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嘉央諾布（Jamyang Norbu）
翻譯：更桑東智（@johnlee1021）
居美多傑啦（Gyurmey Dorje la）在對我最近一篇文章的評論中，問道：“你能否寫一篇文章，談論一下東南亞和中國的問題，以及噶廈政府對中國的綏靖政策如何讓我們錯失良機？”
1979年，我參加了德里的“3.10”遊行，我當時在為《圖伯特評論》（Tibetan Review）和《圖伯特簡報》（Tibetan Bulletin）拍攝照片。由於是20周年紀念，遊行中安排了一些比以往聲勢浩大的活動節目。新聞部還出版了一份特別紀念刊物。當然，那一天也有比以往更多的各種演說，就在聽一個冗長的個人講演時，我突然想到一個主意。
就在幾天之前，中國對越南發動了大規模進攻，主要是為了懲罰越南入侵柬埔寨並且推翻了中共的附庸政權（和得意門生）——通過大屠殺製造了臭名昭著的“殺戮戰場”的紅色高棉（Khmer Rouge）。我想，為何不帶領整個遊行隊伍通過越南使館門前，去顯示我們和越南站在一起並且譴責中國的帝國主義行徑？在演講和呼喊口號的過程中，我對馬努卡蒂拉（Majnukatilla）的博巴社區領袖嘉央次成啦（Jamyang Tsultrim）、圖伯特青年大會德里地區分會領導人以及Gyen Gose la講了我的想法。Gyen Gose la就是受人尊敬的Thupten Jungnay，他是一位流亡議員，也是一位不知疲倦、堅定不移的讓贊活動人士。他們都表示同意。
所以，在結束了（原先安排的）對中國的抗議活動之後，我們出發前往越南使館，那裡離出發地點隻隔了一條街，我們無需改變我們通常經過印度之門（India Gate）和康諾廣場（Connaught Place）的遊行路線。我趕在其他人之前去統治越南官員。他們很吃驚但是非常歡迎。人們在使館周圍發表演說，譴責中國的侵略並頌揚越南人民與圖伯特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使館工作人員還給抗議者提供冷飲。那天的天氣很熱。
1979年以後，尤其在90年代之後，隨著兩國商業關係的增強，越南與中國的關係有所改善。另一方面，由於兩國都對帕拉塞爾群島（Paracel Islands，即中國所稱“西沙群島”）和斯普拉特利群島（Spratly Islands，即中國所稱“南沙群島”）擁有主權，又給兩國之間的關係緊張提供了注解。1974年，中國與南越之間發生了一場嚴重的衝突，此後中國完全控制了帕拉塞爾群島（西沙群島）。1988年，中國與越南在詹森礁（Johnson Reef，即中國所稱“赤瓜礁”）歸屬權問題上爆發衝突。中國軍艦擊沉了越南給登陸部隊提供給養的運輸船，並擊斃了64名越南士兵。
2010年春天，據報導，中國官員通報美國官員稱整個南中國海都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範圍，是沒有談判餘地的，在國家事務中和臺灣與“西藏”同等重要。而越南則在2012年6月21日作出回應，通過了一部《海洋法》（the Law on the Sea），將斯普拉特利群島（南沙群島）和帕拉塞爾群島（西沙群島）都納入越南的司法管轄範圍。2013年5月，越南指責中國攻擊了一艘越南漁船。印度海軍應邀訪問越南，以及印越兩國在這些水域共同進行的石油開發都對這一地區緊張局勢的升級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讀者們想必瞭解，除了越南之外，其他東亞國家諸如日本、馬來西亞、汶萊和菲律賓都分別與中國存在領土爭議。
就在一個月以前（2月5日），菲律賓總統阿基諾就中國日益增長的侵略性領土野心發出警告。“他呼籲世界各國給予菲律賓更多支持，以抵抗中國對菲律賓附近海域獨斷專行的領海主權要求，並援引西方國家未能在1938年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反對希特勒對捷克的領土要求來作為對比。”
《紐約時報》提到的另一次這樣的類比，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於1月22日在瑞士達沃斯論壇（Davos conference）上發表的講話。他說，日中之間不斷增加的緊張關係類似于“一戰”前德國與英國之間的競爭。擅長集會演講的安倍先生說，在這兩個時期存在一種“相似的局勢”——相關的兩個國家之間都保持著密切的貿易關係，但是這種貿易關係又不足以消除兩國之間的戰略對抗。
