亚国家间加强印度的外交努力从而反制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势力扩张。”
2012年9月，达兰萨拉的“特别会议”
CTA即将于2012年9月下旬在达兰萨拉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这是一个解决无国籍问题的适当时机，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问一问那些拥有印度或是西方国籍的官员们他们是如何获得国籍的？他们能否帮助其他人也同样获得国籍？
会议还应该就印度国籍问题进行一次公开讨论。有很多人觉得最好是成为加拿大或美国公民——就像很多CTA官员那样，而成为印度公民则降低了博巴的身价。在2011年接受《图伯特政治评论》（Tibetan
Political Review）的一次采访时，前噶伦赤巴桑东仁波切承认《图伯特宪章》承认双重国籍。因此，依照《图伯特宪章》，一位博巴可以取得印度国籍而同时还依然是“图伯特人”。
达赖喇嘛尊者不得不为那些在图伯特社会恣意妄为的骗子和窃贼们的行径向美国大使馆道歉，这一事件令人遗憾地证明了地下犯罪活动正在形成巨大的危害。对当前的危机视而不见会给尊者造成极大损害，同时也会伤害到那些帮助尊者建立起流亡社会的人，当然那些依然生活在中共奴役下祈祷尊者长久驻世的图伯特民众也会因此受到伤害。
了解更多有关寻求庇护和移民的资料信息
要了解更多有关寻求庇护和其他移民签证的信息资料，读者可以访问“图伯特正义中心”官方网站（www.tibetjustice.org/asylum）以及美国政府官方网站（ www.uscis.gov/ portal/site/uscis）。
若想获得美国《2011年图伯特难民援助法案》（US Tibetan Refugee
Assistance Act of 2011）的有关资料信息，读者可以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相关网页（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z?c112:H.R.699:）。这项法案规定“在三年时间内，为3000名符合条件的博巴提供移民签证，以帮助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居住条件过度拥挤的流亡博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