日中之間的爭議在於另外一個群島——位於東中國海的尖閣群島（Senkaku），即中國所稱的釣魚島。在過去的幾個月，中國主要的宣傳機器《人民日報》通過發表“有關專家”的評論，質疑日本對迄今尚無爭議的琉球群島和沖繩群島所擁有的主權，根據是琉球王國在歷史上曾經一度向中國朝貢。
中國學者們類似的“修正主義”文章也同樣引起了韓國的關切。中國社會科學院2002年的一個歷史研究專案聲稱，在今天北韓和中國東北之間的一些地區曾經有一個漢人的王國，是中華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韓國和國際上研究高句麗（Goguryeo）歷史的專家指責中國政府，為了政治目的濫用歷史資料，並推測中國這樣做是為了一旦北韓的政權垮臺，可以為自己在這一地區占得一席之地。我甚至記得韓國學者在向媒體談起高句麗問題的爭議時，還拿中國吞併圖伯特作為參考例證。
幾個月前，中國軍艦在馬來西亞聲稱擁有主權的海域巡邏，全然不顧馬來西亞提出的抗議，並再次聲稱自己對整個寬闊的南中國海地區擁有主權。儘管馬來西亞在傳統上一直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但是有些專家指出，（中國方面的）舉動會引起吉隆坡方面的反抗——馬來西亞是東盟組織（Asean）中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因而可能使得領海主權爭議的格局發生變化。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的伊安·斯托裡（Ian Storey）博士說，“如果中國的這種現代版的炮艦外交政策持續下去，中馬關係很可能受到傷害。”
讀者們也或許所有這些動向都有所瞭解，也知道日本空前的軍力增加和美國正在日益介入在這一地區所有國家之間（包括印度）創建一個聯盟，來遏制中國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區咄咄逼人的野心。
我在此描述東亞地區的時局概況並非意在預測這一地區一場即將來臨的戰爭，或者展望“即將崩潰的中國”。但是，如論多麼謹慎，我們也可以確定地說，整個這一地區的地緣政治形勢自90年代以來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而且是有利於圖伯特的變化，儘管我們在這些變化面前沒有任何作為。
這並非是說，這些與中國存在領土爭議的國家會站出來支援圖伯特事業。他們不會這麼做，至少在政府層面上目前不會這麼做。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與中國保持著相當可觀的貿易關係，而圖伯特對於他們而言還遠沒有那麼舉足輕重。儘管如此，最近的事件還是給了我們提供了一個契機去接近這些與中國有敵對關係的國家，而我們也可以讓這些國家在對中國的宣傳戰中獲得一些優勢。
在臺灣、韓國和日本，有一些圖伯特活動人士和支持團體已經提出有關在圖伯特境內侵犯人權的議題，這些活動無疑是重要的。不過就事論事而言，從侵犯人權的角度去反對中國的擴張主義似乎不是行之有效的最佳方法。絕大多數東亞國家在人權問題上都各自的難言之隱，或是歷史的或是當前的。
東亞國家與中國的正在發生的衝突事關領土和國家主權。而圖伯特問題，正如我早先提到的，恰恰是被北京方面自己捆綁進這個更為宏大的衝突當中的。“據報導，中國官員通報美國官員稱整個南中國海都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範圍，是沒有談判餘地的，在國家事務中和臺灣與‘西藏’同等重要。”（見國會研究服務部政策研究報告，2011年1月12日）。因此我認為，提出圖伯特主權（以及中國對其進行的顛覆）問題將會有利於這些國家與中國進行的法律爭議，而且還可以讓這些國家的民眾瞭解中國是如何老練而無情地利用虛假的歷史資料來推進自己的擴張進程。
啟動這一努力的一個可能管道是（通過現有的支持團體）與這些國家的獨立學術機構和司法機關取得聯繫，並向他們提供有關資料和檔（諸如條約、護照、地圖和旗幟的副本），這樣他們就可以發表聲明和新聞公告來說明圖伯特曾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中國不僅對其進行了軍事侵犯和佔領，還逆向編造虛假的歷史事件來證明自己的領土要求。在斯普拉特利（南沙）群島、帕拉賽爾（西沙）群島、尖閣群島（釣魚島）和琉球群島問題上，甚至包括北韓的古代高勾麗王國等問題上，中國的所作所為與他們在圖伯特的作為如出一轍。
作為第一步，我們編寫了一本小冊子《圖伯特獨立的歷史事實》（Independent Tibet: Some Facts），目前有英語、印地語、博語和漢語版本，已經由圖伯特國民大會（Tibetan National
Congress）和圖伯特青年大會（Tibetan Youth
Congress）聯合出版。讀者還可以從Rangzen.net下載該書。我們當然還可以將此書翻譯為越南語、日語或韓語。不同於上世紀60或70年代，現在我們在世界各地，當然也包括圖伯特境內和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可以獲得很多資料，我們可以利用這些資料擴大我們的努力：可以圍繞圖伯特獨立和中國為了它的擴張或“生存空間”（ Lebensraum）政策而改寫歷史這個中心議題，組織研討會和展覽等活動，延續日本首相和菲律賓總統提出的有關世界大戰前奏的討論。我相信這樣的動議在所有這些國家都會得到支援。也或許甚至會得到一兩個國家政府心照不宣的支持。恕我直言，我們應該記住這些國家都在遭受來自中國的欺淩，如果他們試圖尋找一種適當的方法來換以顏色，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對於我們而言，至關重要的事情是能夠再一次在國際舞臺上提出圖伯特獨立的問題並得到討論。沒人知道下一扇打開的是什麼樣的門，又有誰能知道我們的鬥爭事業會面臨什麼樣的天賜良機？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這些努力能給圖伯特境內的每一位同胞帶來巨大的道義支持。
不用說，達蘭薩拉是絕不會打算抓住這個或任何其他這樣的時機。“中間道路”的教義明確要求不能給中國領導人施加任何形式的壓力。最近故鄉網（Phayul.com）上的一篇報導清楚地說明，甚至尋求“外部支持”現在都是被禁止的：
2月23日，三藩市報導：圖伯特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對居住在這個地區的博巴們說，圖伯特問題必須通過與中國的對話而不是尋求任何外部支持來獲得解決。這位現年78歲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回顧了他與已故印度總理尼赫魯在1956年和1959年代會談。達賴喇嘛說，“我記得他（尼赫魯）對我說，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同中國對話，而不是尋求外部支持，包括聯合國。”
不要“外部支持”、不要施加壓力、不要實施制裁、不要抗議和抵制——這些就是構建“中間道路”低聲下氣的宿命論戰略的最主要的幾塊磚瓦。這些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禁令。達蘭薩拉積極地反對所有抵制北京奧運會的號召，反對2008年“向圖伯特自由行進”活動和每一個抗議活動，甚至反對那一年發生在拉薩的影響深遠的起義。更早一些時候，總理桑東仁波切甚至號召博巴們，在中國領導人訪問美國、歐洲和印度期間，不要組織和平抗議活動。
我們當中所有意識到一個重大機遇已經來臨的人，應該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們必須採取什麼樣的行動來克服官方的失敗主義並將讓贊鬥爭推向前進？我將會在我的下一篇文章中就此展開討論。
在結尾之前，我想就今年的“310”紀念活動說兩句。我聽說，在各地的博巴社區和組織中到處流傳著很多官方授意的“建議”，旨在調整慶祝和示威的內容——不再齊唱《奮起》（Longsho），不再打出含有可能“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內容的橫幅，不再呼喊類似“CHINA GO HOME”、 BHOD RANGZEN和甚至FREE TIBET這樣的口號。我希望這些都不是真的。萬一果真如此，我請求那些今年遊行的參加者不要理睬所有這些“建議”。如果有人來要求你不要呼喊那些老口號而是去呼喊“中國人，請與我們對話”、“不要民主，要共產”和“我們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等等的口號，那麼我認為一個恰當的、有創意的和非暴力的回應應該是，清清嗓子，優雅地對準他（或她）的臉啐上一大口。但是，拜託，不要訴諸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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